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论杨逸小说中性的苦闷与抵抗

2017-07-19彭婧怡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7期
关键词:杨逸抵抗

摘 要:“国际婚姻女性”是杨逸小说所塑造的重要女性人物类型,她们渴望通过与日本男性的婚姻来完成社会融入。然而,国籍的改变却无法解决这些双向他者的认同的困境,杨逸的小说通过对这些异类者性的苦闷的书写来展现她们所面临的边缘境遇。这种无所顾忌的性意识的暴露不仅仅体现了杨逸受到的日本私小说文学样式的影响,同时也是作家在观照整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下针对人的物化做出的抵抗。

关键词:杨逸 性的苦闷 私小说 抵抗

纵观海外华文文学,每一个区域的华文文学写作都受到了当地的文化思想、文学思潮和文学表达样式的影响,因而呈现出各个区域华文文学的异质性,共同构成多元化的海外华文文学景观。作为一个现代与传统、开放与保守、欧化与东方色彩相互交织的国度——日本,给日华文学提供了一片营养丰富而特色鲜明的文学土壤。20世纪初以郁达夫为首的留学生文学为此后的日华文学创作提供了三种文学范式,即“边缘、多缘和非主流的主题范式;以中国本位出发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审判主题范式;以及与上述两个范式交错的‘私小说式范式”①。其中“私小说”式的写作范式成为日华文学区别于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的独特标签。

杨逸,20世纪80年代东渡扶桑,属日本新华侨华人创作群体。赴日后,曾有过一段与日本人的跨国婚姻,在华文媒体工作期间经常接触到的中日婚姻故事,这就使得杨逸的写作将目光聚焦到了“国际婚姻女性”上。从第一部创作的日文小说《小王》到其后的《老处女》《金鱼生活》《光影斑驳》,杨逸塑造了一系列“已经成为”或“想要成为”中日跨国婚姻者的女性群像。这些女性寄希望于跨国婚姻来实现国籍的更改,完成政治身份的确定;并进一步期冀自己能够通过一个日本丈夫、一个日式家庭来完全地浸入日本生活中。可惜的是,这样的婚姻结合完成的只能是政治上的身份转变,而在文化认同上她们仍然无法摆脱边缘的困境。杨逸的作品中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日本私小说的“自我暴露”,通过无遮掩的描写这些女性的性的苦闷,来观照在日华人女性的离散边缘状态。在此基础上,杨逸不止满足于对离散华人女性的生存思考,她更将目光投向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女性群体,这些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在物质丰足的条件下却情感匮乏。杨逸作品中性的苦闷与抵抗便多了一层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对物化社会的抵抗的深层内涵。

起源于自然主义流派的日本私小说,是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中最独特的文学样式,涵盖了几乎整个日本近代文学,并影响至今。日本研究者濑沼茂树曾评说:“在现代日本作家中,无人没有写过私小说。”在借鉴了法国自然主义流派客观的写实创作基础上,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学观的“以真实为根底”以及傳统的“好色”文化,最终形成了私小说的文学文体。其特点可以归结为:1.将视野收缩到个人日常生活,真实地袒露“自我”;2.作家自我内心的观照,注重心理的客观呈现;3.忧郁感伤的笔调。私小说的文学内核即“自我”,从日本私小说的滥觞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多数日本私小说作家就将这种“自我”的展现着重聚焦于灵与肉冲突的描写,将自我的心理剖析以性的苦闷加以呈现。通过如实且赤裸裸的描写,不仅能够表现出平凡、有血有肉的“自我”,更是对人的本性满足、个性扩张的追求。这样的创作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初日华文学的先驱者们——郁达夫等人。郁达夫曾表示:“性欲与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写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②留学日本的这些文坛先辈们,借鉴了日本私小说对性苦闷的描写,以此来反抗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压抑,追寻人性的自由。

至日本新华侨华人创作时期,杨逸同样偏好在她的作品中刻画各色女性人物的“性苦闷”,其中着重刻画了跨国婚姻女性的性苦闷。其处女作《小王》中对女主人公小王性苦闷的处理还较为含蓄:在日华人小王与缄默寡言的日本丈夫在长达六年多的婚姻里面,每日晚上二人共处的世界“除了电视的响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譻?訛“甚至感觉不到氧气的流动一般,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无法忍受”?譼?訛。不仅如此,因为丈夫的生理疾病甚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却一次都没有过”?譽?訛,心灵上无法通过语言沟通的丈夫,同样在肉体上也无法有实质性的行为。杨逸就刻画了这样一个灵与肉双重空虚状态下的“国际婚姻女性”小王。到了《光影斑驳》,杨逸更是通过女性角色的心里独白直面“性苦闷”。家庭主妇“我”白天过着“苍白、孤独、寂寞的日子”,模式化的生活毫无新意,晚上面对的是一天说不上三句话的丈夫,明明有孩子的陪伴依然觉得“一个人度过的漫长时间,好像在肚子里变了质,重重地压在心上,要是不把它都从嘴里吐出来,我就会恶心得受不了”?譾?訛。这样的“我”只能通过偷听隔壁夫妻的床笫之欢来缓解内心的干涸,并坦率地呐喊出内心的渴望:“周围简直成了发情发了疯的世界。听起来好像在嘲笑我这类没有发情的人:不发情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譿?訛性苦闷的书写更加袒露。

如果按照铃木修次教授对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概括,中国以“风骨”为文学正统精神,它观照社会、关怀政治,主张“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风化功用;而“物哀”则可以概括日本文学观念的本质,这种日本式的悲哀,是一种不问政治而崇尚自我的哀怜情趣。因此即使深受日本文学影响的日华文学,在通过私小说中性苦闷来表现“自我”的写作方面,在本质上也同样异于日本私小说:一个是封闭的自我、一个是社会的自我。

日本私小说中的性的苦闷只是私人生活的人性展现,它的“自我”是一种闭锁性的、与社会断裂的。日本私小说作家是有意识地逃离社会,躲到文学的象牙塔里,一味在内心深处咀嚼着孤独与感伤。这些人多数属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这些作家的内心苦闷,与其说来自社会外部或是制度的压迫,不如说是来自于自己对情感生活的不满以及婚姻家庭的不幸。道家忠道在《私小说的基础》一文中就断言:日本的私小说“不具有社会意识”?讀?訛。而郁达夫等所创作的20世纪日华文学却自觉地将作家个人、自我作为社会与“阶级”的一分子加以描写的。对个人的生活暴露,代表了对整个社会中的阶级生活的暴露。他们笔下的性的苦闷更确切地说是“生的苦闷”,是“生的意志”与黑暗社会带来的“艰冷的现实生活”的冲突下出现的被扭曲的人性表现,是对旅日时饱受生活艰辛和民族歧视、回国后又颠沛流离、清醒地承受着黑暗社会所带来的重创却无法改变命运的整个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的观照。

新时期的日华文学同样继承了先辈们的私小说范式写作,但是却淡化了文学作品中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对羸弱民族的屈辱与愤恨,更多地用笔书写他们作为离散群体所遭遇的边缘境遇。这样的边缘境遇在杨逸笔下以“国际婚姻女性”的性苦闷的具象加以展现。无论她们抱着怎样的初衷来到日本,她们选择与日本人结婚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国籍问题,能够有合法的政治身份进入日本社会;她们更渴望的是能够通过和真正的日本人结合,接受来自日本家庭的文化熏陶,逐步完成文化融入。然而日本是一个具有矛盾的民族特性的国度,现代而又传统,开放却又保守,以冷漠的姿态排斥着异类族群的融入。接受过中国文化的这些跨国婚姻女性,她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异质文化,夫妻之间没有情感的沟通,更谈不上通过家庭融入日本社会。杨逸在两部作品中都以日本丈夫的沉默来喻言日本文化的难以融入。《小王》中的丈夫一开始便以一种寡言的封闭态度排斥着自己的中国妻子,“陌生的日本人老公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身旁,她感觉整个气氛压抑、沉重极了”?讁?訛。这样的开始使得刚刚抵达这片陌生土地的背井离乡者们只留下“不禁毛骨悚然,浑身感觉发凉”?輥?輮?訛的初体验。至《光影斑驳》里的丈夫,与我每天的对话只有“我走了”“饭呢”“累了,睡觉”,加在一起只有三句。在这样的程式化的对话下,作品中的“我”每天也是“从早上说完了那五句话之后,经过长长的空白,再次开口时说出的第六句。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纵使有千言万语,时间也已经所剩无几”?輥?輯?訛。失语状态会一直伴随着像“小王”一样的这些国际婚姻女性,她们有些可能并不存在基本的语言问题,却无法摆脱个体与所在国的他者、社会之间对话关系的断裂,在这样的边缘境遇下,也许只能采取“都嚼碎了,跟人生的苦楚一起压在喉咙深处了”?輥?輰?訛的态度了吧。

不仅在情感上因被隔断充斥着苦闷,杨逸还在《小王》中将丈夫塑造成为一个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对于这样一个无法满足自己性需求的丈夫,小王却“感觉轻松”,时而“内心复杂,感激之情与愧疚之情交错”,这种复杂交错的生理上的性苦闷的展现,也正是杨逸在观照这群处在边缘情境中的离散群体时,对于她们对异国文化爱恨交织、若即若离的情感的书写。一方面对朝夕相伴的居住国充满爱恋,另一方面难以逾越的身份界限又让她们保持了一份冷静的克制。

“在中文里,这叫作‘漂泊,和日语中的‘浪人(四处流浪)这个词的意思比较接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小王感觉心头一热。不管日语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觉得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自己随波逐流生存的人生景象。”?輥?輱?訛新时期的日华群体虽然不再背负着民族国家的重担,也不再像老一辈移民那样不断回望故土,却早已飘零天涯切断了回去的路,但他们在心理上就如“小王”和“我”仍然被放逐。

新移民文学书写中除了携带了传统的离散群体的悲情意识外,他们更培养出了一种超越哀伤和正视现实的批判意识。他们在边缘境遇下是孤独的,然而却通过这种放逐创造出一种能够实现其作品现代性的必要心理和美学距离。杨逸的作品正是跨越了边界,通过充满矛盾和暧昧的时空来书写当下个体尤其是中产阶级的个体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与工业社会的反抗。

首先,杨逸在她的作品中审视了当下日本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老龄化。当今日本社会老龄化程度高达23%,日本许多老年人的生活十分空虛寂寞,《小王》中小王的日本婆婆平时没有说话的对象,只能一个人自言自语,生活清冷寂寞。《光影斑驳》中的房东老太太也一个人居住,她养了几十只猫,她给每个猫咪都精心地取名字,细心地照料着。孤独的房东老太太靠着猫咪来抚慰自己的情感,虽然如此,但猫咪终究无法和人类交流,她依然处在失语的状态。这些被急速发展的社会抛弃的日本老年人,成了社会问题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导致老龄化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是在现代的日本社会中,个人追求更多样化的自由生活,不再将生育与培养后代作为人生的归宿,因而少子和无子的家庭在现代日本社会结构中越来越普遍。在《光影斑驳》的中文版自序中,杨逸写道:“……可我却偏偏是个‘贪婪成性的人,哪怕是一瞬掠过的可能性也想追一程。与抱着人口激增问题而难展愁眉的中国相对照,今日的日本却为人口骤减而烦恼。如今在东京三子以上的家庭如凤毛麟角,昔日我们儒教国家共有的那种‘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幸福景象……淘汰了似的。”?輥?輲?訛杨逸因身在日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现状把握有失偏颇。在她的想象中,她的故土仍然是一个深受传统儒教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追求几世同堂的家庭结构的国家。这与她眼下的现代化程度已经达到西方水平的日本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光影斑驳》中,主人公“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现代化日本社会中少子的家庭,丈夫与儿子的寡言,让“我”觉得整个家庭生活异常苦闷。而“我”的邻居吉君一家却有六个孩子,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让读者总不禁联想到中国的传统家族——多子多孙。而面对吉君一家生龙活虎的生活,他们编织出的“交响乐”似的生活噪音不断撞击着“我”的内心,“我竖起耳朵,盼望着能从邻家那各种各样的声音和震动中分享一点儿令人怀念的大家庭的热情和活力。一般被当作噪音的这些声音里,蕴藏着那种老式家庭的温暖和畅快,也许这么认为的只有我一个人。”?輥?輳?訛杨逸在这里通过小说中深陷苦闷之中的“我”的口做出了她的判断:在越来越追求个人的价值实现,类似日本这样的现代化社会中,杨逸渴望回归家庭,渴望回归记忆中的故土那样传统的充满着人情冷暖的社会。冰冷疏离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下,人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之间产生了断裂,人类生存面临困境,我们需要回归传统。

其次,杨逸更在她的作品中不断地抵抗着越来越物化的社会。“我”在屡次偷听了邻家夫妻云雨之后,竟有这样奇妙的感动:“好像从中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啊,说明性的语言太多余了,对于不造作、实实在在活着的人来说,凭着感性随心所欲,这不就已经足够了吗?”?輥?輴?訛弗洛伊德曾说过,性欲及其能量(力比多)生来即有,你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起源之一便是性冲动。“食色,性也”,人本性当如此,却在工业社会的物化下越来越被忽略、被压抑。现代社会追求的是秩序、是理智,一切与此相违背的都应当被克制。因此杨逸作品中的“我”只能偷听邻家夫妻的云雨,来满足自己的性渴望。而“我”的丈夫也只能在每日下班后呆坐在沙发上喝一瓶啤酒来缓解一天的程式化工作。这个世界本应该是“发情发了疯的世界”,被压抑着本性的人类“不发情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杨逸作为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中的佼佼者,她不仅有着对新移民群体生存的观照,更有立足本土、关注日本当下社会、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弊病的视野。她承袭了老一代日本留学生文学的私小说范式进行文本创作,又使得她的作品在整个海外华文文学中贴上了独特的标签。

参考文献:

[1] 廖赤阳,王维.“日华文学”:一座漂泊中的孤岛[C].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 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2] 郁达夫.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郁达夫文集(第五卷)[M].广州、香港: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3] 杨逸.小王 金鱼生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4] 杨逸.金字塔的忧郁[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5]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 林祁.风骨与物哀——20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7] 沈庆利.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 王向远.文体与自我——中日“私小说”比较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新探[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4).

作 者:彭婧怡,华侨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导老师:陈庆妃。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猜你喜欢

杨逸抵抗
Changes in Ribose,AGEs and Transketolase in Female GK Rat,a Type 2 Diabetic Model
锻炼肌肉或有助于抵抗慢性炎症
做好防护 抵抗新冠病毒
让和平之风吹拂宇宙
让和平之风吹拂宇宙
iNOS调节Rab8参与肥胖诱导的胰岛素抵抗
奇异的星球之旅
阅读,改变了这个孩子
胰岛素抵抗与老年患者认知功能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