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定金

文人书札谈稿费

在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的时候，编辑出版了一套四册的《岁月书香》，畅谈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第一册有一篇北大教授陈平原的文章《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

当年中华书局的老板是舒新城，文人学者寄给中华书局的信，大都是谈论稿件的，或自己推荐自己的著作，或他人推荐朋友的著作。陈平原文中说，三十年代王力先生两次去信卖稿，都被批“不收”，可见选题实在太不如人意，难怪被拒绝；不能因王力后来出名便指责书局当初之不收稿。有些书稿的确很有价值，书局显然是考虑销售不理想而拒绝。

川籍作家李劼人曾先后给书局老板去了十四封信，推荐自己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谈小说之好，谈规模，谈进度，谈什么时候可以杀青。希望老板能预支稿费，以便养家糊口，以便完成大著。对此，书局老板是认真对待的。

陈平原在文中感慨道：除了报人陶菊隐只求说“二十余年粗制滥造之作品”“即订成册”，不想取得任何报酬外，绝大多数作者卖稿是为了“救穷”。“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已经够可怜的了，更何况书稿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理解现代文人这种生存状态，你就能明白书局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巨大作用。不要说像对待刘大杰那样，允其“按月预支稿费百元，以维持生活”，以便摆脱俗务，集中精力完成《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即便像对待李劼人那样，及时支付稿费，使“写作小说极感兴趣”的作家不必为生计而转行教书，也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