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评

议题的开展，是跟文献取舍共始终的。从文献的鉴定、征引，到成说的可否斟酌、到立说的依违述作，到探论的择精语详，在在面对选择与取舍。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面对很多文献，只要够认真，够努力，想要多少数据，都可以从网络上找得到。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怎样做取舍，哪些要？哪些不要？趋避取舍之际，大抵是以问题意识为依归。取舍，攸关眼界识见，更关乎学养和裁断。

一、 方法论的三大任务

无论治学或写作，都必须讲究方法论。方法正确，可以爱日省力，效率昭著。假如方法偏差，甚或昧于方法，将会事倍功半，陷于迷思。劳思光提示治学的方法论有三大任务，写作亦然：

确定语词之义界，考察命题之真伪，达成推理之明确，为方法论之三大任务。（劳思光《思想方法五讲》第二、第三讲）

台湾大学文学院前院长侯健，翻译《柏拉图理想国》，《译者序》谈到“苏格拉底的坚持”：发言者所用的一般名词，一定要“先加严格的界说”，犹如孔子的正名。西方治学的特色，就是从这里起源的。他说：

柏拉图理想国（Plato and Politeia Republics）中，采对话体，行辩證法，苏格拉底坚持：发言者一定要把所用的一般名词（general terms），也就是抽象观念如是非、善恶、专制、民主一类的字眼，先加严格的界说，或者说是如孔子所要求的正名，俾能对这类名词，在事先获致共同的理解，以免各说各话，葫芦丝瓜，缠绕不休。他是绝不肯接受诐辞遁辞的。这种抽丝剥茧，着眼大，而下手小的辩法，正是西方治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