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苏阳++卢华磊+++齐介仑

23年，从如履薄冰到风生水起

很多人以为我是在1994年进入IDG资本（下称IDG）之后才开始做投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在进入IDG之前，在上海万通工业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时候就开始做投资了。但那时候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因为在1993年的时候，市场上还没有互联网公司，国内“上天入地”的行业也不让投资，所以民营投资公司唯一能够进入的领域就是工业领域。我们当时在万通主要投资偏技术类的公司。

但我在IDG的前3笔投资都失败了，每个项目投入20万美元，3笔共计60万美元，最终有20万美元打了水漂。在上世纪90年代，20万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给当时的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没什么缓和方法。我当时心里十分焦躁，有时候会睡不着。

IDG是合伙人机制，原则上说，哪怕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赚钱，我们也可以拿到分红。所以从个人收入上看，我不见得因此收入就会降低，但这几个项目的失利让我很自责。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如果自己投砸了一个项目，就跑到洗手间，自己抽自己耳光。

实际上，这3次失败都是被骗了。用“骗”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因为并不一定是合作伙伴主观上想来骗我，主要原因还是体制问题。

当时IDG刚刚进入中国，还是一个合资公司，50%的资金来自国内，另50%来自美国IDG。按照当时的法规，合资公司投资的公司也必须是一个合资企业，而且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25%。也就是说，要通过IDG的投资让该企业的外资比例达到25%，那我们的投资股份要达到该公司总股本的50%才能满足这个要求，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政策规定，投资公司不能直接和自然人成立公司，只能和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合作。于是当时的3个项目都是我们投资50%，某个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再投资50%，这样组建一个合资公司。对于这个自然人来说，这个合资公司只是他原公司的一部分。从利益上讲，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原本成立的公司上。原公司如果赚1块钱，则全部归他自己所有；而合资公司赚1块钱，还需要给IDG分5毛。利益重心不一样，导致最后这几个合资公司永远不可能赚钱。

我投资的第一个高收益项目是邵亦波的易趣网。我说的高收益是指盈利超过10倍的收益。我是1999年投资他的。事实上，虽然IDG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做投资，但前几年都是在积累，真正步入正轨，能够投出好项目那是1998年以后的事。

我们投资易趣网的金额并不多，只有几十万美元。投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就是看中了邵亦波这个人，另外他们做的事在美国已经被证明了。那时候eBay在美国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中国人很喜欢这种对比的、倒来倒去的事情。

邵亦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看出的聪明。他的过往经历也非常优秀，一直行走在一条比较规范的道路上。另外，他还是一个有品味的人。我说的品味是指他对做的事情的品味，能够表达出自尊和欣赏的感觉。

易趣网当时在上海。当时是熊向东（前IDG资本投资总监，现华映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介紹我和邵亦波认识的。我还记得熊向东当时和我说，这个人挺好，你一定会喜欢的。

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就约在南京路上见面，一起吃了点馄饨。聊完之后，我给周全（IDG资本管理合伙人）打电话说，邵亦波明天飞北京，你们可以在北京聊聊。第二天他们聊完之后，我和周全通了个电话，就决定给邵亦波投钱。从我见面到决定投钱，总共就20几个小时。我们后来笑称，这个决定时间比当年解放天津的时间都短。

当时易趣网也就刚刚做了几个月。我们最后在邵亦波家附近，在衡山路上一个名叫“耕读园”的茶室里签了合同。他当时穿着短裤就过来了，特别随性。后来，易趣网卖给了eBay，IDG从中获取了近20倍的收益。

其实我们当时投资携程、如家等公司，做决定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因为当时IDG的人也不是很多。上世纪90年代末，IDG总共20多个人。人少，决策机制就很快。决定一个项目，也就是打打电话、通通气，大家感觉可以就做决定了。比如投资携程的时候，周全到上海出差一趟，他和携程的创始人开了一个会，我们就碰了个头，就决定可以投资了。

第一轮投资携程的时候，我们投了43万美元，投如家的时候也只有200万美元，数额都不算很大。

2003年投资如家时，他们只有六七家店。我们是第一轮的投资人，之后又连续跟投了两次，直到他们上市，我们才逐步退出。

投资携程主要看中他们4个人都是强人。他们4个人中，除了范敏之外，其他3个人我是早前就认识的。4个人原来的背景都不错，而且相互之间可以互补；另外，他们切入的这个领域，在国外已经有先例，并且国内潜力很大。

携程做订房、订票，这些生意此前已经被证明是可以做成的。当时国内大概有几千家负责订房、订票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盈利的，所以携程的商业模式早就被证明过了。从某种角度看，与其说携程是商业模式的成功，倒不如说是管理上的成功。携程的贡献是，第一次在中国把订房、订票做成了一个产业。

当时做IDG，最大的困难不是项目太少，而是体制上的限制，甚至IDG在上海成立投资公司也是特批的。按照当年的法规，为了防止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合法的方式来资助国内的敌对势力，外资投资公司不可以在国内自由注册。要成立外资投资公司，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比如该公司已经在中国投资过10个以上的企业，或者在中国投过资产超过10亿元的公司。所以当时能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大部分都是大公司的子公司，像英特尔、IBM这样的。

因此，IDG在上海设立的投资公司，如果想投资南京的某家公司，需要先得到上海工商局的批准。工商局出了证明，我们才可以到南京投资。所以我们当时的选择余地不大，真是有钱都投不出去。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当年的情况，讲起来有点儿天方夜谭。

IDG当年的3个投资公司，主要是跟政府合作的，所以在公司注册地的投资，基本上都是以特批的形式完成的。比如北京IDG当年和北京科委合作，而上海IDG就是和上海科委合作。有这样的渠道，所以投资还可以进行。

这种状况到1998年前后才逐步开放。就政策的开放、投资环境的改善而言，我觉得这些年中国确实进步了很多。

发现优秀创业者的共通特质

在IDG工作期间，我觉得投得比较成功的公司大概有十几个。印象比较深的还是那些上市公司，如携程、土豆、如家、汉庭、康辉骨科、九安医疗等。其中回报倍数最高的应该是好耶，这个应该有65倍左右的回报，如家也有50多倍的回报。

2000年的时候，IDG大概有1亿左右的美元基金。单个项目投资金额一般不超过基金的10%。IDG能够投中一些优秀项目，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合伙人都有比较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知识——这是一个严肃的团队，我们7个合伙人，每一个人在行业都名列前茅，决策能力强；二是决策灵活。

做早期投资就是投人，而考察一个创业者，除了大家普遍都看重的比如管理能力、沟通能力、业务能力要强以外，我看重的：第一，创业者要遵循商业道德；第二，创业者要有雄心壮志，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第三，创业者要负责任，要对用户、股东、员工都负起责任；第四，创业者应该是精神比较健康的人。

很多创业者虽然也很坚持，但他们是带有偏执的坚持，这也不好。我希望创业者能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那种理智的积极。有些人比较疯狂，我不赞成。

我会通过交谈来了解以上信息，所以我聊天的话题很宽泛，一般这种话题会聊1～1.5个小时。对于有兴趣投资的公司，我们要求至少见两面，否则不能做决策。

除了上述对人的标准之外，我们对于这个公司也有标准，主要是看该公司能否做成“机构”。举个例子，假如某公司的年利润已经有1000万元，我在和他们CEO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财务、人力、市场等部门员工纷纷过来向他请示，那我就会在心中为他们减分。这样的公司肯定不是一个机构，这就是一个人的公司，没办法做大。

此外，还需要看这个公司是否有战略规划。有战略的公司要比没战略的公司格局大，路也要宽。比如易趣网的邵亦波，他的战略就做得非常好。他当时递交给我们的可行性报告，即使放到现在看，也是非常好的样本。这份报告，展示的逻辑非常清晰，如果今天拿出来看，我想会成为不错的学习样本。

另外，在评判一个商业计划书时，我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看它有没有过多的形容词，是否能非常干净清爽地将这个事情讲清楚。现在很多的BP里面，充满了各类高大上的形容词。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减分举动。

做投资的这20多年里，我们从同伴、创业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汉庭创始人季琦。我和季琦在他们创立携程之前就已经认识，那时候他还在北京中化英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任华东区总经理。他那个时候就整天想创业这些事，很敢折腾，能闯，不认输。

比较而言，季琦和邵亦波都是很聪明的人，但两人也有很多不同点。最大的不同是，邵亦波做事喜欢以正规的方式来做，因为他有美国教育背景；而其他创业者不一定要按照规范，他们认定这个目标就不放松，但随着路途当中的变化，他们也会采取相应的变化。这种做事方式的差异，各有各的好处，不过最终这些人都做成了。

我喜歡那些原来做过企业并且成功的人，但我不太容易接受别人自称连续创业者，因为连续创业者绝大部分是失败的多。我更喜欢连续成功创业的创业者，而不是连续创业者。如果有人自封自己是连续创业者，我内心会给他打负一分。

优秀的创业者都有一些珍贵的品质，比如坚持。像江南春，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他从大学时候就开始创业，直到今天一直保持那么高的热情没有改变，还是非常努力地工作。他就一直朝着一个目标走，有在这个领域做成一家大公司的信心。

我觉得，一件事情坚持3年是比较正常的，但如果坚持10年，那这个性质就变了。这一性格特质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首先，我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我跟他们比的话，这个差距比较大；其次，他们碰到的那种困难是我们碰不到的，他们也要比我们伟大得多。

江南春的分众传媒，模式是自创的，国外没有。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只有两家是自创的模式，一个是江南春的分众传媒，另一个是马云的阿里巴巴。其他企业多少都可以在国外找到一个学习的榜样。

马云1999年为阿里巴巴寻求融资的时候，我找过他。他在那段时间见过十几家投资公司，包括软银、高盛等知名投资公司。

当时是我对接的马云，因为他在杭州，我在上海，距离比较近。但真正面谈的地点却是我们在北京的办公室。那时候IDG的办公室并不像现在这么漂亮，也就是北京的3间“破”房。那时候的马云，就像现在一样，是一个气比较盛、特有信心的人。他到我们办公室，先四周环视了一眼。我当时就想，他估计心里在嘀咕：就这3间破房，还想投资我们？

那是阿里巴巴的A轮融资。我们准备为阿里巴巴投资300万美元，但确实没能投进去，马云没接受我们的投资，我觉得可能是IDG当时不够有名气吧。现在看，对我们来说，这是件很遗憾的事儿。

我今天看到马云的讲话方式，还会回想起1999年我见他的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气场、讲话方式和我当年见他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的创业热情和当年也没什么两样。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始终保持着这种精神，很不容易。这种创业者，不是一般的创业者。很多创业者做到3亿元估值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是大公司了。

从“老牌基金”到“老新基金”

虽然错过了阿里巴巴，但好在我们投了腾讯和百度。BAT3家，我们投进两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所以没投进阿里巴巴是一件憾事，但也不能所有的优秀公司都被我们投中。

腾讯和百度，我们投得都比较早。1999年，我们投了腾讯A轮；2000年，我们投了百度B轮。百度就稍微好一点，我们是到他们上市之后才退出的，收益倍数比较高。而腾讯就比较遗憾：1999年，IDG投了腾讯100万美元，但我们卖得也比较快，大概投资1年左右就卖出了，因为当时有个机会。这笔投资有超过10倍的回报，净赚了1亿人民币。

现在看，在2000年前后卖掉腾讯股份，是一个显然的错误，也有很多人评论说搞不明白为什么IDG当时卖掉腾讯。但在当时，1亿人民币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且我们IDG 的这帮人，都是穷人出身，我们都没见过大钱，觉得这些收益已经很不错了。这不是谦虚，那时候IDG的合伙人都不是赚了大钱后来干这个的富豪，包括熊晓鸽那时候也是一个穷光蛋啊。

我说的穷人不是说大家都是草根，而是说大家以前都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在行业里都有一定的位置和技术。比如，周全是光纤专业博士，曾获两项NASA奖，是一个管理人员；我本人是万通上海公司总经理，此前是520厂的副厂长。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过被社会认可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都是没背景、没资金的穷人。

从2015年开始，IDG逐步战略转型，做更多偏大型的投资。当然我也做过大型投资，但我个人实际上还是对早期投资、对技术相关的新兴公司感兴趣。但是我在IDG早期投资部门工作很久了，我不希望让新人觉得我们这些老人还把持着这一块业务，不让贤，他们很难接手。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退休是最好的方式。

这个决定是我主动提出的。虽然我不是IDG里面年龄最大的，也没有到退休年龄。我一直是做了决定就不会犹豫。当然我和IDG的关系还是非常好，我现在还是IDG医疗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委员。

从IDG退休后，我和其他同事成立了火山石资本，分人民币和美元两个基金。人民币基金的规模在15亿元以上，人民币和美元基金总计不超过4亿美元，投资以A、B轮为主。现在IDG也是我们公司的LP，火山石的3个合伙人，也都是我IDG时的同事。

实际上，现在火山石资本和IDG的定位差不多。我就是希望做一个还关注新兴公司的VC。我们现在用的风控系统、基本文件都和IDG用的差不多，我们把那些移过来就行。

火山石资本现在主要关注新型医疗行业和偏技术的TMT领域。我们希望火山石资本是一个跨界的模式，比如医疗和AI的结合，或者互联网和医疗的结合等。因为我们的经验都已经积累到这个程度，越是跨界，我们越有优势。如果把这些不同行业放在一起，我们能够投进去的可能性更大。

现在我们投了16家公司，里面有人工智能方面的GEEK+、医疗健康领域的健客、吉因加gene+等，大部分是细分行业内的前两名。

我2005年参与创建了IDG的医疗投资板块。在IDG，我大概参与了20多个与之相关的项目，所以我对医疗行业比较熟悉。现在在医疗行业，火山石资本主要关注新医疗等领域。比如我们关注基因检测确诊病症的发展，而以前这都需要医生通过“望闻问切”、仪器检测，再结合个人经验来确诊。

做火山石资本，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投资一些优秀的公司，帮助它们成长。但是我们对于赚钱还是很迫切的，我们希望能为LP赚更多的钱。投资速度还是比较匀速的，现在平均每天看4个项目。

像我这样的投资界老兵创立的基金，我称为“老新基金”。我们这些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是2000年和2008年的那兩次低谷。这些老兵有成功和失败的经历。实际上失败的经历很重要。比如，我现在的心态就比当年好了许多，知道如果一个项目亏钱了，就要从其他项目把它补回来。

王尔德有句话：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