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种营销挂靠“父亲节”，颇为热闹。热闹之中，大约鲜有人知，中国其实也有自己的“父亲节”，且颇具历史意义。

时为1945年8月6日，上海《申报》刊文《八八父亲节缘起》。文章称：美国为纪念欧战中阵亡将士的妻与母，曾发起创立母亲节。而今，中国也应该发起创立自己的父亲节。因“父”字形同“八八”，且“八八”读音也与“爸爸”相同，故号召上海市民，一同来过“八八父亲节”。

当时，日军虽败局已定，但尚未投降，上海仍在其控制之下，这一倡议“暗中表示怀念祖国之意”，实有风险。文章末尾，公开署名的首倡者共10人，分别是：颜惠庆、袁希濂、陈青士、梅兰芳、史致富、严独鹤、费穆、陆干臣、富文寿、张一渠。

上述诸人，均系名流，虽久处沦陷区，但爱国之志仍存。如颜惠庆于北洋时代，曾任外交总长、署理国务总理等职，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遭日军所执，次年被迫返回上海，坚持不出任汪伪政府任何的官方职务。

1945年的这次民间发起的“父亲节”活动，影响范围有限。至1946年5月，又有上海名流潘公展、李石曾、宋汉章、王晓籁、杜月笙、吴稚晖、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钱永铭等数十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求定每年的8月8日为“父亲节”。其理由是：

“中国八年抗战，终究得到了最后胜利，这八年中阵亡将士不可计数，而这辈将士，前赴后继，杀敌致果的忠勇精神，实受父亲平日教养和随时激励的结果，所以父亲对于这次抗战胜利的影响，十分伟大。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维然女士，發起母亲节，纪念欧战中阵亡将士的妻与母，因为她们对于国家有伟大贡献；我们应该效法先例，规定父亲节，同时纪念这次大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与兄，因为他们对国家也有伟大影响，使父和母同沾其光。”

该请求获国民政府批准。每年的8月8日，遂成为全国性质的法定“父亲节”。是日，子女佩花以作纪念——父亲健在者，佩以红花；逝世者，佩以白花。其佩花的习俗，来自对美国父亲节的借鉴。

相关的推广工作也随后展开。譬如，作为“父亲节”的首倡者之一，1946年8月7日，颜惠庆被邀请去“青年会”做关于“父亲节”的演讲，“谈了不同社会中父亲的地位和责任”。次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报上满载关于‘父亲节的报道”。

抗战胜利后，党国元老、上海各界名流如吴稚晖、李石曾、潘公展、杜月笙等人，觉得订定父亲节很有意义，有特别加以提倡的必要，就联名呈请政府准予规定每年八月八日为父亲节，通令全国遵行。后来呈请获准，八月八日就正式成为我国的父亲节。

不过，这种新造的节日，在民众之中，一时难以推广，稍后内战全面爆发，谁也顾不上再推广“父亲节”，遂成昙花一现，逐渐被遗忘。

回望历史，惟有提案中提及的“父亲对于这次抗战胜利的影响”，虽久经沉埋，仍永垂史册。

譬如，提案中曾举出的例子，有浙江青田县66岁老人叶瑞三，1942年8月2日，“敌寇进扰叶庄时，……叶瑞三荷土枪一支，大声疾呼：‘村人尽速随我杀敌！其妻以彼年老，恐有不便，乃夺其枪。彼复持矛而出，沿村大呼曰：‘凡因杀敌伤亡者，愿将其子女抚养至十六岁。乡人为之感奋。”

再如，第六战区游击第一支队大队长李翼峰之父李焕章，“被敌绑去，禁闭于沙市，再三要挟函招其子。焕章厉色拒曰：吾儿参加游击，效忠党国，保乡，乃好男儿应为之事，吾复何求，杀则杀耳。”遂遭杀害。

再如，安徽涡阳县人李汉三，其独生子李庆一1942年2月牺牲于前线。国民政府发放抚恤金一万五千二百元，李汉三“以烈士抗战阵亡，乃军人天职”，“全部献充抗战费用”。

再如，湖南长沙前清秀才邹炳蔚，因日寇进犯，“常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每与人言：‘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免成为子侄杀敌报国的拖累，“果手书遗嘱，赴水而死”。其遗嘱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况余年老力衰，焉能自全？其所以速自决者，坚汝等报国之志耳。此嘱。”

龚自珍有言：“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如邹炳蔚者，薪尽火传，故能青史不灭，抗战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