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燕

摘 要：实验法是公共管理研究者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工具，但尚未成为公共管理主流研究方法。本文首先分析了实验研究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指出了实验研究法的优势和不足，针对不足归纳了严谨性和人才缺乏等原因，最后提出了遵循严谨的研究过程、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恪守实验研究伦理道德、抓住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机遇等促进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应用推广策略。

关键词：实验研究；公共管理；应用；策略

近年来新公共管理学科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以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为基础的理论变革，而且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的主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法无法穷尽所有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因素，甚至可能遗漏非常关键的变量，并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同时由于受制于抽样策略的局限，调查研究还可能导致选样偏差，而未能捕捉到真正需要研究的对象。实验研究法则可以有效弥补调查研究法的缺陷，实验研究通常可以控制许多外部干扰因素，因此其内部效度较高，并且可以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及如何应用实验法的争论不绝于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应用实验法。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都热衷于实验室实验，而实验研究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正扮演越来越突出的角色。

1 实验研究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实验研究之所以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热点，在于实验研究方法种类众多，而且每类方法能够针对性地解决特定问题，同时能与其他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但由于实验研究引入时间不长，实验研究法尚未成为公共管理的主流研究方法。

1.1 方法种类众多且具有针对性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主要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实地实验、自然实验、准实验等，不同类型的实验法有其对应的适用范围。如自然实验主要用于公共管理创新改革和公共政策项目和及其评估，主要是政府或公共部门计划开展或已经开展的项目。如安全带执法行动[1]，澳大利亚学者研究的第三部门开展的灾后重建项目[2]，印度地区开展的关于地方分权与腐败关系的研究[3]。

关于政府绩效的实验研究以实地实验和调查实验为主，发生在自然环境下。这是因为关于绩效的研究大多不属于敏感话题，容易被实验对象理解；而研究者对绩效信息的高低控制也较容易实现。如丹麦学者Nielsen与Baekgaard关于丹麦议员对于公立学校绩效评价的应对[4]，美国学者James与Moseley关于地方政府不同水平的绩效信息如何影响公民绩效感知的研究[5]，Grimmelikhuijsen等人所进行的在荷兰和南韩地区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行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6]；在印度新德里开展的政府信息透明化对于当地难民获取基础公共服务的影响[7]等。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往往花费不菲，学者因为能力和财力限制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实地实验。而各级各地政府部门、第三部门的大量改革、试点和政策实验为公共管理研究者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公共管理学者应积极与实践者合作，利用已经开展或行将启动的政策实验与管理创新，把握实验研究机会。

1.2 与其他研究方法综合使用

实验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综合使用的情况十分普遍。如关于美国安全带执法行动的研究采用OLS回归模型和异质性检验[8]，而Licht等学者开展的关于校园中手机使用和意见箱的研究则结合了情景实验法[9]。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应用被试问卷调查、情景实验、观察访谈、计算机仿真的方法来协助收集实验数据，在后期的数据处理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如假设检验、线性技术、预测技术、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并且在论证假设、实验总结时也广泛运用比较、归纳、逻辑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必要并且十分有益的。

1.3 尚未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主流

虽然实验研究法种类较多且具有针对性，同时还能与其他研究方法综合使用，但是实验法尚未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主流。Margetts在其检索的四份期刊中，1960-2009年间只有35篇论文在标题或主题中出现“实验”一词，而其中只有10篇可以称得上使用了实验法[10]。在长达50年间，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递增。Bouwman的综述显示，1992-2013年间共有236篇论文的标题或主题中出现“实验”一词，但只有31篇实验研究论文在主流期刊发表[11]。何艳玲对1995-2005年间中国7份核心公共管理期刊发表的2729篇论文进行研究方法评估，对资料收集方法的分析显示，96.7%的论文属于非经验研究，仅有《管理科学学报》发表的1篇论文采用实验法，所占比例不足1%。由此可知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都很少应用实验法。

2 实验研究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應用问题的成因分析

2.1 部分研究缺乏严谨性与内部效度

公共政策与管理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的可信度甚至比严谨性和客观性更为重要，因此研究人员宁愿为了获得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而牺牲研究的严谨性与内部效度。管理学研究中的实验多为自然实验，要保证实验的结论质量必须进行内部效度控制，才有实验所得因果联系的信度。实验者预期目的、情景、处置或“有意为之”的措施容易让被试产生主观偏见，造成被试失去“平常心”，因迎合研究者而导致效度下降。

2.2 部分方法被弃用

与实验室实验相比，研究人员自然会偏好自然实验和准实验，因为后者既实现了实验的严谨性及因果关系的验证，又满足了研究的现实关联性。但却忽略了实验室实验的优点，实验室实验采用人工设计的实验场景，尽可能使其具有普遍性并对研究结果不产生显著影响，可以完全控制各种影响变量之间关系的其他因素，从而精确估计变量之间的效应有多大。

2.3 部分实验操作难度较大

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人员倾向于将团队、组织和政策作为分析单元，而很少将个人作为分析单元。对个人的实验研究较为容易，而对团队和组织的实验研究则很难，技术难度也阻碍了研究人员使用实验室实验。Margetts指出，强调现实主义和实际解决方案、关注组织而非个人，以及伦理和设施等方面的挑战，可能是阻碍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应用的主要障碍。

2.4 人才供给不足

由于上述原因，在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中缺少实验方法等量化研究方法的训练，由此阻碍了实验方法在公共政策与管理领域的应用。不同于理工科实验的传统背景，同时受到“文科不需要实验室的”传统观念影响，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创设实验室的条件和环境不如其他学科，目前国内建设的公共政策实验室的研究机构数量并不多。

3 实验研究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应用的推广策略

3.1 遵循严谨的研究过程

首先，提出合理的“研究假设”。在调查国外期刊论文研究方法过程中发现，大部分论文均有“研究假设”这一部分。研究假设是对某种行为、现象或事件做出的一种合理的、尝试性的并有待检验的解释，表明研究者对研究结果的一种设想，对研究问题中变量间关系的一种预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有先“假设”才有可能有新的发现，“假设”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纵观国内的管理学研究，主流期刊所载论文遵循“提出研究假设—设计研究实验—进行假设检验—得出研究结论”过程的并不多。实验研究的研究问题包括描述性、关联性和差异性三类，这三类问题都需要转化为统计上的假设，研究假设的检验包括基本差异分析、复杂差异分析、基本相关分析、复杂相关分析四中基本的统计方法。

其次，树立“理论在先，实验在后”的思维。大多数科学研究选题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实验在确定研究选题、建立研究假设甚至结果分析时，需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假设更是建立在前人已有理论、知识上的，凭空不能产生合理的假设，指导理论正确是后期管理实验进行的前提，有助于减少实验的盲目性。

最后，建立规范的操作步骤。比如选择合适的被试人，研究者首先应根据实验课题选择恰当的被试，这些参与者应熟悉实验流程，具有相应的素质，如文化知识或实践技能。此外，对实验变量的相关划分与合理操作，因果联系、相关性探究、研究假设的验证是管理实验最终的落脚点，这些实验变量包括自变量、因变量、额外变量以及调节变量等，其交互作用是分析实验现象和结果的关键。同时还必须严格控制可能干扰实验效果的额外变量，可采用的方法有排除法、恒定法、匹配法、随机化法、统计控制法等。必要时管理实验还应借助相关设备如录像机等记录、捕捉实验过程和动态。

3.2 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进行科学合理的方法论教学。实验法要求科学的实验设计，需要专门的方法论训练，而这是目前公共管理学科所普遍缺乏的。专门从事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以文科为主，所接受的研究方法训练定性多于定量，参与的课题研究也重在培养研究者的纯理论研究能力和社会调查能力，没有系统学习实验研究的相关知识技能，从而不具备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进行一项实验研究的基本过程包括研究问题的理论框架构建、变量指标的数据化、实验设计与监控以及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解释。这其中对研究者的统计学知识、数据分析能力、模型构建能力提出一定要求，研究者往往在变量进行操作化并完成实验设计的之后，因能力有限而难以进行后续的步骤。提高研究者的实验研究能力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如进行实验教学，开设适合公共管理学生的实验课程、项目和活动。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加强SPSS、定量研究方法等的考核力度；利用好公共政策实验室等资源平台，转变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开展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活动；此外，推动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的转变离不开学校的政策及资金支持。在缺乏经验难以把控实验研究效果的情况下，研究者若能结合社会热点提出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价值的选题，同样能够获得经费支持，开展研究。同时，招募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如数学、计算机、教育学，与公共管理的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吸收实验研究方法的经验技能，在实践中快速成长。

其次，完善实验室和實验软件等配套设施。建立专门的实验室是推动实验室实验的重要举措。目前中国多所高校积极推动文科实验室建设，并探索了公共管理教学实验室的建设。未来亟待将公共管理研究实验室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另外，引进和开发适合特定公共管理问题的实验软件，也是推动实验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应用的关键步骤。

不同层级的公共管理实验室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初级的公共管理实验室以演示验证性实验和模拟操作性实验教学为主，中级公共管理实验室通过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形式旨在让学生在实验中身临其境，提高其决策分析、判断和语言表达能力，高级公共管理实验室电子决策剧场的建设使实验室仿真法的推广成为可能，对不同层级公共管理实验室的建设要同时进行。此外，还需提高实验教师和技术人员的素质和地位，争取外部支持，完善实验教学的制度化管理等。

3.3 恪守实验研究伦理道德

管理实验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对实验被试无精神、肉体伤害，不对社会、社区秩序造成危害，影响控制在合法、可接受的范围内。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不能急于求成，而且特别需要注意防止违背研究伦理。由于实验研究对被试或研究参与者的侵入程度和干扰性较强，因此需要慎之又慎。比如，实验中对研究对象采取“欺骗”等伎俩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但应在实验后予以告知，以避免研究对象产生困惑。再如，许多公共政策实验不能侵害研究参与者的切身利益，否则将可能导致非常强烈的道德困境。由此可见，借鉴其他学科的实验研究伦理并发展公共管理特有的研究伦理规范，可能也是未来实验研究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3.4 抓住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机遇

国外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调与公共管理实践者的合作，这也是中国未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大势所趋。目前国内公共管理面临着两大机遇：随着循政政策、绩效问责与第三方项目评估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项目计划需要后评估，以及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后需要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和验证[12]，实地实验、自然实验在政策评估上具有天然优势，实验法十分适合国内学者开展此类研究，同时也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话题；此外，国内各地各级和各类政府部门每天都在开展大量管理试点和政策实验，为自然实验、准实验和实地实验的开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3]。为赢得更多的实验研究机会，公共管理研究者要学会抓住这些机遇，改变过去仅依托高校等研究平台的现状，学会与实践者合作，从外部获得支持，如来自各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支持以及开展实验所需的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Luca， Dara Lee. “Do Traffic Tickets Reduce Motor Vehicle Accident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4.1 （2015）： 85-106.

[2]Jones， Kate， and Ruth Webber. “Looking for Sustainability in Not-for-Profit Program Delivery： An Experiment in Providing Post-Bushfire Recovery Program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71.4 （2012）： 412-22

[3]Asthana， Anand N. “Decentralisation and Corruption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32.1 （2012）： 27-37.

[4]Nielsen， Poul A.， and Martin Baekgaard.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Blame Avoidance， and Politicians Attitudes to Spending and Reform： Evidence from an Experi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5.2 （2015）： 545-69.

[5]James， Oliver， and Alice Moseley. “Does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 Services Affect Citizens Perceptions， Satisfaction， and Voice Behaviour？ Field Experiments with Absolute and Relative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92.2 （2014）： 493-511.

[6]Grimmelikhuijsen， Stephan， et al. “The Effect of Transparency on Trust in Government：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3.4 （2013）： 575-86.

[7]Peisakhin， Leonid， and Paul Pinto. “Is Transparency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ia.” Regulation & Governance 4.3 （2010）： 261-80.

[8]Luca， Dara Lee. “Do Traffic Tickets Reduce Motor Vehicle Accident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4.1 （2015）： 85-106.

[9]Licht， Jenny de Fine. “Policy Area as a Potential Moderator of Transparency Effects： An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4.3 （2014）： 361-71.

[10]Margetts HZ. Experiments for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1， 13（2）：189-208.

[11]Bouwman R， Grimmelikhuijsen S .Reviewing experiment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the emergence of a hybrid tradition [C] .IRSPM Conference XVIII. Ottawa， Canada， 2014.

[12]馬亮.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何以可能：一项方法学回顾[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5（4）：13-23

[13]Heilmann S.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J].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CID），2008.43（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