戎章榕

当晚下榻于绍兴饭店，得悉毗邻有范文澜故居。第二天一早趁离开之前，抓紧时间去瞻仰。

故居临水沿街，四周有新建的围墙和八字门楼，门楼上的“范文澜故居”牌匾是当代浙江籍书法家鲍贤伦题写。跨进八字门楼，一座坐南朝北的清代建筑，白墙黑瓦，三进平屋，占地不足900平方米。院内植有茶花、桂花等植物，衬托出清新、淡雅的意味。门前榔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书香诗风孕育负笈学子，经史纬文卓成一代宗师”，较好地概括了范文澜的生平由来和学术成就。

范文澜（1893-1969）， 历史学家。1898年至1906年，在私塾读书。中学毕业后，于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入文本科国学门。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曾任蔡元培私人秘书，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1月，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范文澜先生精通文学、经学、史学，毕生耕耘于史学园地，著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范文澜历史论文选编》《群经概论》《正史考略》《唐代佛教》等。

走进故居，室内并无太多老物件，主要是以图表、文字和实物构成了范文澜史迹陈设。首先来到小堂前，绍兴人称之为客堂、正屋，用于接待宾客。堂前悬挂着一副山水画，两旁的对联是“山静松声远，秋清泉气香”。这估计是后人布展所为，倒也符合主人的志趣。故居厅堂正上方，就悬有同乡著名书法家沈定庵“清白世家”白底黑漆的题额。清光绪十九年（1893），范文澜先生出生在绍兴府锦麟桥范家台门，锦麟桥范氏系北宋名相范仲淹后裔，范氏衣钵家风，素称“清白世家”。范文澜自幼接受传统诗书教育，虽然那时传统学术日渐式微，但他受传统经学的熏陶却未曾减弱。

史迹展从“清白世家，书香传人”开始，故居就我一人，安静移步、仔细观赏、陷入沉思……

范文澜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当属《中国通史简编》。主要表现在延安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本上。建国后长达15年的修订、重写，完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一至三册。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历史作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直至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尚在出版，是不是所见最新版本？我未加证实。但可以肯定，该书是迄今中国累计印数最多、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历史读物。

在玻璃框内陈列了三册绿皮略为泛黄的《中国通史简编》，封面上印有横排繁体字的书名、中国历史研究室编、新华书店发行等字样，这可能是建国初期的版本，岁月风尘显而易见。一旁有介绍：“1941年，《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次年又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册），《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下面是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中国通史简史》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这部著作得益于毛泽东的支持和指导。范文澜与毛泽东同庚，更因历史结缘。47岁的范文澜抵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交代他组织人员编写一本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字左右。受命著史，夜以继日。随后，范文澜拟就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最后放开了字数要求，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史书最高境界是史料与史识结合，寓识于史，识从史出。在中国史学史上，能够著成公认称道并传诵不衰通史著作的史家屈指可数。历史上，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谓成功的通史著作，因而名垂青史，并称前后“两司马”。范文澜既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

由于范文澜对传统经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在延安期间被邀请到新哲学会年会上作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讲演，讲演提纲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1941年延安《中国文化》上。毛泽东不仅亲临听讲，还写信给予热情的肯定。在故居就有陈列毛泽东给范文澜亲笔信的影印件：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在毛泽东看来，范文澜此举是中国人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当时，和国民党政治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相配合，文化领域大兴复古反动之风。因此，范文澜的课就具有思想斗争的意义。因此，毛泽东鼓励他把历史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至于信中“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则是毛泽东的自谦之语。毛泽东秉持的历史观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繼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始于1940年8月，经过两年多工作，《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近60万字）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毛泽东闻悉非常高兴，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为此，他还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endprint

范文澜的价值，不仅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还表现为在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4万多知识分子中，像他这样的旧国学造诣卓尔不凡的大学者能够抛弃自己过去谨谨守规的治学之路，转而谦谦于马克思主义，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够为灾难深重的民族找到一条出路。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能够有机融合的，是能够承担起改造中国民族精神的重任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抗战时期，会有那么多或受传统文化浸染或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多年的知识分子服膺于马克思主义，范文澜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整个史迹展给我最大的触动是这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以往耳熟能详的名言，我却不知道是范文澜先生的撰句。这既是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学术写照，也是他语重心长劝勉后人的治学经验。《中国通史简编》文字纯熟，有着中国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特点。尤其是文化史部分，更能显示出作者国学大师的功力。其文笔之炼达，亦绝非等闲之辈所可及。据范文澜先生的夫人戴冠芳同志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范老一直是坐在一条冰冷的无靠背的木板凳上著书立说，写累了就靠在窑洞的墙壁上休息一下，喘口气再继续写作。至此，我突有所悟，《中国通史简编》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平白无故的，成功的因素很多，其中一条严格要求，在文字上确实是很下功夫的。据范文澜的助手卞孝宣回忆说：“范老的著述态度极其嚴肃认真，每写一句，都要仔细斟酌，感到写得不好，就撕掉重写。他的夫人戴冠芳曾笑话他，抽了那么多烟，费了那么多劲，好不容易写出来，又一笔划掉，坐在一旁看的人，都觉得真可惜呀！”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不是摇笔即来，而是一字一句都呕心沥血。

1969年7月29日，一代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病逝于北京。先生去矣，而文章独树帜，品德世所罕的光辉一生，青史流芳。为了纪念范文澜先生，绍兴市政府在1993年修缮了范先生故居，列入绍兴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文澜中学。

临近出发的时间，在流连忘返中依依告别范文澜故居。在跨出八字门楼前，回首再度瞥见廊柱上的那副对联。在史学界堪称“一代宗师”的不乏其人，但范文澜成就在于“新”，这个新表现在第一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史观阐明全部中国历史，其意义不同凡响，不愧为旧国学传人，新史学宗师。参观时间虽然短暂，但在行旅中、归来后还在多次与范文澜先生作了跨越时空的交集，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敬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