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丽，刘伟华，朱绪东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经济与管理】

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影响的研究综述

沈 丽，刘伟华，朱绪东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金融效率在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以及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地提高金融效率成为深化金融改革的核心任务。同时，城市群已成为当前各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是未来生产力布局中最具活力的核心区域。城市群战略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探讨，有助于区域金融的均衡发展。目前，关于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一是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金融和金融调控四种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研究，二是从区域金融效率的度量与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政策效应评价两个方面进行的实证研究。但现有研究未能完全排除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变动中的潜在干扰，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有失偏颇。而引入双重差分方法，能够有效地对城市群战略的净效应进行分离，进而客观准确地估计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

城市群战略；区域金融效率；双重差分法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的货币化、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对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金融效率总体水平偏低（成思危等，2012）、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对经济的先导作用[1]。有研究（巴曙松，2013）认为，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要大幅提高金融效率[2]。一方面，通过提高金融效率来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和谐统一，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鉴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把提高区域金融效率水平作为深化金融改革、增强整体经济实力的举措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城市群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哥特曼在1957年提出，自此之后，通过促进城市群形成与发展以加快区域或本国经济增长，成为各国加快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陈章喜、徐通，2011）[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将有力地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群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大力支持（姚媛媛，2013）[4](p1)。十八大报告着重强调，一个能高效分配金融资源的金融体系对于支持经济的持久增长起着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探讨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群战略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评述。

二、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金融效率理论的出现是以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为前提的，自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形成了包括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内的三种不同的代表性理论，每一种理论分别蕴含着不同的金融效率观。从国内研究来看，王广谦（1997）较早地对金融效率理论进行了探索，他认为金融效率包括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宏观效率和金融调控效率四个层次，并强调对于金融效率问题的研究应该按照上述四个不同的层次进行考察，得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业所做的贡献为20%[5]。此后，对于金融效率理论的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金融效率理论的探索，但不同学者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展开。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不难发现，学者们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金融和金融调控等四种不同的视角来研究金融效率理论(GoldSmith,1969[6]；BerGer,1997[7]；Jeffrey Wurgler,2000[8]；白钦先,2001[9])。下面分别介绍基于这四个不同视角而进行的金融效率理论研究。

第一，金融机构视角。基于金融机构视角研究金融效率的学者认为，金融效率即金融机构资金融通的效率，其含义是指金融机构凭借最小的投入以获得最大的产出。目前学者对于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商业银行效率方面。如Zied Ftiti（2015）利用2005-2011年伊斯兰银行数据，基于DEA方法对次贷危机背景下伊斯兰银行纯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次贷危机期间纯技术效率水平略有下降，危机发生后第二年效率值达到最低[10]。另有部分学者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效率进行了研究。如张珩、罗剑朝等（2012）依据问卷调查数据，对延安地区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得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是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11]。除此之外，伴随我国证券保险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相继开展。韩珂、陈宝峰（2014）根据2006-2010年有效数据，采用DEA模型对保险业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其经营效率略有下降，规模效率无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技术效率水平的低下，技术水平低下是保险公司整体效率提高缓慢的主要因素[12]。

第二，金融市场视角。基于金融市场视角的金融效率研究，把金融效率看作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金由储蓄者向生产性投资者手中转移的效率。对于金融市场效率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效率包括分配效率与运行效率。Backus(1992)运用重标极差分析法，根据每日和每月的反馈数据，研究了东京证券交易所自动化交易对市场效率的影响。分析得出，在每日数据中，个别股票会在随机游走模型中出现偏差，而每月的股票指数更符合随机游走过程，自动化交易并没有显著改善市场效率[13]。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效率除分配效率和运行效率之外，还包括信息效率。谭松涛（2016）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网络接触对于金融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发现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兴交流平台有助于投资者获得更加可靠的信息，提高了信息效率水平[14]。

第三，宏观金融视角。基于宏观金融视角的金融效率研究，把金融效率看作是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对金融的宏观效率的研究，一些学者侧重于从质的方面进行考察，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Kim(2001)[15]，Abott(2001)[16]，Narayan(2005)[17]等通过考察财政、贸易等数据的周期性波动，对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周期性的波动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储蓄投资的相关性，全球性的冲击是导致储蓄投资高度相关的主要因素。一些学者侧重于从量的方面进行考察，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对国民经济作用的现实表现。龙少波（2016）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可以间接地通过货币市场作用于消费支出[18]。

第四，金融调控视角。基于金融调控视角的金融效率研究，把金融效率看作是中央银行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而对社会总需求水平变动和总收入水平变动的影响情况。目前国内对金融调控效率的研究大致包括有效性、效率及效果三个基本的研究点。首先，金融调控只有与当下实际的经济状况相符合才能实现其价值。如陈雨露、马勇（2014）基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模型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分析得出，中央银行利率变动导致的产出效应与价格效应随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下降[19]。其次，有效的金融调控一方面可以在市场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等状况时做出补救，另一方面通过观测政策的实施情况，可以对市场经济所处的具体环境进行判断。鄢莉莉（2012）基于DSGE模型探讨了由于金融中介效率变动而导致的货币政策弱效应，发现提高金融中介效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货币政策对消费和产出的影响[20]。再者，通过从数量效应与时滞效应这两个角度入手，可以实现对实体经济把握的有效性与实时性。陈利平（2006）通过构建货币政策模型，对货币政策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由于时滞的存在，使得公众与中央银行的预期能够得到调整，货币政策效率明显上升[21]。

在综合上述四个视角关于金融效率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我国城市群的客观发展状况并结合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对城市群战略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目前，学术界基于双重差分法进行经济研究已非常普遍。在国外，西方经济学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便从自然科学界引入双重差分法（Ashenfelter,1978[22]；Card,1985[23]）。在国内，周黎安和陈烨（2005）最早应用双重差分法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进行研究，文章基于税费改革先局部试点后全国推广的特征，将税费改革视作一种“准自然实验”①，从而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收入效应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双重差分实证检验[24]。此后，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济研究成果大量涌现（Cecilia Hermansson，2016[25]；Louis，2009[26]；Fang Qin，2015[27]；Alan Tidwell，2015[28]；李楠、乔榛，2010[29]）。该模型的调查样本由两部分组成，一组是受城市群战略影响的“实验组”，一组是未受城市群战略影响的参照组。根据实验组和参照组在城市群战略实施前后的相关信息，可以计算出实验组和参照组在城市群战略实施前后金融效率的变化量，然后对上述两个变化量进行求差运算，以此种方式反映出城市群战略实施对实验组的净影响。

随着相关学者不断的研究，对于城市群战略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理论分析也在不断的深入，学者们分别基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索，但对于城市群战略实施的净效应的识别，往往受到非常苛刻的外界条件限制，因此模型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未来应加强对相关理论方法的探索，以期能更有效地对城市群战略的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分离。

三、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后我们发现，现有关于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区域金融效率的度量，二是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政策效应评价。目前学术界对相关方面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对于区域金融效率的测度及其空间特征的分析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区域金融效率的度量

由于金融效率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概念，因而对于金融效率的度量分析也将是一种综合性的评价分析，度量方法是关键，先进的度量方法对于金融效率的研究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金融效率的度量分析方法进行了整理汇总（如图1所示）。

图1 金融效率实证方法汇总

1.前沿分析法

该方法通过对固定投入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与实际产出（或既定产出下所需要的最小投入与实际投入的差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比较来衡量研究对象的效率。通过回顾已有文献，我们将前沿分析法归纳为以下几类：

（1）非参数方法。DEA模型是目前学者应用最普遍的一种非参数方法，它通过对不同评价对象的多个指标输入与输出关系的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达到测度效率水平的目的。如郭尉（2015）基于2006-2013年保险业有效数据，采用DEA方法度量了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发现保险业整体效率水平较高，技术因素是阻碍国外保险公司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国内保险业效率水平的低下，进而提出针对阻碍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进行改善的对策[30]。

（2）参数方法。参数方法基于大量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生产前沿函数并对函数的相应参数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根据函数设定的相关假定对参数进行统计检验，从而达到评价效率值的目的。陈其安（2016）利用银行业有效数据，基于参数方法中的SFA模型测算了商业银行效率。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管理能力与成本效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效应，利润效率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这种关系趋于弱化[31]。

一些学者在实证方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超效率DEA模型、二次相对评价模型等方法被用来弥补前沿分析法的不足。如王明筠、傅联英（2015）基于超效率模型实证检验了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并对其做进一步分解，发现不同控股形式的商业银行在经营效率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水平最低，城商行效率水平最高，并据此提出了优化公司内部治理、加强行业竞争的改善思路[32]。杜群阳（2013）则应用二次相对评价模型对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营效率的提升[33]。

2.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方法是指通过多个指标对不同对象进行评价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把不同衡量指标合成为能反应总体情况的单一指标来进行评价。对不同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涉及到综合评价方法的选取，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将综合评价法分为以下三类并作详细介绍：

（1）主观赋权法。所谓主观赋权法，就是决策者根据自身所掌握的有效信息进行判断从而确定权重的一类方法。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层次分析法是主观赋权法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范德成等（2016）基于投资与产业关联度的自有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不同经济区投资与产业结构动态匹配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在三次产业间的分配明显不均，第一、二产业均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第三产业则出现投资冗余现象。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与西部地区的投资与产业结构匹配性较差[34]。

（2）客观赋权法。所谓客观赋权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对样本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进而对不同指标确定权重的方法。从目前国内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客观赋权法中的因子分析法与非参数方法相结合来评价效率问题。如李曼（2014）发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DEA模型无法有效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价，因此她通过将因子分析法与数据包络分析法相结合来对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得出，商业银行效率在近几年保持着较高增速，但整体水平仍待改善。产品创新与资本结构推动了效率水平的提高[35]。

（3）主客观赋权法。该方法通过一种数学算法自动求解指标的权重，使确定的权重能够同时兼顾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考虑。模糊数学评价法是主客观赋权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通过引入隶属度函数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模式。闫红博（2013）利用信息熵方法确定经济运行效率指标的权重，进而对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效率进行了评价[36]。以往的研究者对于经济运行效率的评价，在指标赋权阶段往往忽略了不同的赋权方法对于不同特征指标的适用性不同这一事实，因而造成研究结论发生偏差。闫红博的研究通过模糊数学方法确定各个对象的权重进而对其排序，从而达到了客观评价效率水平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前人对于金融效率度量的研究正趋于成熟，但仍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指标选取与实证方法应用上的不足，在研究中对于效率值的不同定义，指标选取的不同，样本时间段的不同，使得现有研究不能得到一致的观点。二是对于微观金融效率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银行等金融中介，关于各金融中介效率之间的结论不具有较强可比性。而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实证研究尚未系统化，仍处于指标罗列阶段。

（二）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政策效应评价

在基于区域金融效率测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评价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学者们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曹贤忠（2015）利用2000-2012年我国部分城市有效数据，基于DEA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整体效率水平有待提升，区域差异程度在逐步缩小[37]。但是该文在实证阶段的研究仅限于对效率水平的测度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未能识别出长三角城市群对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程度，因而实证结果有待完善。与此不同，陈章喜、徐通（2011）基于CCR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运行效率做了评价，发现整体运行效率有了大幅提高，结构运行效率始终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38]。然而，该研究主要关注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的经济运行效率评价，并没有进一步分离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战略对经济运行效率所产生的净效应，因此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与上述研究不同，姚媛媛（2013）通过对不同城市群金融效率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并基于宏观与微观视角对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并针对提高效率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建议[4](p6)。该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其研究方法局限于简单的横向对比分析，没有进一步运用计量方法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变化程度进行准确估计，因此其研究结论尚需检验。

纵观学术界关于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政策效应评价的研究，不难发现，部分学者在估计方法上做了贡献性的探索，对后续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帮助。然而，通过对文献结果的总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城市群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程度进行评价时，不同的评价方法得到的结论是有区别的，而且现有实证方法未能完全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最终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从以上分析可知，学术界关于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值得关注的成果，对于区域金融效率的测度及特征分析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科学的研究方法。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不少不足之处，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具体而言，一是关于城市群是否推动区域金融效率提高的实证研究，在样本选择及实证方法上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二是现有研究对城市群与区域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剖析，因而未能揭示城市群在区域金融效率的变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三是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对于不同禀赋条件的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既有文献未能进一步分离出这种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

针对已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未来对城市群战略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

第一，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来检验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作用。在科研过程中，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取得成功的研究成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特别是以国内研究为主，在进行关于城市群战略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实证研究时往往只选取城市群样本，通过简单地对比城市群战略实施前后金融效率差异大小的方式来验证，但这种对比方法未能考虑到即使排除设立城市群的因素，其他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会对区域金融效率产生影响。其缺陷在于未能找到有效的对照组，在排除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分离出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净影响。因此，未来应采取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以准确地估计出城市群战略对于区域金融效率的净影响。

第二，深入研究城市群战略在区域金融效率的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关于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影响的研究，更倾向于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及对区域金融效率在不同地域间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未能就城市群战略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作用机理作深入探究。未来研究我们不仅要定量分析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更要深入探究城市群战略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作用机制，而且还要探究城市群的发展与区域金融效率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

第三，深入分析城市群战略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禀赋条件的地区间所具有的差异。目前关于区域金融效率空间分异特征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行政划分的基础之上，然而不同的省市在资源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上仍存在较大差异，现有研究未能就这种差异作进一步的探究。因此，未来研究不仅要准确识别出城市群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的净效应，揭示城市群战略对区域金融效率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所在，而且还应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深入剖析这种政策效应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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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on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Shen Li, Liu Weihua, Zhu Xudong

Financial efficienc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promoting macroeconomic growth.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financial efficiency has become the core task of deepening financial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current countrie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ost dynamic core area in the future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The strategic influen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is helpful to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inance. At present, th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from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nancial markets, macrofinance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group strategy’s impact on the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the policy effect evaluation of two aspec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not completely ruled out the potential interference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to the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so the conclusion is bias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can effectively separate the net effec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and then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on the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Urban agglomeration strategy;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F832.7

A

2095-7416(2017)03-0041-07

（责任编辑：张会荣）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常态初期区域金融风险生成机理及防控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BGL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7-03-21

沈丽(1970-),女，山东莱州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实务。刘伟华（1992-），男，山东日照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15级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实务。朱绪东（1992-），男，河南濮阳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15级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