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

台湾诗人夏宇、鸿鸿、瓮文娴办的《现在诗》以前邀请我做过一种文字游戏，叫做“划掉”，就是把已经成文的作品通过划掉一些，留下一些，成为另外一个。

因为好玩，我们欣然附和，但每个人玩法不尽相同。夏宇说：“你看这根本是矛盾的，必须先专心才能读得下去，最后又离题，被单一句子带去别的地方。但所有这些一开始的一开始也根本不是我的主意，这是达达主义那些人的主意，只是时代不同，文本脉络有异，划掉出来的作品气味就是完全不一样。”翁文娴说：“划掉最后是要求变成诗。就算不像直接创作的水平，至少也是有趣的作品。”

划掉，这种“达达”派的语言游戏后面其实有着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观：如果过去是一个完成的文本，虚构的新图纸就建立在“划掉”过去之上，因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劃掉了另一位作者的诗，说实话，我心里微微颤抖。我力图按照我的标准，使那首诗更为“简洁”。我是否因为这种“划掉”而获得某种美学上的胜利式快感？我是否很像一位握笔的“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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