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肖宛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在具体语句连接中产生张力，把日常生活环化为小说世界是卡佛小说独特新颖的体现。《大教堂》单向式的叙事视角隐含着主体建构下人之分裂的对立矛盾，在直接的交往中却逐渐化解了这一紧张，达成了和谐。文本分析并不是要落脚于文本结构的逻辑形式，而是展现文学世界的纵深面向和多元的意义。

卡佛是美国当代短篇小说家，因其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他被称为“极简主义”代表作家，并被誉为“新小说”的创始者。无论是“极简主义”的标明还是“新小说”的创始，都说明卡佛小说带给读者摄人心魄的领会与沉浸，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日常生活进行直观、敏锐的文本化创造，在陌生化的人物关系处理中，人的精微世界得以显现。

一、《大教堂》独特意义体验的开展基础

“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是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卡佛这样表述文学的写作，他用充满张力而精到的语言切近人和物，在与日常生活的亲密融合中，通过陌生化的處理，在语句的连接和断裂处，在人物的独立建构和人物间的勾连中，在情节的细致和省略处，在简化忽略时空环境中，在与生活世界的对位互化中彰显小说世界的独特魅力和生活的本真意义。什克洛夫斯基有论述：“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艺术的目的不是创造物，而是怎样创造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经历过数次的常规感受，新奇事物的形态便熟悉化为符号认知物。事物摆在人们面前，人们知道它，却视而不见，人们无法敏感地、欣喜地感受事物的本来样子。艺术反常化手法目的就是让人们重新认识事物，如初见的感觉，不是因为它的所指认识它，而是因为它被感知、被描述而感觉它，使其如其所是的呈现。当然，事物在文学语言的表述中有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行事目的，文学语言结构中的事物在于呈现文学意义的领受性、审美性。

文学文本的分析是为了领受文学的意义，文学意义虽然渗透在文本结构的各个部分，但文本分析并不是建构标准性的理论，而是为了更多样、更开放、更深入地展开文学意义的各个面向。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类型，各个要素都只是为了建构故事本身，营造故事氛围，带来震慑和新奇，基于此，才形成了作品的意义质态。《大教堂》的独特意义体验也是基于此展开的。

二、交往中的分裂

在叙事学中，人物是在叙述的张力结构中被建构出来的，故事的时空结构是以人物为焦点的唯心展开，是人们通过文本中的各种言述行为综合体验而获得的一个真实的感知形象。《大教堂》中出现了三个人物：罗伯特、“我”以及“我”妻子，核心人物是盲人。第一人称“我”是文本的叙事视角，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都是由“我”发出的，同时“我”又是作为故事的人物出现的。在这样的看与被看、叙述与被叙述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等级关系，盲人处于被看和被叙述的地位，“我”处于看和叙述的主动地位。盲人的形象是在“我”的观照下被叙述出来的，“我”把“我”感受的盲人构筑于叙事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叙述出来的盲人就带有“我”的主观认知成分。

由此，在“我”和盲人之间构成了主客二元结构，故事开头叙述的日常待客行为显示出紧张的矛盾关系，“对于他的来访，我没什么热情，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是盲人这点也挺招我烦的。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影片里，盲人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让家里来什么盲人。”生活中，人们对盲人的形象和叙述者一样都来自外界的间接认知，在隔离化、分裂化、等级化的认识结构中没有直接交往就已经把罗伯特架构于“我”的主体视野下。盲人的名字叫罗伯特，但“罗伯特”的称呼几乎没有在“我”的叙述中出现，在“我”的话语中，罗伯特的称呼是“盲人”、“这个盲人”、“那个盲人”。“盲人”的称呼首先在于先天的人体构造方面与正常人的区别，盲人作为异类，是有损伤的、有障碍的；在社会文化体系中，与正常人相比，盲人被视为弱者，是被割裂的群体。这是人们对盲人的认知背景，也是叙述者所携带的意见，在这样的认知关系中，人们对盲人之为盲人的直接感觉和视象被遮蔽了。

然而，卡佛并不是要建构一个深刻的被熟知的人物形象，而是从深刻的印象中把人物剥离出来，赋予他惊人的力量。人物在直接的交往行为中显示出来，聚焦于他们正在做什么和正在说什么，在交流和行动中盲人罗伯特才得以真正地凸显出来，带出一个陌生的、新鲜的、惊人的罗伯特。直到故事的后三分之一部分，盲人的称呼才从“盲人”变为“他”和“人们”，达到了罗伯特和“我”的平等对话和意义交流。也就是说，只有在直接的交流行为中，才能形成平等的对话，才能转化先前意见带来矛盾冲突而带来的紧张，呈现一片和谐，化解“我”和罗伯特的分裂关系。

相反，在“我”妻子的声音中，盲人是以“罗伯特”的称呼出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盲人和“我”妻子同处于被观看和被叙述的水平地位，还在于“我”妻子和盲人的接近关系，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不断的交流，彼此熟悉而亲近。但是，敏感的读者才能发现，也正是在这样的熟悉亲近中，“盲人”也掩盖了罗伯特之为罗伯特的独特性。因为在“我”妻子的言语行为中，罗伯特的“盲人”身份一直在不间断地凸显，比如妻子“挽着他的胳膊”、“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以及适时提醒“罗伯特小心”等，在“我”试图正常地与盲人进行交流时，她却以善良的姿态维护罗伯特的损伤。相反，这种有意的保护却显示出罗伯特的非常人形态。在妻子眼中，罗伯特是盲人、弱者，是应该被爱护的人，对“那个刚刚失去了他的爱人”的盲人应该给以照顾。虽然他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但他们的亲近关系不是出于妻子作为强者的维护，而是罗伯特和妻子相互交流的效果。无论是“我”对盲人的偏见，还是妻子对罗伯特的照顾，从对话和行为方面罗伯特的“盲人”身份愈加凸显。

三、交往中的和谐

然而，罗伯特的反常化出场一步步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是在体貌特征方面带来的惊奇：“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戴墨镜。”罗伯特对妻子说：“现在，我的胡子密得都能放得下一整个冬天了，反正别人这么跟我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亲爱的？”显然，罗伯特作为一个盲人，其体态形象的打造设计依靠的是交往关系的参照，他有自己的娱乐和工作：了解好莱坞演员、分销安利的产品、是业余无线电收发员、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等，他的人际关系是开放的、多元的、和谐的。基于此，在社会生活的结构中，他建构了自己的独特气质和价值意义。他以自然而无所谓隔阂的方式待人接物，无拘无束地亲近人，用“亲爱的”称呼妻子，用“老弟”称呼“我”，亲昵的称谓表明他把人际关系中独立个体的分裂对立视为同一、和谐，没有把自己从交往关系中割裂。

其次，在交往行事活动中，他以不受约束地、舒服地方式存在着。一方面他在社会交往关系中建构自己；一方面他以自己独特的直觉感知生活。可以说，罗伯特独特风貌的呈现还在于他原有的本真气质，处处展露着纯粹的、自然的行为举止：喝酒、抽烟、吃饭、看电视以及无所不谈的聊天话题，这些日常的本能性的行动具有震惊的力量，不仅显示着人类的共同性，而且显示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共同行动的和谐同一。这化解了人际间的差异和隔离，特别是在用餐的情节中，“我们埋头吃起来。我们吃光了桌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像这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就没下顿了。我们不说话。我们只是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我们像在那张桌子上割草一样，吃光了所有的东西。那个盲人吃东西就像瞄准好了似的，什么东西在哪，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看着他在肉上纯熟地施展着刀叉，令人欣羡。”吃饭作为一项本能的常规行为在盲人罗伯特身上却实现了陌生化的效果，反而使健全的叙述者欣羡。

其实，实现人际间的平等和谐并不是理念上的倡导，而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亲近地交往和沟通，在人际间的相互感染、相互影响中融汇。罗伯特具有极大的新奇心和感染力，他陪“我”一起聊天一起消遣时光，“我想我的确是高兴。每晚，都是我自己抽大麻，熬夜，一直熬到我能睡着为止。”在切近的、亲密的交往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即便没有共同可信仰的精神领地（宗教），但在交流中形成的同一性构筑了彼此的信任，在剥离认知结构中的偏见之后，在共同画着一座大教堂时，终于实现了自由，“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叙述者“我”体悟到了不曾有过的意义状态，这也是盲人罗伯特的世界，罗伯特和“我”慢慢趋向于同一水平线上，没有了主客之别，没有了强弱只差。同时，罗伯特也终于独特地、完满地呈现出来，带给人们一个坦诚的、热情的、自在自为的盲人形象。

四、结语

至此，小说世界的意义关系从紧张对立转化为融融的和谐。可以说，盲人罗伯特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未分裂的状态，他的世界是环化一体的，以感官体验贯通的心理世界、社会世界以及自然世界都具有浑整性，他以这种浑融、自由的方式面对万事万物也是亲近的姿态。在他的帶动下，在互相的交流中，人物意义关系达成了和解。可以说这是《大教堂》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所在。

此外，文本意义并不只是文本结构的封闭意义，还关涉读者意义的触动，卡佛说：“要是看到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作品由于阅读的投入，而触动人们并与人们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相通连，直接构成了意义的一部分。文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交融互生，经过文学意义机制的创造转化，生活的本真意义得以从认知主体的偏见中绽放出来。正如重新感知大教堂一样，生活意义的和谐自由也同样被重新体验。基于此，卡佛说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写作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