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02

一、张爱玲的童年生活在她作品中的折射

（一）中西文化背景的形成

张爱玲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纶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因此，生长在这个官宦世家的她从小就目睹了它的繁华与沉落。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整日沉浸在鸦片的烟雾中，她的母亲却是一位新式女性，崇尚西方文化。她就是在这样的中西合璧的文化夹缝中自得其乐的生长起来，获得了一份极为奢侈的文明享受！当张爱玲以作家的身份问鼎文坛时，就再也没有哪位作家能像他那样丰富细腻准确的演绎刻画封建家族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家族内部的人情冷暖。父母离婚以后，父亲的家就越来越像一个沉重的梦魇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母亲家里欢快的自由空气和文明生活又使她是多么的向往。一方面是灰暗、令人窒息的末时封建文化，一方面是新生的西方文明。张爱玲作品中的中西文化背景就这样在她童年的文化夹缝中渐渐形成了，后来更是折射在她的字里行间。

（二）熟读《红楼梦》对她创作的影响

“我唯一的资格是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1]（P2）无法否认，《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创作有着不可衡量的影响，它甚至从一开始就影响了张爱玲的整体创作风格。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大部分作家都关心民族的命运，作品的題材也多为政治话题。但《红楼梦》记述日常生活的叙事方法给她提示，使张爱玲拒绝尝试“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让她关注平凡生活中饮食男女的琐碎欲望。从细小处展示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揭示了泸、港繁华场地中人的空虚、扭曲；爱的虚无、美满婚姻希望的渺茫、生命的琐碎。使她关注生活中的细节，“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2]（P67）

另外，《红楼梦》的整体氛围是浓郁的悲剧气氛，它影响了张爱玲的作品氛围。无论是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还是其所蕴含的深层精神中都能找到《红楼梦》的影子。这在《金锁记》一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集中展现了平凡人生的真实悲欢和复杂人性的变迁。尤其是书中人物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以及在姜公馆里封建等级制度的严密和那些细腻复杂的家族斗争描写，处处显示出《红楼梦》的影子。

二、短暂的囚禁生活造成了心中不可磨灭的创伤

“张爱玲是本世纪最擅长挖掘女性阴暗的深层潜意识女作家”[3]（P44）。多半是因为17岁时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殴打并囚禁的那次恐怖经历。虽然她只过了半年的囚禁生活，但那对于青春年少并有着强烈自尊意识的女性，是具有深刻伤痛的。也是因此在她的书中，女性被监禁被虐待的情节不断地出现。而这次事件对她选择以后的生存方式，也关系莫大。使她坚持孤独的生活、排斥与他人深入交往。在她笔下呈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他人就是地狱”式的关系，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生命旅途的荒凉！而囚禁生活中的残酷体验，使敏感早熟的她对人性阴暗面的了解更加深刻，使她过早的认识到了死亡与孤独这样的人生终极性问题。她的作品《十八春》是这一黑暗时期思考的典型结晶。《十八春》中曼桢是柔顺善良，生命中充满爱与包容、心胸宽容博大的女性。即使这样，她在张爱玲的笔下也重现了自己地狱般的囚禁生活。这种看似荒唐却又必然的悲剧，显示了张爱玲在这段时间内对人性复杂的深刻思考，表现了沦陷时期殖民地里那些所谓的“新女性”，披着文明的外衣骨子里却是充满封建意识的灵魂“渴望从现存的生活状态中出逃，却又被几千年积累的女性奴性心理所牵绊”[4]，她们就这样像女奴般生活着。自觉自愿的拜倒在男性脚下，依附于男性生存着，在荒凉虚假的感情世界里求生，并永无救赎！

这次囚禁生活直接促使了张爱玲此后的叛逃，“逃出父权社会中作为女儿的位置，在心灵上杀父，摆脱了社会规定的一个女儿的身份”。[3]（P45）又揭起了20世纪40年代女性作家在她们作品中的“杀父情结”。父亲变成了隐性符号，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慈爱、威严形象消失殆尽，表现成了对子女精神与肉体的疯狂虐杀。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委琐粗暴的男性形象，解构了传统文化中以父亲为中心所构建出来的男性世界。比如《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因为患有骨痨而失去了行动能力，他“坐起，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而姜季泽和姜长白叔侄则狂嫖滥赌、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人格低贱，无所不做。《花凋》里的郑先生是“酒精缸里泡着孩尸”，女儿生命垂危，他却认为看病要钱，是女儿拖累了他。使他连“姨太太都养不起”，看着女儿去死。《创世纪》的匡家父子懦弱无能，一辈子无所事事，都靠女人养活。他们都是“一群无望的寄生虫，只能随同那个腐朽没落的时代一起消亡”。[5]

三、母爱缺失造成了张爱玲对母亲神话的解构

17岁张爱玲逃离父亲，来到了母亲的小公寓里。然而，婚姻的磨难和多年的孤军奋战，使母亲的心肠变硬，使她给予女儿的母爱少得可怜。在为女儿做出一些牺牲的同时，一直怀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母亲的家不复柔和了”[6]，使张爱玲对亲情的幻想彻底泯灭了。她领略了父亲的残忍，又品味了母亲的冷漠，“使她对亲子之情充满了怀疑，忧惧甚至绝望的悲观，对人性阴毒、心理变态有了透彻骨髓的认识”[7]（P57）。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不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母性的伟大、崇高，而是将这一形象赋予浓郁的阴性色调。“要么性格平庸的无可言说，要么心理变态的令人惊诧甚至恐惧”[7]（P53）。

《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离婚回到娘家受尽排挤，她乞求母亲的帮助。然而，“她乞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真正的母亲是个现实的人，她教会了女儿“算计 ”。白老太太的塑造，形象地显露出传统观念对母亲情感的无声蚕食。而《心经》里父女畸恋母亲在怯懦里不确定，一旦确定，不是进行正确的引导，而是帮助丈夫与女儿的朋友同居。在希冀女儿的道德感借此复苏的同时，也不无享受向女儿复仇的快感。在传统文化中“自我牺牲”从来都是母亲的美德，然而《十八春》中的顾太太形象彻底的颠覆了这一传统的美誉。它把亲子关系还原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母亲脱去神圣的光环变成了庸俗的市民，为了金钱与自己的生活不惜出卖子女，眼睁睁地看着曼桢近乎完美的爱情和婚姻被葬送。尽情展现着人性的自私冷漠、人性力量的软弱、功利与庸俗。挖掘母性深处的隐秘角落，敏锐揭示着人性恶。《沉香屑——第二炉香》密秋儿太太似乎很爱女儿，压制对女儿爱的教育，不让女儿按照自然本性成长和发展，导致女儿的性无知和变态，无意中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女婿，断送了女儿的终身幸福。其本质无非是她自己命运不济，丧夫寡居，心里发生严重扭曲，转而破坏女儿的婚姻，从女儿的不幸中寻求变态的心理补偿。然而，张爱玲对人性、母爱的洞察之深刻、敏锐尽体现在《金锁记》中。《金锁记》已不仅是一个人性变态、人性异化的故事，更是一个母亲向社会、向子女报复的复仇故事。在这里曹七巧在黄金的枷锁中丧失了人性、道德，更没有了母性与亲情。儿女变成了她的私有财产，母爱更在她的身上泯灭殆尽。没有良知，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有的只是歹毒残酷、变态无耻。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对待女儿是刀刀见血的凶狠，残忍地割断女儿的最后情缘。对待儿子则是温柔包裹着刻毒。逼死了两个媳妇，把儿子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瘾君子。她已经再不是寻常的母亲，包含着母爱想方设法地为儿女争取幸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不幸婚姻带来的万般痛苦化为对儿女的无名仇恨，把儿女当作自己盲目复仇恣意摧残的牺牲品。七巧完全丧失了母亲的本性：人非人，女人非女人，母亲非母亲。她自己被黄金枷锁锁死了青春与生命，又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同性，侥幸未死的一双儿女也被她夺走了青春与灵魂。母亲的圣洁形象在这里被消解殆尽。女性的灵魂竟被扭曲到如此令人怵目惊心的地步，从片面展现了中国的“食人文化”！完成了对母爱形象地神话解构，还原了母性的真实。使人们看到了母性深处的阴暗与自私、虚伪与罪恶，构建了一个阴暗的母性世界。

结论：

总之，张爱玲幼年时期父爱的缺失，残酷的囚禁生活和成年后母爱的缺失，都使她的人生一次又一次的染上了苍凉的基调，使她的世界有一个悲凉的底色。这也使张爱玲的人生过程变成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没有光明的世界，让人绝望的世界。这一切都反映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在她的字里行间里。她的小说成了一个“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文字里透着彻底的苍凉虚无，一如她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2]张爱玲.必也正名乎.张爱玲典藏全集（4）[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3]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4]陈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探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01）.

[5]周爱华.论情感缺失对萧红张爱玲创作的影响[J].湘潭师范学院报，2005，（6）.

[6]张爱玲.私语[J].天地月刊，1944.

[7]秦弓.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阴性书写[J].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华文文学， 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