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乡来的钟点工阿姨，揭开了上海不同家庭的生活常态。悲喜无常的大都市里，谁是主人，谁是客？

一

上虞往沪杭方向的长途班车破开晨曦，驶近停靠，车已半满，月娥竟还坐到凭窗的座位。向外看去，正看见自家房屋，被天光照亮，绰约有人影从门里走出，向公路过来，却只一霎，转眼不见，仿佛被草木合閉。合闭中，有一张五叔的脸，罩着怨色：走，走，走，留我一个！正月开初，就是这一句话，越说越剧。十五过后，儿子媳妇一家三口离开，则又颓馁了，直至无声。本就是个讷言的人，此时更沉闷，二人相对，她害怕又盼望动身启程，好在有年后的残局需要收拾，时间稍事热闹。将剩余的鱼肉鸡鸭腌制或者风干，量出五叔一人份的稻谷，担去电碾房舂米，菜畦里点瓜种豆，再有春夏的衣物，一一取出摆好，免得翻找。终于到临行的前一日，与五叔一同上山，挖些新出的竹笋，带去上海。她做的钟点工，东家中有几户年头在八和十年之上，她也喜欢长做，彼此知道根底脾性，这新笋就是给他们的。

称五叔的是月娥的男人，家中总共兄弟六人，他行五。有点像越剧《祥林嫂》的贺老六，是山里的猎户。他家也真有一个老六，五叔的弟弟，就只这排末的二人有家室。婆婆是个强人，早年守寡，带六个小子，从四明山下来，参加进合作化的农业人口登记，田里收成虽薄瘠，总比没有的好。也因此，前面四个儿子都无婚配，举全家之力娶进两门，说好要给四个大伯送终。目下送走两个，还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