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埔军校的诞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对国共两党的历史进程和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校刚一创建，贵州就输送了一批高素质的学生。这批学生大多数在外求学，因中国共产党员的举荐，怀抱着信仰主义，改造社会与国家的理想而来。也有少数来自国民党一大代表和其他军事将领以及国民党员安健的介绍。自第一期学生之后，贵州又继续源源不断地为军校输送学生。在一到五期的黄埔毕业学生中，贵州籍的学生人数是163名。其中，第五期人数最多，这与安健的努力密不可分。这批早期的贵州籍学生在黄埔军校很快成长起来，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部分人还在战火中成长为国共方面的高级将领。

关键词：黄埔军校 贵州 学生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2-81-85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批学生进入广州黄埔岛学校。6月16日，军校开学典礼隆重举行。黄埔军校的诞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产物。它对国共两党的历史进程和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年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武力清共，军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因此，本文所探讨的贵州籍黄埔学生期别也只到广州时期的第五期。

这所史上留青名的黄埔军校，其创建伊始，立足点就并不局限于一地一隅，而是放眼整个国家，将招生范围扩大至全国，以期革命的火焰能通过这批来自五湖四海的黄埔学子燃遍整个大江南北。贵州虽然地处偏远，交通也不便利，但是，依然有一批贵州籍学子迈进了黄埔军校的大门，并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迹。

本文试图探讨身处偏远地区且交通不便的贵州学子是如何进入当时革命的殿堂黄埔军校，从而参加国民革命的？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何要进入黄埔军校？

在一到五期的黄埔毕业学生中，贵州籍的学生人数是163名，其中，第一期的人数是15名1。第一期的学生在开学后就由学校组织填写了一份个人调查表。这份调查表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及住址、家庭主要职业及生活状况、受教育程度、入校介绍人、入党介绍人及时间，以及来黄埔军校的原因等。

笔者根据这份调查表，将贵州籍的黄埔学生的信息作了相关整理，大致列出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及住址、入校介绍人、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除冯剑飞是自行投考外，其他人皆有入校介绍人。他们是凌霄、王度、李元箸、胡思舜、靳经纬、鲁纯仁、韩觉民、恽代英、谭熙鸿、李大钊、丁惟汾、 谭克敏、石瑛、刘尔崧、何应钦、李烈钧和范石生。而这批入校介绍人又可做如下分类：

1.国民党一大代表。这又可以分为贵州省的国民党一大代表和非贵州省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贵州省的国民党一大代表共有5位，他們是由孙中山指派的代表周仲良、李元箸和王度，由贵州省党部推选的代表凌霄、韦杵和简书。2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在这里出现的是凌霄、王度和李元箸。他们分别是罗毅一和凌光亚的入校介绍人。其中，凌光亚的父亲正是凌霄。非贵州省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也充当了入校介绍人的角色。石美麟由谭熙鸿、李大钊、丁惟汾、谭克敏和石瑛介绍入校。其中，谭熙鸿、李大钊、谭克敏和石瑛是国民党一大北京特别党代表，丁惟汾是山东代表。石美麟由北京的代表介绍入校源于他在北平大学念书。

2.广州大本营参议安健。安健，字舜卿，又称舜钦。贵州郎岱人。家为世袭水西土司。早年曾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黄埔军校成立前，在广州任大本营参议。3安健是牟廷芳和杨伯瑶的入校介绍人。牟廷芳是贵州郎岱人，杨伯瑶的家则是世袭水西土司。

3.国民党的军事教官或军事将领。王慧生、王文彦、何绍周分别由何应钦、李烈钧和范石生介绍入校。但显然，这三位黄埔生都是因为何应钦的关系而投考黄埔军校的。何应钦时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王文彦是何应钦妻子的堂弟，王慧生是何应钦妻子的外甥。何绍周则是何应钦的侄子。

4.中国共产党员。他们是李大钊、刘尔崧、恽代英、韩觉民、鲁纯仁和靳经纬。其中，刘尔崧是陈铁的入校介绍人。靳经纬则与韩觉民、恽代英、鲁纯仁（贵州贵阳人），共介绍了伍文涛、宋思一、蔡光举、刘汉珍、陈泰运等5位贵州籍学子进入黄埔军校。冯剑飞虽是自行投考，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靳经纬与韩觉民。刘尔崧与恽代英是著名的中共党员。韩觉民与鲁纯仁也是中共党员。1靳经纬的生平则相对隐晦得多，这也与他的英年早逝有关。目前可知的是，靳经纬是贵州人，懂日文，受过高等教育，曾从事学生运动，1923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2据平刚1927年10月1日的日记：“晓闻人云，昨省署枪毙一人，貌近上流。今乃知已宣罪状，人名靳经纬，才由武汉来，属共产党，来此扇惑军人，审确处决云云。”3平刚，贵阳人，1905年出游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23年至1926年，先后任镇宁、古蔺、赤水县长。1928年至1930年任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4以他当时的身份，所获信息应当准确度甚高。据此，靳经纬当是中国共产党员。与他同为介绍人的恽代英、鲁纯仁、韩觉民俱是中国共产党人，似乎也可进一步证明靳经纬的共产党员身份。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这15位贵州籍的黄埔学生中，其中有7位投考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3位是何应钦的直系亲属，3位由国民党一大代表介绍入校，还有2位由大本营参议安健介绍入校。

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得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活动能力要强于国民党呢？其实不然。在贵州和广州黄埔军校之间还有一个中转站，那就是上海。宋思一在入黄埔军校前在上海大同大学念书。冯剑飞曾在上海大同大学、东吴和厦门三大学肄业。伍文涛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补习。蔡光举在厦门大学念书，1922年在四川加入国民党，1924年3月1日在上海第三区第四区分部重新登记。陈泰运在国立东南大学念书。当时的靳经纬、恽代英、韩觉民是上海《新建设》杂志的编辑记者，鲁纯仁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能力，以及上海对贵州学生的影响。

换言之，贵州学生投考黄埔军校，只有少部分是从贵州省投考的，而更多的是从外地投考黄埔军校。在外省求学的贵州籍学子更多是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投考了黄埔军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第一批贵州籍黄埔学生的素质。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这15位学生中，7位受过大学教育，他们是蔡光举、伍文涛、陈泰运、石美麟、宋思一、王文彦和冯剑飞。除世为土司的杨伯瑶，其他都受过中学教育。

同时，通过这份详细的调查表，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家境良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除了罗毅一、王慧生和陈泰运在家庭生活状况一栏中填写仅能自给外，其他人的家庭生活状况俱为中产之家。冯剑飞在家庭主要职业一栏写着学界，家庭生活状况中等。伍文涛的家庭主要职业是农商，家庭生活状况是“中产之家，不动产约二千金”。陈铁的家庭主要职业是“耕读”，家庭生活状况“中（地产收入可敷衣食）”。宋思一家庭主要职业是农商，家庭生活状况，在他未出省以前为中户，地产约值万元，近来因贵州局势跌宕，家中生活状况日渐凋敝。蔡光举的家庭生活状况是“中产之家”。刘汉珍的家庭主要职业是“地主”，家庭生活状况是“中产”。凌光亚的家庭主要职业是“耕读为本”，家中也有祖宗遗产。牟廷芳家中主要职业是商，“有田地五十亩”。杨伯瑶家世则是土司，家庭生活状况小康。王文彦、石美麟、何绍周都自认家庭生活状况是中等水平。显然，良好的家庭生活状况是他们得以远赴外地求学的基础。

那么，这15位同学为何要千里迢迢来到黄埔军校学习呢？他们的回答颇为相似，或者是想要实行三民主义，或尽国民党员的义务，或者是想要为国杀贼，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比如，冯剑飞的回答是为信仰主义而来。陈泰运的回答也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凌光亚的回答是“欲信仰三民主义，铲除专横军阀而来”。王慧生的回答是“为实行主义而入本校”。宋思一的回答是“为服党务”。蔡光举的回答是“非牺牲来的，是尽党员一份子之本分来的”。刘汉珍的回答是“欲为革命军人，为本党杀贼”。牟廷芳的回答是学习军事基础，明了三民主义，将来好为党效劳。伍文涛的回答是“欲改造中国前途”。杨伯瑶的回答是想要为国杀贼，改造社会。陈铁的回答是“决心革命以改造不堪之社会国家，入本校学革命前锋之技术”。

自第一批贵州籍学生奔赴广州黄埔军校后，接着又有周逸群、胡秉铎、练国梁、蒙九龄、陆玉璋等贵州籍学生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与第一期生类似，他们也大多在外求学，从外地奔赴广州，比如周逸群和胡秉铎那时在上海办《贵州青年》，车鸣骧在北京新华大学念书后参加工作，与其他贵州留京学生共10余人，奔赴广州。1

黄埔军校第二期贵州籍学生共13名，第三期共26名，第四期共25名 ，第五期共84名。2除第五期学生，前四期的贵州籍学生的数量相差不大。第五期共有84名贵州籍人士，远超其他期别的人数。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早在1926年1月6日，《申报》就报道贵州彭汉章军阀安排安健取道广西百色来粤，商投诚。33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贵州派遣学生，在安健的带领下来粤投考黄埔军校，以从事国民革命的实际工作。“贵州因交通不便，党部迄未成立，但一般受痛苦之民众，已知国民革命为唯一之出路，故经本党同志安健等登高一呼，全黔青年学生，均齐集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并成立贵州省党部筹备处。昨日旅粤某君得安君来电。谓已抵梧州，并率领贵州学生六十余人，不日即可抵省。闻此项学生多系中学毕业，来粤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从事国民革命之实际工作云”4。4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继续就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又昨日贵州亦遣派代表安健抵粤，昨午国民政府古伍两委员接见，畅谈甚久，闻安现寓东山庙前街十八号云”5 。

安健到达广州后，向国民政府报告贵州军政党务情形，其报告具体内容也刊登在《广州民国日报》上。根据安健的政治报告，可知安健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表示贵州投靠国民政府，另一方面显然也希望能得到广州国民政府物质上的支援。

那么，安健带来60多位学子投考黄埔军校目的何在呢？安健在他的党务报告中做了说明：“贵州因交通不便，本党宣传品简直是无机会传到省内。一般人民完全不知有党的，自民国十二年兄弟到贵州之后，将所带各种宣传品分发各县青年团体，然后各处始有区分部的组织，兄弟当时是专注重于青年运动，先从智识界入手，现在加入本党同志，已达二千人。即彭汉章、王天培、李小炎、吴传馨、周西成、马怀冲各将领均已加入本党，完全听本党指挥。省党部筹备处由方策同志担任办理，预计不日便可正式成立，将来凡入党党员，必依总章规定的手续办理，并注重各级党部，办党人才的训练。现有学生六十余人，随同广州学习军事政治党务，预备将来回去把贵州来改革。”显然，这60多位学子除了前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政治党务，将来能为贵州的国民党党务做贡献。实际上1925年秋，安健、方竹筠、刘瑞常等人就被派到贵州负责党务责任，虽是秘密活动，“而事实上征收党员开会等行动也是众人所知的公开秘密”1。

安健来广州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五期开学，他带来的贵州籍学子也顺理成章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这也造成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贵州籍学生最多的一期，且远超其他期别。

这60多位贵州学生是如何招来的呢？据第五期生詹龙光的回忆，1925年贵州同乡安健、刘兴元两位老先生回贵州来，为黄埔军校招收青年学生，“只要年岁及龄，或不超过三十岁，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文化程度即使差一点，不必经过严格考试，也允可进入军校。”“当时这个消息传遍了贵州各县，轰动一时，一般在校学生及闲散青年，都纷纷报名。”因为安健是贵州郎岱人，毗邻安顺，结果安顺青年报名黄埔军校的最多，成行者达20多人。詹龙光小学并未毕业，当时正在黔军新兵第一支队当排队长，也报考了黄埔军校。2詹龙光的回忆大抵可信。据《黄埔军校同学录》，第五期学生中，来自安顺的差不多有20名。3据詹龙光的回忆，这一批贵州来的学生到达广州后在中山大学进行了测试。

这批早期的贵州籍黄埔学生很快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浪潮中。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蔡光举（贵州遵义）在第一次东征淡水一战中壮烈牺牲。第三期生车鸣骧（贵州贵阳）牺牲于第二次东征时的华阳之役。第二期生张忠熙（贵州贵阳）牺牲于第二次东征时的惠州战役。第三期生陆玉障（贵州安顺）牺牲于北伐时期的南昌战役。黄埔军校第二期生曹润群（贵州平坝）牺牲于北伐时期的江西铜鼓战役。第二期生黄文昭（贵州郎岱）和第三期生张议远（贵州遵义）也牺牲在北伐的战场上。4

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为抵抗外辱、保卫国家主权方面也做出过重要贡献。如刘眉生，贵州遵义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1937年10月28日牺牲于山西忻口。杨家骝，贵州荔波人，黄埔第五期学生，1939年3月21日牺牲于江西马回岭。柳树人，贵州安顺人，黄埔五期，1942年4月23日牺牲于缅北。5

经过军校的训练和战火的洗礼，早期贵州籍黄埔学生又有不少人成长为国共两党的重要将领。共产党方面有周逸群、胡秉铎、练国梁、蒙九龄、杨至成等。国民党方面有牟廷芳、何绍周、王文彦、宋思一、陈铁、刘伯龙等人。

The Survey on the Earlier Guizhou Students in Huang Pu Military Armies

Xu li fei

Abstract：The birth of Huangpu， is a magnificent historic event on the first cooperation of Guo Ming D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towards the history process and fame of the two parties.As soon as the Armies school established， Guizhou sent a lot of high quality students to it. Most of these students are outside studied， they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y had the ideas and beliefs of reforming the society and our country.And less of them are recommended by An jiang and other military generals as Kuomintang First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nd its party members.After the first students， Guizhou sent their students continuously to the school.From the first to the fifth schooling， there are 163 students from Guizhou， and the fifth is the most numerous. It the deeds of Anjiang.These earlier students from Guizhou grew up in Huangpu， they gave a great contribution during Guoming Great revolution and Anti-Japanese War.And some of them became the high generals in both parties.

Key words：Huangpu Military Schools， Guizhou， Students，High Generals

責任编辑：厐思纯

作者简介：徐丽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是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校级课题“早期贵州籍黄埔师生研究”（qnsy2016011）的成果。

1《本校一至五期毕业学生统计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版，第93页。

1此表根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详细调查表》而作，陆军军官学校编辑，1924年7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十七辑，详见第249-250页，329-330页，331-332页，465-466页，497-498页，623-624页，639-649页，641-642页，651-652，819-820，863-864，937-938，987-988，999-1000，1017-1018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1887—1926）》，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38页。

3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6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296—306页。

1 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44页，第163页。

2“团上海地方团员调查表（1923年12月）”，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86年8月出版，第25页。

3 严平整理：《平刚日记选辑》，《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3期，第142页。

4 严平整理：《平刚日记选辑》，《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3期，第129页。

1李侠公：《忆青年时代的周逸群同志》，《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4年10月第1版，第1-8页；《车鸣骧烈士传略》，《黄埔血史》，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图书馆编：《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第1辑，第17册，2012年7月出版，第617页。

2 《本校一至五期毕业学生统计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版，第93页。

3 《申报》，1926年1月6日，第4版。

4 “贵州派遣学生来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第7版。

5 “贵州代表抵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日，第3版。

1 惠子：《贵州党务之回顾与前瞻》，《贵州评论》第6期，1925年4月1日，第5页。

2 詹龙光：《戎马生涯另忆》，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爱我中华文史资料专辑》第2辑，第102-109页。

3 湖南省档案馆编：《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4 《黄埔阵亡烈士芳名录》，《黄埔血史》，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图书馆编：《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第1辑，第17册，2012年7月出版，第570-582页。

5 刘育刚：《抗日战争中殉国的国民党黄埔生将领》，《黄埔军校与中国革命——纪念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第108—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