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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李思纯及其文化史观

2017-07-29周龙飞

书屋 2017年7期
关键词:史学文化

周龙飞

李思纯为民国时期的一名非主流史家,治史领域甚广,对蒙元史、中外关系史、民俗史、地方史、兵制史等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著有《元史学》、《江村十论》、《成都史迹考》、《大慈寺考》、《中国民兵史》、《学海片鳞录》等。《川大史学·李思纯卷》把包括李思纯在内的何鲁之、刘掞藜、周谦冲、束世澂等川大学人定位到“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一批学人之中,并归纳这批学人具有相似的文化观念和史学观念:“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

一、李思纯的生平与著述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1893年出生于一官宦人家,自幼熟读诸子百家。中学时曾受到过史学家张森楷的教诲,初开史学门径。民国初年,李思纯学诗于四川大儒、著名诗人赵熙,被后者赞誉“年少俊才”。五四运动爆发后,李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文章,倡导文学改良和新诗创作。

1919年秋,李思纯与李劼人、何鲁之等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李思纯进入巴黎大学主修文学,兼及史学。他在随巴黎大学历史教授瑟诺博司学习史学研究法期间,深受其影响。后来将法国史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法文版全书,参照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并介绍到国内,“是为国人最初介绍西人治史方法著述之一”。1922年,李思纯迫于经济压力转入柏林大学读书,其间结识了陈寅恪,此后两人常有诗歌唱和和学术切磋,“相交近四十年”。

1923年初,李思纯回国,在吴宓介绍下被聘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法文及法国文学教授。授课之余,他常在《学衡》上发表文章和诗歌。他曾发表《论文化》一文(《学衡》第二十二期),成为我国学界较早传播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学者之一。李思纯因投稿《学衡》而与吴宓结识,两人多有诗歌唱和,因观念相近、意气相投,而成为终生挚友。李思纯因多赞同学衡派的思想主张,且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不少文章(以诗文为主),又与学衡派主要成员吴宓、柳诒徵等人交往密切,而多被学术界认为是学衡派的成员。在李氏晚年,还为此遭到猛烈批判。

1925年,李思纯经友人介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预科任教,同时担任北京国立编译馆编译。在此期间,李思纯交友颇多,又得与老友陈寅恪、吴宓相见,并谒见了国学大师梁启超和王国维两先生,“皆甚重之”。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其名著《元史学》,此书出版之前得到史学大家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朱希祖等人的审订。该书主张引用域外新材料以补订国内研究之不足,采用西方新史体来改造元史,这就打破了中国传统元史研究重中国、轻域外的局限和旧史体的束缚,从而给元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李思纯返川后,执教于成都师范大学和成都大学,并开始卷入地方政治。“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李思纯奋笔疾书而作《中国民兵史》(未刊),追述我国历代兵制,尤重探讨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及其沿革损益,力倡建立现代兵制以御外侮。

1936年,李思纯担任西康建省委员会顾问,在西康考察期间,写有《康行日记》,记载了西康建省的经过和他在那里的生活情况,是研究当时西康社会的珍贵史料。同年,他撰写了《成都史迹考》一书(未刊),该书是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成都建城史的著作。抗战全面爆发后,李氏仍任教于四川大学。1941年,李思纯任川大史地系主任,由于日寇飞机轰炸成都,李氏举家随川大迁往峨眉山。

抗战胜利后,李思纯以西康省国大代表身份于1946年两赴南京参加“制宪国大”,期间写下《金陵日记》。《金陵日记》既记载了李氏亲历制宪国大会议的内幕纷争,又有会议之外的种种活动,从中也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段心态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次年,由于政治问题,李思纯被川大解聘。

1951年李思纯在重庆“革大”学习改造,年底被分配到四川文史馆任研究员。五十年代,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民俗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上,著有《江村十论》和《大慈寺考》(未刊)两书。《江村十论》是十篇学术论文的合集,《说歹》、《说站》与元史有关,《说殉葬》、《唐代妇女习尚考》、《说民族发式》、《灌口氐神考》等篇则是考辨丧葬、妇女习俗、民族风情、民间信仰等问题,考证严密,论述深刻。《大慈寺考》考证了成都古今第一名寺大慈寺的创建、扩建、变迁、毁灭与重建等情况,叙述了历代以大慈寺为中心的寺门集市、绘画艺术、画人传略、游览宴会、名僧轶事等周边状况,是研究成都城市史的重要著作。

1960年3月14日,李思纯因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六十七岁。留有遗著《学海片鳞录》一卷,“是李思纯先生生前读书札记的未定稿,1939年写于成都”。主要涉及历史地理、民俗学、语言學等领域,很是精粹。

1945 年吴宓《赋答李哲生思纯诗》曾称赞李思纯除了能作诗外,还“仙河传译美”(即《仙河集》,为李氏所译法兰西诗选集)、“史业名山富”,总结了李氏治学的两大领域和成就:史学和翻译。李思纯治学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轨迹,他早年求学主攻文学,兼及史学,但学成后治学主要在史学而非文学,成就亦以史学为重,文学次之。具体到史学领域,早年李思纯以翻译历史研究法和研究蒙元史而闻名于世。此后他继续从事蒙元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他开始注重中国兵制史的研究。从三十年代中期又开始注重地方史的研究。晚年的李思纯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民俗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上面。

值得一提的是,李思纯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注重地方史的研究,似乎受到了川大学风转变的影响。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带来一股注重实地调查的学风;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1927年李思纯返川后,执教于四川大学前身——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直至国立四川大学建立,其治学应受到川大学术风气的影响。“从1936年8月至11月哲生在康定期间,一是处理政务和宗教事务,筹划西康产业发展、交通道路等事宜;同时考察西藏风土民情和藏族人民交往”。所以李思纯赴西康考察不应简单地视为职务所需受到刘文辉的邀请而去,背后实有学术风气的影响。李思纯在考察西康期间写有《康行日记》,之后写了《西康建省的消极改善条件》等时政文章,并“积极参与康藏研究社之发起,义务为社刊供稿”,还翻译了法国传教士古纯仁对康区考察的著作《川滇之藏边》中的主要篇目,发表在任乃强主编的《康藏研究》月刊上。不仅如此,李思纯治史也具有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李思纯在西康考察的同年,他所著的《成都史迹考》被认为是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成都建城史的著作。从李思纯晚年所著的《大慈寺考》似乎也可以发现,注重地方史研究的治学取向一直延续到他晚年。

纵观李思纯一生,“虽曾置身政坛,但其主调是游心于文学,留意于学术,勤于思,敏于学,笔耕不止,死而后已,是一位值得后世尊崇的学问家”。

二、文化形态史观下的历史循环观

李思纯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很早就接触到西方各种史学思潮,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即为其中之一。1923年,他在《学衡》第二十二期发表了《论文化》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化发展的循环史观,成为我国学界较早传播斯氏“文化形态史观”的学者之一。

首先,李思纯指出文化大都是被战争摧毁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是循环的。在涉及文化发展是“进化为直线抑为循环”这一“西方哲学上最难解决之问题”时,李思纯不只是停留在哲学层面的理性推度,而是从历史经验出发:“其在西方,观于埃及、巴比伦、雅典、罗马;其在东方,观于长安、洛阳、金陵。吾窃有味乎盛衰起伏之理矣。”认为东西方文化发展是有着盛衰起伏的规律,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循环观。而盛衰起伏的原因主要是“摧毁文物主义”或曰“番达主义”,即战争破坏,如番达种人对罗马帝国文化的摧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以“文化循环人事倚伏之义”和“东西历史中番达主义之充盈隐现”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接着,他引法国哲学家拉郎德(La Lande)对进化论的质疑,来证明“礼俗、学术、道艺、政制之为物,古者固多不如今,而今者亦未必其胜古”;引法国史家吉梭的《欧洲文明史》对欧洲文化“发育滋长,实互相倚伏、互相影响”的论述,来证明“曰文化必死者,谬说也;曰文化不死者,亦谬说也”;对斯宾格勒的著作和观点则予以重点介绍,并认为斯宾格勒是“论文化之盛极而衰,衰极而亡,而持论最有力者”。李思纯通过列举东西方历史中文化灭亡的例子,认为文化衰亡的原因,“大都亡于番达主义”,“或由外力,或由内铄”。“外力者,躏于蛮族,践于戎马,而折其根株是也”,即外族入侵造成的文化灭亡;“内铄者,积腐生蠹,变革乘之,而形质顿易是也”,即腐朽而引发的变革造成的文化灭亡。

最后,李思纯运用“生、住、异、灭”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说:“今中国之文化,‘生于唐虞三代,‘住于秦汉,‘略异于唐宋元明,而‘大异于晚清以迄今日。其生也,或以为来自西域,或以为吾土所固有,故不必论。其住也,则两汉之间,人承晚周之学,经置博士之官,说文则卓然文字之源,政教则依稀三代之旧。固纯然中国文化也。其略异,则印度文化之输入,而唐宋以来抽象之哲理宗教(老庄清谈理学文辞),具体之实物表现(图画建筑音乐),无不蒙其影响。既此元则通中亚,明则通欧西,而地舆天算历法制造之影响尤巨。然宋儒理学隐承佛化,而终以孔、孟为依归。明人之研西学,则仅供知识之辅助,其于中国伦纪大义文字定则无所移易,但有宏通,故日略异而已,若其大异,则在今日。”

李氏对远古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做了一个分期,认为其起源于远古三代,直到两汉仍继承了晚周以来的学术、官制、文字和政教,此时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纯正的。但到了唐宋之际,随着印度佛教的东传,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愈来愈大,直至儒、释、道三家合流。元、明两代,欧亚东西交通畅通,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愈来愈大,但这只是中国文化的“略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并没有触动。而自晚清以来时局大变,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华文明开始落后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以致出现了文化的“大异”:“其初为物质之变,则制器尚象,坚甲利兵也;其第二步则政治法律也;其第三步则学说伦纪道德礼教也。”即器物、制度、文化三次变革。中国文化经历了“生”、“住”、“异”三个阶段后,第四阶段“灭”即将到来。

此时中国出现“新旧思想之冲突”,“此冲突蓋中国文化估定价值之关头,亦即中国文化之生死关头”,是“采取欧化之程准”,还是“保持旧化之程准”,这是“决定吾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之地位”的关键抉择。李思纯认为“中国文化既已根本动摇”,但不能如“过激派认中国旧文化为毫无价值,而以实施番达主义为必要”,而应该先要正确估定中西方文化的价值:“故国人之正确态度,当对于旧化不为极端保守,亦不为极端鄙弃;对于欧化不为极端迷信,亦不为极端排斥。所贵准于去取适中之义以衡量一切,则庶几其估定文化改正旧物之态度,成为新生主义之实现,而不成为番达主义之实施。”“‘精确估定价值而后确无可取,则拉杂摧烧以殉番达主义可也。”可见李思纯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警示国人要慎重对待中西文化,首先要正确估定中西文化的价值,再来振兴民族文化。

后来雷海宗、林同济等人运用“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探究,在抗战期间还兴起了以“文化形态史观”相标榜的战国策派,影响可谓盛极一时,但是他们也未能将“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很好地融合起来,战争结束后战国策派的声音很快便销声匿迹了。究其原因仍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影响面仍限于观念层面,如同鲁滨逊新史学派一样,最后都免不了被新一股史学思潮所冲淡而归于沉寂。”另一方面,正如任何史学理论都离不开其生长所特有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一样,文化形态史观也可能缺乏适合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一旦不能很好地找到它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契合点,便很难迅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二十世纪前半期,真正在中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实证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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