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

1965年生于北京，南京大学天文系博士。1991年至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北京天文馆馆长。

每年的6月30日是“小行星日”，这是国际天文学界为纪念1908年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事件而设立的。仿佛为了提醒人类这个日子，今年6月先后有两颗小行星近距离掠过地球。虽然它们都没构成威胁，但科学家们仍然时刻警惕着那些潜在的“天外来客”。

在北京天文馆A馆后面，有一块南丹陨石，发现时间是1958年，坠落在地球上的时间则是1516年。那是明朝正德十一年，广西南丹县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陨石雨。由于当时交通、信息不便，这些陨石悄无声息地度过了400多年时光。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发现，证实是来自太阳系、已存在46亿年的星际碎物。“南丹陨石”由此得名。

讲述这些有关天文的故事时，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滔滔不绝。无论台前幕后，普及天文学知识是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恰逢今年是北京天文馆建成开放60周年，一系列活动陆续展开，而朱进担任馆长也已经15个年头。

“天文学永远都有新发现”

朱进的办公室有十几平方米，看起来更像一个库房——柜子顶、办公桌、沙发、地上堆积着各种书籍、杂志和天文仪器，只有靠近门口的一小块是“会客区”。他简单清理了一下沙发和茶几上的物品，给《环球人物》记者倒上一杯水，然后随意地坐到一把折叠椅上：“我习惯坐这儿聊。”

在记者的印象中，朱进在公开场合的着装只有两种：户外休闲装和黑色西装，而且十有八九是前者。采访当天也不例外，他穿着红色连帽衫、休闲裤、登山鞋，似乎随时要拿起望远镜和照相机，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观测。

茶几上堆着一摞报刊，最上面的是一本《天文爱好者》杂志，这是北京天文馆主办的刊物，朱进是主编。除此以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北京古观象台台长，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等。但更多人知道他是从大众媒体上，尤其是当天文学界有了重大新发现时。

2015年7月，美国宇航局（NASA）发布消息称，天文学家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接近地球”的系外行星，在全球引起轰动，人们再一次热烈讨论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朱进马上通过媒体发声：“外星人是一定存在的！”他还在知识共享网络平台“分答”上开设了账号，专门回答网友提问。在民间组织的天文学沙龙中，也能经常见到他的身影。私下里，朱进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文爱好者，经常到北京周边郊县观测、拍摄，并“晒”到网上与大家讨论、分享。

“其实我是逐渐变成一个天文爱好者的。”朱进对记者说。上大学之前，他最喜欢的是数学，对天文更多是感兴趣，因此高考志愿除了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外，其余全是数学系。

“那是1981年，全国高校只有两个半天文系，一个在南京大学，一个在北师大，还有半个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下面的天体物理专业。”最终朱进去了北师大，开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学习。

天文学是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之一，在朱进看来，也是其中最为纯粹的一科。“数理化与实际生活还有很多联系，但天文真的离我们太遥远了，研究它更多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相对于宇宙的“无限”，人类目前的探测能力究竟有多大？朱进向记者举了一组数据：人类迄今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月球，离地球大约40万公里，换算成光速，就是1光秒远，而宇宙有1000亿光年大。“美国旅行者一号空间探测器飞行近40年，走的距离相当于光走20多个小时，即一光日左右，大约是太阳系直径的1/500。”按现有的科学技术，人类想离开太阳系都是不可能的。

这些是真正的“天文数字”。相比于人类个体的寿命，天文学研究的很多问题甚至让普通人感到有些可怕，朱进却认为研究这些很有趣。

“我觉得真正可怕的往往是现实中的东西。天文学离我们太远了，基本不会影响到我，所以也不觉得恐惧。而且天文学永远都有新发现，这种无止境的探索反而是最吸引我的。”

“这个圈子比较小”

朱进性格外向，喜欢交朋友，这直接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天文学圈子相对比较小。读本科时，我们系每年才招十几个人。”朱进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说，他当时几乎把各种班干部当了一遍，从负责发饭票的生活委员到学习委员、班长。

在南京大学读完博士，朱进被分配到北京天文台（现国家天文台）工作。从1996年到1999年，他主持北京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用望远镜寻找小行星。项目结束时，他们一共发现了2728颗，其中已有1200多颗获得了永久编号和命名权。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在国内兴起。作为水木清华BBS站天文版的首任版主，朱进在网上结识了大量朋友，加上工作中积累的人脉，“天文学界几乎所有人我都认识，也几乎所有人都认识我”。

1997年，天文学界首次发现有撞地球可能的小行星，全球媒体纷纷报道。在国内天文学者里，当时正在对小行星做系统观测的几乎只有朱进一个人。“因为研究者少，加上朋友们的推荐，媒體找来找去，最后都会找到我。”朱进开始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里。接着是1998年和2001年的两次狮子座流星雨，因为中国的观测位置很好，大众热情非常高，朱进也频频通过媒体普及关于流星雨的知识。2002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纸任命书交到了他手上——调任北京天文馆馆长。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主管单位希望找个年轻人当馆长，国家天文台推荐了我。”朱进说。从此，科普成了他的主业，几乎每个月都要“出镜”向公众解释天文现象。此外，他也经常组织各种面向青少年的天文兴趣活动。

“天文学是一门大众学科，不应该局限在小圈子里。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对一个人来说很有必要，对一个国家也是。”朱进说。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来北京天文馆参观的人数一直持续增长，目前年均增长20%。“去年达到83万人次，除去重复来的，估计在50万人左右。要知道仅北京就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每人来一遍得排40年。因此光靠一个北京天文馆肯定不够。”

近年来，朱进一直在推动天文学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过去的天文学教育都局限在专业领域，现在要让孩子们像学数学、学语文一样学天文，才能从根上改变现状。”经过努力，目前北京已有近30所中小学将天文学纳入了校本课程。

“星座没有科学根据”

天文学科普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在现实中，很多人仍然不能很好地分辨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线。在这方面，朱进谈到了3个大家谈论较多的话题：星座、世界末日和外星人。

“星座并沒有科学根据。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收集样本、做统计，看不同星座的人，性格是否有差异。但科学家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特殊规律，与随机抽取的概率是一样的。”朱进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事实上星座只是某个方位上的一片星空而已，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对地球没有影响。而且从地球上看过去，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年会经过13个星座，因为星座有大有小，所以经过的时间并不一样长，现在却被均匀地分成了12份。“信徒们不一定知道这些，但我想那些所谓的大师们自己一定是心知肚明的。”

另一个流传很广的预言是“世界末日”。在朱进看来，“地球上的生物早晚会有末日”是正确的，但“某年某月某日将是世界末日”则都是谣言。

“把世界末日精确到哪一天，没有人具备这种能力。当然，太阳活动会对地球有影响。比如现在全球变暖，但太阳活动11年一轮，有科学家预测，未来两轮太阳活动会比较平静，地球可能会变冷，甚至出现极寒天气。”

但这并不会导致世界末日。目前看，小行星撞击才是致命的，正如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时那样。“科学家在世界各地都找到了证据，普遍认为是一颗直径16公里左右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而一颗直径1公里的小行星就足以造成全球性灾难。”

地球在46亿年的生命中已经被砸过无数次，因此“世界末日”更确切地说是人类末日。朱进告诉记者，未来一两百年中可能撞地球的小行星有600多颗，撞击概率从几百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不过其中很多即使撞了也不会对人类造成影响。

除了关心自己的生命，人类也关心地球之外的生命。“在宇宙里，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有大约1亿亿亿个，只有地球存在智慧生命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外星人的。”至于一直没找到的原因，朱进这样解释：“宇宙已经有137亿年的历史，而人类仅仅是从80年前才开始有能力告诉外界我们的位置，按光速计算，这些信号也只走了80光年。在所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中，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证明与外星人有关，基本都是正常的天文现象和人类发明的物体，比如飞机、风筝等。在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之前，关于外星人的判断都只是推测而已。但我们仍然坚信，人类在宇宙中不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