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飞鹏

一

洪勲于1913年出生在被誉为“书画之乡”的浙江省浦江县，父母为当地较为富裕且喜爱书画的农民。浓厚的书画氛围固然给年少的洪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郑祖纬，是洪黝走上绘画的引路人。多少年后，洪勲还念念不忘当年的启蒙者：“郑祖纬是我姐夫的弟弟，从小聪明好学。他父亲郑一新是当地的著名学者，工诗文，善画墨兰。祖纬从小受到父亲严格的文化艺术教育，四岁能诵诗。他家在浦江新三郑村，离我家不远。我也喜欢画画，有事没事就往他家跑。跟在他的身后，听他讲历史掌故，民间传说，艺文逸事。他画画的时候，就给他磨墨拉纸。他爱做大画，桌子不够大，就铺在地上画，一画就好几个小时，一笔一画，都很认真。祖纬非常用功，白天听课，晚上常常画到深夜。近代吴昌硕、任伯年，古代的粱楷、徐文长、石涛、朱耷等大师都是他学习的对象。我完全是跟着郑祖纬出浦江的，在杭州有些时候我们还同住一床。他的早逝对我艺术上来说损失是很大的，他是在我快毕业的那个学期生的病。”

从小看郑祖纬作画，相当于老师课徒示范。通过示范来催化学生心性的体悟和感受笔墨隐秘的语言，尤其是写意花鸟画，直观的示范比抽象的语言文字更易为习画者感知和把握。

郑祖纬早洪勲半年人读国立艺术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后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师承潘天寿，专攻写意花鸟画，毕业那年得伤寒去世。受郑祖纬的影响，洪勲于1928年秋季人读国立艺术院专门部绘画系。在艺术院学习期间，课上受潘天寿等老师的教诲，课后又受亦师亦友的郑祖纬影响，洪勲在艺术院度过了最好的学习期。受潘老影响，洪勲也喜作指画，所作石头兰草深得潘老余韵。1933年秋毕业时，潘天寿在他的毕业作品《松石图》上题曰：“石涛上人为清代用墨之善变者，钦臣仁弟此帧顿得其韵致。”喜爱之情由此可见。至今，我们还可以在毕业册上看到这幅作品。

毕业后，辗转在浦江、诸暨、杭州等地中小学教美术。从留存至今的作品看，如他画于1948年的《吴昌硕诗意》，纵笔奔放，笔迹爽劲，松动有致，颇得缶翁遗韵。落款也是用笔肯定，线质干净，笔画欹侧，有寿师遗风。这个时期留存的作品还有《疏落两杆》《百虾图》，指墨画《柳荫水鸟》《荷虾》等，看得出潘天寿早期写意花鸟画的特点。

1951年奉命调往淳安中学任美术教师直至退休。在偏僻小县城教了一辈子的书，画了一生的画。毕业于国立艺术院，得潘天寿等大家的亲炙，既出生在一个好的地域，又遇见一位“明师”，这是一个画家一辈子的幸运。当在浙江美术馆欣赏着他那些被美术馆收藏的花鸟画作品时，不自觉想到了陈子庄、黄秋园、朱豹唧，甚至黄宾虹等画家，他们都有着较为相近的艺术经历，生前寂寞孤独，不为世人所重，身后倒是不断被人纪念与消费。在“画以人贵”的社会观念下，加之传统国画笔墨的隐秘性，这样的个案在以后的社会中仍然会成为一种常态。

二

初次见到洪勲先生写意花鸟画作品的时候，我刚刚师范毕业分配到排岭镇（即千岛湖镇）教书，我清楚记得是1988年，洪老师已经退休12年了。

因任教美术课，自然对小县城的美术有着强烈的了解欲望。那时排岭镇美术作品常年展示的有两块，一块是百货商店货架上挂着的广告装饰画，它是由县城活动能力强的绘画爱好者绘制的；另一块就是宾馆饭店的大堂、餐厅布置的国画作品。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县城大大小小的公共场所，都展示着一位山水画家和他弟子们的作品，他山水、花鸟、人物兼备，色墨交融，尤其擅长巨幅构图表现，非常适宜公共场所的展示。当时，洪勲的花鸟画作品在小县城的公共场所极其少见，依稀记得在中心十字街的淳安宾馆住宿登记处窗口上方，挂着一幅口、有四尺对开横幅的水墨迎客松，粗头乱服，枝干粗粗细细，枯枯湿湿，似像非像，总觉得没有那位山水画家的迎客松造型来得挺拔有力、浓郁苍翠，因没有人我的眼，也没有去注意作者是谁。后来，是他的一位早年学生告诉我，这是洪勲老师唯一一幅展示在公共场所的作品。

之后，认识了一位画西画又喜爱书法国画的朋友，他家里挂着一幅洪勲先生的花鸟画《三清图》，画的是红梅、竹子和松树。粗粗一览，画面顿有民国时候的调调，轻松随意自然，没有故意造作之感，也没有西画讲构图求色调的视觉冲击力。明友介绍说，洪黝先生早年毕业于国立艺术院，他的花鸟画以梅兰竹菊为主，画得很传统，但缺乏创新能力，他的书法也不是很好。我看了看先生的作品，也比较同意明友的观点。洪先生的书法落款歪歪扭扭、大小参差，如乱石铺街，全没有我在硬笔书法盛行时期所感受的端庄规整之美。

三

真正见到洪勲先生的时候已是两三年之后了。

当时，随著工作渐入角色，我就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到教师进修学校画石膏。一群相对比较年轻的人，汇聚在教师进修学校画石膏，或是水粉油画风景临摹，临摹的书籍也以美院出版的考学书籍为主，或是从报刊上剪接装订而成的名家作品。当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观念：没有好的素描基础，其他绘画是很难提高的。因此口、要素描画好了，基础打扎实了，其他绘画都能画得好。

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还在读高中的王犁，他口、要一到周末就到教师进修学校画石膏像，准备美术考学。他看到我房间里挂着几张涂抹的国画习作，就说要介绍我认识一个画花鸟画的美院毕业退休老先生，要想请他画张画，就顺便带点好的安徽宣纸请他画，先生说好的宣纸更能画出好的笔墨效果。王犁带我去拜访洪勲先生的情景，现在已经很模糊了。随后，他去杭州学画考学，我就在周末空闲的日子里单独拜访洪勲先生。先生见面总是乐呵呵的，笑脸常开，说话声音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多，更多时候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十分随和温暖，就如家里的一位仁慈的长者，非常有亲近感，这成了我常常去的缘由。后来，我还专门问过王犁，当年在县城接触过的画画老先生中，你怎么唯独与洪老师保持了20多年的交往。王犁说，洪老师的随和、亲近、实在、不事张扬的性格，以及多年看他画画聊天的情景，养成了不自觉去走走的习惯。

在和先生交往不长的日子里，更多是看他画画，也曾尝试临摹他的花鸟画。他示范送给我的写意花鸟画看似简单不繁，但用笔极其干脆简练，粗细、长短、枯湿、快慢都在一笔中完成，尤其他那不快不慢的用笔，看看平易，其实很难把握。当我把笔慢慢在生宣上运行的时候，要么枯得把笔都画成了扁平状，要么湿湿地成了一块墨猪。在洪老师手下听话自如的毛笔，到了我手中就成了难以驯服的野马，很难掌控。于是，口、能到《芥子园画谱》或是花鸟画技法书上依样画瓢地临摹一些低层次的花鸟画，去请他指点。他也总是耐心地根据画面问题仔细讲解，从来没有因为画得拙劣或是时间长，而显得不耐烦。每次口、要看着自己那浮烟涨墨，赢弱的线条，再看看洪老师那爽利、干净、松朗的线条，慢慢失去了画画的耐心。

洪勲教过很多学生，后来爱好画画的也很多。如曾经担任过淳安县美协主席、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的刘永航老师，县印刷厂的美术设计师傅明元等。他们初中时期受洪老师的绘画影响，在后来的生活中生根发芽，慢慢喜欢上美术，一个画山水，一个画西画，并始终保持着来庄。业余请教洪老师的人就数不胜数了，如已是83高龄的胡则周老师，独好写梅，曾出版《百梅诗意图》。他说：“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调入县城教书，工作稳定后就开始画国画。那时洪黝老师就住在学校附近，课余我就常常去看他画画、聊聊天。因时间有限，又好梅之品性，就只喜欢画梅花。现在看来真是一件遗憾的事，假如当时能够多向他学习，各种题材都上手画画就好了。他画画用笔很慢，不急不忙，從容不迫。特别是勾花瓣的时候，笔力遒劲，圆中有方。这种大写意花鸟画，看看容易，学学很难。”王犁自从小学时一次画展的奇遇，就迷上了水墨画，是一边看着洪老师画画，一边长大的，直到中国美院毕业。他称自己虽然没有向洪老师学过什么绘画技法，口、是喜欢去他那儿听他聊与美术有关的事，在他那儿知道了美术学院、中国画、潘天寿等等。

至今令我纳闷的是，在县城众多美术爱好者中，很少随洪老师学习写意花鸟画的。或是如我等感觉写意花鸟画难学，不知其笔墨的价值，知难而退；或是认为写意花鸟画没有山水画、西画等其他画种深入表现生活的能力；或者是在“双为”方针的影响下，写实成为主流时风，写意花鸟画忘形得意，抒发心境，难可以形器求，自然不被时风选择。

当年，作为县美协会员的洪勲，对美协组织的展览也积极参加，每次接到展览通知，他总是根据展览要求认真创作、题款，所作的题材也尽量贴近展览主题。如画于1992年的《延安精神永存》，画了一株顶天立地的松树，在掩映的松枝之间，依稀画着若隐若现的延安宝塔山，落款为“延安精神永存，纪念毛主席在延安发表讲话五十周年”，是他为数不多的主题性绘画创作。记得有一年，杭州市举办七县一市风情画展，县美协组织大家踊跃参加，西画、水彩、国画都有，然后还组织会员在教师进修学校画室里进行作品观摩会。其时，年近80的洪勲老师，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拿着作品，翻山越岭，来到坐落在山旮旯的教师进修学校，参加作品观摩会。

我在编成《洪勲先生年谱》后，为不断修订完善，凡是和洪勲先生有关的人和事我都特别留意，认识了洪老师当年教过的许多学生。他们对洪老师有着相似的印象：“洪老师为人低调随和、与世无争，口、有那几笔毛竹和虾公公画得还好，其他的画不行，书法也不好。”纯正的传统绘画，本身就是阳春白雪，没有深入的体验和修为是很难认识和接受的。遥想欧阳文忠也曾有过艺术不被百姓理解的苦闷，写下“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的诗句。沈括面对“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在《梦溪笔谈》中引用文忠所述，以证“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所以，历代大家所遇到的，洪勲也同样经历过。不同的是古代名家尚可在画论中发发牢骚，普及文人画常识，自证高明，底层如洪勲这样的人物，没有表达的平台，知者更寡，唯有低头隐忍前行。

洪勲所处的时代，长期处于国力赢弱、经济凋敝、科技落后的状况，由此引发文化与艺术上的不自信，又历经文革，传统文化艺术不被理解与尊重。特别是到了“八五新潮”，渴望进步、追求创新成了那年月人的主要想法，画“四王”或是画披麻皴也被认为是落后、守旧，更多画家是截取一种树法或是皴法等语言符号，然后用西画的形式构成进行水墨画创作，传统绘画的笔墨早已不再，“以书人画”仅仅留存在口头上或是字里行间回响。

回头翻阅洪勲画集，他一生中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恰恰都出现在1980年代，所画的题材也以梅兰竹菊为主，不似西画所追求的题材多样性和创作性，凸显了传统绘画着眼于意和线条的表现力，有着千笔万笔皆为“一笔”的绘画意识。

四

记得1991年春，我去洪老师家请教国画，适逢杭州画家郑宗修来看望他，听说洪老师年近80，欣然挥就《松芝图》以庆先生八秩寿辰。他欣赏了先生创作的书画后对我说：“洪老的字和他的画很相配，有很高的修养。”他在《怀念洪勲先生》一文中回忆了洪勲的品性及其艺术特点：“对洪老的作品如果不认真研究，是极易等闲视之的，只有长期的交往，仔细观摩，才逐渐有所体会。洪老画画很勤奋，用纸也不讲究，没有严格要求，他那种随意笔墨，挥洒自如的中国传统画风，是长期磨练才逐渐形成的，洪老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惯用的手法是奔着一丝不苟、落笔不改、画上算数的严格要求进行的，我看他作画时，一笔下去不够准确，也是抱着随它去的态度，不作改动，但画着画着，整体感告诉你这不失是一幅好作品。他的画，画得松、画得生动，这是与洪老的艺术修养和素质分不开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关于洪勲的书法，王犁在《排岭的天空》中做了详尽叙述：每次去，都会看到他在临帖，一叠四尺六裁的宣纸，已经写了无数遍，直至写成黑纸，接着再一遍一遍地用水写，后来才知道洪勲先生这个节省材料的方法是受老友余任天影响。过年的时候，画案上会多一盆水仙，这些细节，每每让初到县城的我感到新鲜。洪勲先生说：“画画不一定每天画，但字一定要每天写。”他主要是临王羲之的草书《十七帖》，有段时间还临过祝枝山的草书，记得1980年代后期《书法》杂志上刊登过一期文徵明的小楷，他也临过一段时间。他还告诉我，练习的时候毛笔可以挑差一点的，增加控制毛笔的难度，等到正式用的时候，用好笔会更顺畅，就如练武的人腿绑沙包，取下即可健步如飞。

今观其书法，线条遒劲，笔迹磊落，注意敧侧、疏密、大小、参差的安排，且笔笔到位，笔势连绵。给人以率真、朴实，不作惊讶之举，极易被人忽视的，但若细细品之却是人于规矩又出于规矩，和他的写意花鸟画相得益彰，十分协调。中国美术学院花鸟画家范晓文欣赏了洪勲的写意花鸟画后说：“这样的笔墨气息，放在现今中国美院教师作品当中也是毫不逊色的。”

2012年，学生王犁把自己珍藏多年的10幅洪勲作品捐献了出来，经浙江美术馆艺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被浙江美术馆收藏。

鉴定会上，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花鸟画教授朱颖人看了洪黝的画后认为：“老国立艺专毕业的洪黝先生，受潘天寿、吴茀之等老一辈的熏陶，笔墨中流露出的是传统绘画的正咏。”中国美院史论系博士生导师任道斌教授说：“一个艺专毕业的学子就像一颗种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芽成长，然后又生生不息地影响后来者。洪勲先生的学生王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王犁没有直接画花鸟画，但正是因为有了洪勲老先生的影响，王犁才选择绘画，并深深影响着他的绘画态度，其中都是有因果的。”

如今的画家，拥有着舒适宽敞的画室，精良充裕的绘画工具，迅捷的交通和美术信息，更有高清原大印制的历代仿真名作，常年可以参观从当代到古代的中外美术展览，应接不暇的参展活动，甚至在敞信敞博中随时随地刷刷躲也躲不过去的存在感。回望洪勲的艺术生涯，在动荡的年代，正是那一份平静、淡泊、寂寥，不为时风和政治气候所影响，在老天赐予的无奈困境中，挥写着内心的笔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