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

自从隋代开科举以来，“考试”就逐渐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考试，最基础的要求自然是公平。有鉴于此，历代对于科举考试作弊的处置不可谓不严厉，然而仍旧有人铤而走险，清代康熙朝引发朝野震动的辛卯科江南乡试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描写了一个五十多岁终于考上的举人，其大名范进，自然家喻户晓。读者往往诧异于范进中举之后发疯的场面，但如果了解“举人”之中的含金量，恐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年读书人的最底层是“童生”，童生每三年有两次机会参加省学政主持的“院试”。一个童生考上举人的概率，其实只有600分之一。科举既然是条独木桥，也就不免有人动起歪脑筋。历朝历代的科举舞弊案件可谓是事不绝书。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科场舞弊之风故态复萌。

苏州秀才大闹府学惊动康熙

这年秋天，江南辛卯科乡试循例在江宁举行，担任此次考试的正主考是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学士赵晋。九月九日榜发，录取的举人中，素无名望、文理不通的扬州盐商子弟占了较大比例，而素有人文荟萃之称、历年录取举人最多的苏州府，此科录取人数大失水准，只有区区十三名而已，占总录取人数（120人）的比例仅勉强超过了十分之一。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因为有清一代，苏州府总录取举人1712人，只以微弱差距逊色于常州府而居于江南乡试各州府第二位，比扬州府更是要多出近三分之一（5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