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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汉语姓名中的奥秘

2017-07-29芦笛

书屋 2017年7期
关键词:传教士音译姓名

芦笛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浪潮与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而由伦敦会派遣并于1807年抵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无疑是此中先驱。作为马礼逊的后继者之一,同样来自于英国的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于1847年抵达上海,此后长年投身于翻译、著述与出版事业。借助他在1867年出版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一书,以及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该书的中译本(赵康英译),广大中外读者可以了解到十九世纪初到1867年之间抵华的三百余位新教传教士的生平与著述概况。虽然二十世纪以来学界有关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层见叠出,引述该书者亦不胜枚举,但是该书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即书中记录的逾二百四十位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汉语姓名,却鲜受关注。

事实上,正如传教士所采取的其他本土化措施(说中国语、穿中国服饰等),他们的汉语姓名也是其融入中国本土社会的一个重要媒介。例如,“马礼逊”这个名字就巧妙地兼具了音译与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特点:它总体上是其英文姓“Morrison”的音译,但采用了常见姓氏“马”,并挑选了表达知礼和谦逊的“礼”和“逊”字。这与马礼逊本人对汉字的深入钻研不无关联,他曾在1815到1822年间出版过一部三卷本汉英和英汉字典。类似于马礼逊的例子,在对中国文化较有了解的传教士中间并不罕见。1833抵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曾在1848年出版汉学巨著《中国总论》,较为全面地向西方世界概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状。他的汉语姓名中,“卫”是常见姓氏,同时也是原姓“Williams”的省略音译;而“三畏”既是其原首名“Samuel”和中间名“Wells”的省略音译,也是源于《论语》中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的典故。以此观之,“卫”似也可以理解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过,并终因卫灵公好色甚于好德而失望离开的卫国。又如,1839年抵华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其汉名中的“合”既是姓,也有不违背的意思,与“信”连用,则有守信之意。1844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四美(George Smith),其汉名既是“Smith”的音译,也是汉文化中常见的“四美”典故,如《滕王阁序》中就有“四美具,二难并”之语。只不过“四美”的具体所指存在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其取名时的具体考虑已难知晓。从这些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传教士的汉语姓名有些仅与其原姓有关,而有些则与原姓和名皆有关。

不少传教士的汉语姓名即使不涉及汉语典故,用字也颇有讲究。上述的“马礼逊”与“合信”便是明证。在此不妨再略举数例。1830年抵华的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其汉名中的“裨”有补益之意,而“治文”则有钻研文辞或文化之意。1842抵华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其汉名中的“娄”既是常见姓,也是原姓的前半部分音译;而“理华”则既是其原姓的后半部分音译和原首名的省略音译,也有理解中国或中国人之意。1848年抵华的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其汉名中的“高”即是姓,但与“德”结合,则有高尚的美德之意。1858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顾惠廉(William H. Collins),其汉名中“顾”是原姓的省略音译,但也有反省的意思;而“惠”與“廉”则有宽厚与正直之意。前面提到的《名录》的作者伟烈亚力,其汉名中的“亚力”是其原名的省略音译,而“伟烈”则既是原姓的音译,也是褒义而有气势的汉语词汇。至于1856年抵华的中国传道会传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其汉名含义则颇为明了,惟须注意其立意乃在基督教,而非基于中国文化。与之类似的是1841年抵华的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和1845年抵华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耶伦(William Jarrom)。“波乃耶”中的“波”可视作一个不太常见的姓,但与“乃耶”组合,则有播散你的耶稣基督信仰的意思;而“耶伦”中的“耶”既可视作姓,也与“伦”(道理、义理)字一起,表示耶稣道理之意。

有趣的是,一些传教士的汉语姓名中的姓或名是明显源于纯粹音译,从而使整个汉语姓名在形式上就呈现“中外合璧”的景象。例如1843年抵华的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和1844年抵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二者汉语姓名中的“玛”和“哈巴”并非汉姓,但“高温”(高尚与温和)和“安德”(巩固德行)都可以与中国文化产生联系。又如1852年抵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和1853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包约翰(John S. Burdon),二者汉语姓名中的“湛”与“包”虽是姓,但“约翰”作为名则与中国文化无关。此外,也有少数传教士的汉语姓名是完全音译的,如1843年抵华的伦敦会传教士施敦力亚力山大(Alexander Stronach)和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兄弟,以及1848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赞算约翰(John Johnson)。这类汉语姓名不过仅仅是使用了汉字而已。

伟烈亚力在其《名录》中尚记录了一些传教士的汉语笔名,颇值玩味。它们共有十余个,且绝大多数都有伟烈亚力的英文释名,可供对读。现胪列如下:

1813年抵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自署“博爱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Catholic Lover”,既有博爱者之意,也可理解为天主教热爱者。

前面提到的裨治文,曾自署“乐善者”;伟烈亚力释之为“One who delights in excellence”,释义近似。

1831年抵华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曾自署“爱汉者”和“善德者”(或“善德”);伟烈亚力分别释之为“Lover of the Chinese”和“Admirer of Virtue”,释义相同。

1833年抵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Ira Tracy”(伟烈亚力未记其汉名,但有学者谓其名为“帝礼士”)曾自署“仁爱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enevolent”,释义相同。

1837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曾自署“孝”;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filial”,释义相同。

1838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怜(William Dean),曾自署“为仁者”,其中“为仁”又为“William”之音译;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enevolent worker”,释义相同。怜的妻子“Theodosia A. Barker”(伟烈亚力未记其汉名),曾自署“为仁女士”或“为仁之女”;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female benevolent worker”,释义相同。

1840年抵华的美国圣公会主教文(William J. Boone),曾自署“崇教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ishop”,意为主教,虽释义与汉名有异,但符合其实际身份。

1843年抵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曾自署“尚德者”;伟烈亚力释之为“One who esteems virtue”,释义相同。

前面提到的施敦力约翰,曾自署“夙梦觉”;伟烈亚力未提供释义,但思之当为素来之梦想得以明了之意。

前面提到的哈巴安德,其妻“Catherine E. S. Ball”曾自署“愛孩提女史”;伟烈亚力释之为“Child-loving authoress”,释义近似。

从时间上看,伟烈亚力所记载的使用笔名的传教士皆于1840年代早期(鸦片战争前后)以前抵华,属于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中的早期先驱。类似于中国人的字或号,笔名也是他们汉名的延伸或补充,用以展示其个人的德行追求、信仰、身份和情趣。笔名中相对较常出现的汉字是“德”与“善”,显然也是为了与中国文化中广受认同的价值观相契合。在这方面,郭实腊的“爱汉者”之名则直白无遗,虽隐含着自己的“非汉”身份,但“爱汉”这样的意愿则很容易拉近其与周围中国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郭实腊也在意中国人对他自己的称呼。在其于1831年初到中国沿海并北上航行的过程中,他就记录了山东沿海居民称自己为“Se-yang-tsze”(自注:“child of the western ocean”,当即“西洋子”三字)或“a foreign-born Chinese”(即出生在外国的中国人),并指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关心他的出生地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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