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令峻

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我是去年（2016年）8月准备去烟台采访我的一位老领导、16岁参加志愿军的女军医，在网上查抗美援朝战争的资料时，发现了关于黄继光的战友李继德老人的报道。而且，这位老人就在我们山东省高青县木李镇三圣村。高青离济南只有150公里，从1985年我在《山东工人报》当记者时去了第一次，之后又去过三次。说起来是不陌生的。

我就想去采访一下这位老战士。

相关资料：上甘岭战役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攻势，于1952年10月14日—11月25日，在朝鲜中部金化郡东北部五圣山南麓的上甘岭地区进行了坚守防御作战。

上甘岭本是五圣山下面的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因打仗，村民们都逃走了，村庄房屋也在战火中成了一片废墟。上甘岭下边还有一个小村下甘岭。战役中指的上甘岭，主要是以597.9高地和574.4高地这两个小山头为首的这一片高地。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联合国军心窝的一把钢刀。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上甘岭战役前对15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退后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当时摆在中国军队眼前的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北朝鲜军队相继丢失了五圣山两侧的喋血岭和伤心岭，使得中国军队的主力暴露在美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尽管美军也损失了千余人，但他们达到了战略目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战斗打响了。

美军计划用一天的时间占领上甘岭。一天之内，美军向上甘岭发射了30余万发炮弹，飞机在上甘岭投下了600多枚炸弹和燃烧弹。

在此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先后动用美7师、韩2师，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上甘岭南侧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战争史上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至20日，两高地表面阵地失守，防守分队转入坑道。联合国军用轰炸、熏烧、封锁等手段围攻。坚守坑道部队克服缺粮、缺水、缺弹等严重困难，坚持作战，顽强抗击，打破围攻，守住了阵地。从30日开始，志愿军经过充分准备，实施反击，坑道内外部队密切配合，夺回表面阵地，击退了联合国军的连续反扑。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43天，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我军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至11月25日胜利结束。

上甘岭一战，打出了军威国威。据志愿军统计，自己伤亡1.15万人，估计敌军伤亡2.5万人，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所没有的坚守防御成功的范例。

15军在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以特等英雄黄继光为代表的三等功以上各级战斗英雄共12347人，占该军总人数的27.5%，以45师134团8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200余个。在43天的战役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就有38位。上甘岭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勇顽强的代名词，上甘岭精神成为全军将士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后来，曾任联合国军指挥官的马克·韦恩·克拉克在回忆录中指出，鉴于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伤亡过重，联军远东指挥部不得不停止了任何兵力多于一个营的战斗计划。由此，这场战役实际上迫使联军停止了任何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参战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回国后组建成解放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作为战略快速机动部队，驻扎在湖北。

黄继光，1931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原名黄际广，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第45师135团二营通讯员。1952年10月20日在朝鲜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牺牲，1953年3月8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我军至今只有同为志愿军英雄的杨根思和黄继光获得过这一级别的最高荣誉）；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当时目击黄继光英勇牺牲情景的战士大都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135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重伤后活了下来。他在医院里听到报上说黄继光仅仅被追授“二级英雄”，曾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志愿军总部遂撤销了黄继光“二级英雄”称号，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

1953年4月，黃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主席邀请邓芳芝到中南海自己家中做客，表达了对英雄的敬意。与邓芳芝同时被邀请的还有三位：刘胡兰的母亲，抗美援朝英雄女护士林范洪和第一代女飞行员的代表。邓芳芝双手紧握着毛主席的双手。毛主席说：“黄妈妈你好！多亏你把黄继光教育得好。教育他，为人民服务。”邓芳芝赶紧说：“毛主席教育得好，培养得好。”毛主席说：“你生得好，养得好。”

一场残酷的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着共同的悲伤，他们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

1956年11月6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时，第二次接见了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1960年4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接见了四川省代表、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

黄继光的名字和光荣事迹镌刻在上甘岭背后的五圣山上，他的家乡中江县石马乡改名为继光乡。

1962年10月，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政府建立了黄继光纪念馆，朱德、董必武、刘伯承、郭沫若为之题词。1982年纪念黄继光英勇牺牲30周年时，邓小平为黄继光纪念馆的黄继光塑像基座题字：“特级英雄黄继光”。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黄继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上甘岭》，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家喻户晓，传唱至今。

1986年和2010年，朝鲜先后拍摄了反眏黄继光英雄事迹的电影《火红的山脊》《兄弟之情》。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惨烈、最著名的战役。黄继光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表彰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战斗英雄。

关于上甘岭战役的背景资料，作者是从网上搜出来下载的。如有不准确之处，以部队军史资料上的结论为准。

春节后的正月十八（2月14日），我拉上行李箱，先到了济南长途汽车站，还不到7点。一问售票员，去高青的车要9点30分开。一想要在这里等两个多小时，有点儿着急，就立即去了济南火车站，乘上了8点22分的火车，9点到达淄博站。本以为去高青有直达的长途汽车，但出租车司机说，去淄博下属各县城的车，都是公交车。去高青，要一个半小时。我打电话问淄博的诗人朋友刘跃军，他果断地说，老兄我送你去！

我打当了专业作家，去某一个地方采访，一般都不打扰当地的领导，而是一步到位，直接到被采访者的家中。比如采访广饶参加过金门战役的老战士徐钦林，采访郯城在荒山上修水库种下了40多万棵树的退役军人刘吉传，都是直接去找的他们。

跃军开上车，一路向北，边开边问路，来到了木李镇，时已11点40分。跃军把车停在了镇政府的大院内，我俩去对面的饭店吃了一盆炖鸡、一大碗豆腐炖白菜。因刚过了春节，偌大的饭店里吃饭的只我们两个人。

饭后又问着路，向北再向西，驶上了黄河外大坝的公路。开了有五六里路，下了坝，问正在收集树叶的一对父子，三圣村在哪儿。老人说你们跑过了。于是又返回去，下了大坝再往北，到了一个村前边再往东，进了一个村子，来到了村中的一条街上。街中心有一些男女村民在聊天。还有两个坐在马扎上下棋的，有三四个人在旁边观战。

跃军停下车，问，李继德老人的家在哪儿？一个50多岁的村民一指背朝我正在下棋的一位老人，说这不就是！老人弯着腰站了起来，我一看，正是照片上的老人。老人一把握住我的手，问你们从哪儿来的？我知老人耳朵有些背，就俯在他耳边大声说，济南来的。“济南来的？好！好！回家！”老人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边走边说太好了！太好了！

老人说话声音很洪亮。

走了不多远，来到村子最南边的两个大门前。门上贴着大红的对联。门前边还有两棵又粗又高的大杨树。老人大声喊道：“来亲戚了！来亲戚了！”

老人的二儿子、二儿媳忙跑了过来。老人的老伴也拄着拐杖回家来了。

我们进了老人家中，说明了来意。老人很是高兴，问我，从哪儿说呢？我说，从头说吧。

老人听不见，他的孩子俯在他的耳边说，让你从头说。

从头说？那好。俺这个村啊，原先叫小沟里旺，在黄河大坝外边，只有七八户，后来迁到了大坝里面。大伙觉得叫小沟里旺不大好听，就商议着改个名。因为姓李的、姓张的，姓王的最多，叫李家村，张家不愿意，叫了张家村，李家王家又不愿意，于是就叫了三姓村。后来，村中的长辈觉得叫三姓村土了点儿，用如今的话说档次低了点儿，思来想去，叫了个三圣村。三个圣人的村，哈哈！这下子厉害了。

从俺这村，往北一公里就是惠青黄河大桥。桥北边是滨州的惠民县。解放前，黄河上的桥是木板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这座公路大桥，已修了十几年了。

俺这个村，现在有100多户，400多口子人。在解放初的工夫，也就五六十户，300来口子人。俺家老辈里是从哪里迁来的，也知不道（山东人爱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反正都是穷人。

我爷爷是个种地的，我父亲年轻的工夫也种地，也上黄河上当船工。他當船工，也撑船，也扛石头运石头。他干活的那个船，主要是从济南洛口那里装上石头，再运到下游的一些码头，卸下来，一直运到垦利的黄河入海口。那些石头主要是护堤用，防洪用。解放前，船是旧政府的。解放后，船是国家河务局的，是公家的了。当船工可以挣几个钱。在农村种地，只养活一家人都很难。我父亲水性很厉害，1958年时他都快50岁了，还能横渡黄河。

我是1935年8月13日出生的，在家里是老大。我六岁时，母亲又生了个女孩。但一次意外的事情，母亲去世了。我那个才六七个月的妹妹也夭折了。之后，父亲又给我娶了个继母，继母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也就是我下面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

我在村里上了三年小学，大概在1943年到1945年。你问我见没见过日本鬼子？见过！黄河渡口那里，鬼子就建了个据点，住了十几个鬼子，还有二三十个汉奸。我六七岁的时候和几个小伙伴去看鬼子在那里出操。他们倒不伤害我们这些小孩。因我们村处的这个地方挺偏僻，村东边也只有一条小路通外边，很不好走，鬼子也没上俺们村来过。

但全乡每个村都有个伪村长伪保长给鬼子当情报员。情报员每隔几天就得去黄河渡口那里报告有没有八路军，村里有没有人私通八路。各村的年轻人一怕被抓了，去当伪军汉奸队，二怕被说成是八路给抓了去，都跑了，躲起来了。有一年的正月十六，鬼子们去了东边的一个北杜家村，抢粮食，杀了那村20多口子人，还烧房子，强奸妇女，非常残忍。还有一次，日本鬼子在沙郭洋村包围了八路军的一支武工队，打死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那时候，这一带活动着八路军的一支清河武工队。

你问我见过八路军没有？八路军倒是没见过，那时候我小啊！但我见过解放军。那是打老蒋的工夫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那时候还叫八路军。1947年腊月三十，俺西边那个村白龙湾，下午来了七八个解放军战士，我和村里三四个小伙伴跑去看了。那些战士穿着黄布军装，背着背包和长枪，打着绑腿。为啥打绑腿？国民党行军是靠汽车，张灵甫的74师，一个晚上从临沂就开到这黄河渡口，又过河去了对岸。咱解放军全凭两个脚丫子走，打上绑腿，防止小腿肚子肿胀啊。那七八个战士，大概是侦察班打前站的。到了傍晚，从南边来了100多个解放军，可能是一个连。他们把村民家的门板全卸下来了，然后抬着扛着，到了北边黄河边，在黄河上用门板搭成了一座人桥。这时候解放军的大部队也上来了，几千人就踩着这座人桥，过了黄河，消灭了对岸国民党的一个团。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当兵，当解放军，跟着大部队去打老蒋。

俺村有一个妇女的事迹，很感人。那是1947年农历八月里，开始是解放军在这一带活动，有一个团长带领。他们不扰民，就住在野地里树底下，也不吃老百姓的饭。这时候张灵甫的74师大部队过来了。解放军有一架电台来不及带走，就埋在了这个妇女家的床底下。74师来了之后，可能有人告密，国民党到这个妇女家挖出了电台。他们说这个妇女通共，逼她跪到砖上，打她，要杀她。有的村民大着胆子替这个妇女求情，说她怀着孩子，求长官刀下留人。国民党军官就说等她生了孩子，再杀她。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解放军又打过来了，国民党跑了，这才保住了这个妇女和孩子的命。这个妇女是俺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国民党在俺村杀了好几个村干部，有的村干部给倒吊在树上，有的绑起来灌辣椒水。

你问我解放后干啥了？1949年解放时我14岁，跟着爹去了黄河上当船工。当船工是很苦的。这船上行的工夫，要是有东南风，扯起布帆，一天就能到济南洛口。可要是碰上西北风，得四五天才能到。碰上西北风，还得上了岸，拉纤，等于是走到济南。夏天拉纤的工夫，天熱，下身只围块粗布。那工夫哪有裤头啊？经常是光着身子，啥也不穿，一个个晒得跟黑泥鳅似的。

不过，我干了那一年多船工，还真练了身子。一是拉纤，扛石头，又能吃又能干长了个子，练了劲儿了。二是我在黄河里学会了游泳，一口气儿游出去千把米，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俺们还常在船上炖黄河鲤鱼吃，那黄河鲤鱼，金翅金鳞的，还有一个特征是四个鼻孔，炖出来又鲜又嫩又香，特好吃。

你问我咋知道抗美援朝的消息？这不到1950年10月里了，志愿军开始入朝了。这时候我不是在黄河上当船工吗？我在济南洛口的码头上、济南的大街上看到了好多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朝鲜滚出去！”还听到济南的仁丰纱厂等工厂为抗美援朝捐献物资，家家户户捐钱捐物。

回到家乡，看到到处也贴着这样的标语，我就想我要当兵，当志愿军打美国鬼子去！

这时我还不到16岁，到1951年8月我才满16岁。我问了问爹，我想当兵去，行不行。一开始爹瞪了我一眼，说你一个小毛孩子当啥兵，人家部队要你吗？我说爹，你以前不是见过打老蒋的解放军，那里面就有十四五岁的小兵来。我跟爹理论了一番，爹才说你要去就去吧，到了报名的那里保险给你打回来。

于是，我和俺村的一个青年，就到青城镇报名去了。当时高青县政府设在青城镇，离俺村20华里。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是1951年1月14日。镇上很热闹，有好多村民在跑旱船，耍龙灯，还有的唱《送郎参军》。带兵的一看我瘦瘦的，个子也不太高，也就一米五，就问：“你十几了？”我怕带兵的嫌我小不要我，胆子一壮，就说：“我20了。”带兵的再看看我，哈哈大笑：“你20了？不对不对，我看你顶多15。不行不行，明年你再来吧。”我一听就急了，说：“到明年，美国鬼子早就给打跑了。我身体棒着呢，一天走100里没问题，扛五六十斤也没问题。我还会爬树，游泳，到了部队上绝对是个好兵。”

带兵的还是说不行。我就跟着他，再三要求。

带兵的见我这么坚决，只好说：“那你登记去吧！”

为了当上兵，我在入伍登记表上写的是1931年8月13日出生。后来到了部队，我又改过来了。

那时候入伍不用体检，带兵的让你来回走走，看看你身体没有残废，眼睛没有问题，也不傻拉瓜叽的，就通过了。我被批准了，我们村和我一块儿去的那个青年也被批准了。他比我大十几岁，也上了朝鲜战场。他也是活着回来的，前几年去世了。

我一路小跑跑回家，把这个喜信告诉了爹和继母。爹和继母一开始还挺高兴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嘛！可又一寻思，爹说，哎儿子，你还有个大事儿来！我问爹啥大事儿。爹说是你早先订下的那门亲事。你走了，让人家咋办？于是爹和继母、爷爷奶奶就赶紧商量了起来。（作者问他，大叔，你这门亲事是多大的工夫定下的？又用手指比画了一下：“八岁？”老人点点头，就是八岁。我们笑了起来。）老伴比我大一岁，是杂姓刘村的，叫齐振英。她那个村离俺这个村两华里。

结婚前俺俩从没见过面。当时虽已经解放了，但还是按过去的传统习俗。再说当时十几岁，哪知道啥叫恋爱呀。因为部队第二天下午要集合，开拔去德州，爹他们长辈研究了一番，决定明天上午就迎亲拜天地。于是，派上人去杂姓刘村亲家送信，说要迎亲。下午家里收拾了一间房子当洞房。又去邻村租了一架花轿，裁了块红布当新娘子的盖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抬着花轿的几个村民去了杂姓刘村，接了新娘子来。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最后是夫妻对拜。把新娘子送进洞房里后，我掀开她头上的红盖头，才第一次见到了她。她还不到17岁，还是个孩子。

到了下午，去德州的新兵队伍正好从青城镇走过来了。我就加入了队伍，由带兵的领着去德州。从这里到德州有200公里，我们走了三天才走到。晚上就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这时候，新兵们还都是穿着便衣的土八路呢，但一路上说说笑笑还是很兴奋的。到了德州，我被分到新兵团二营七连。发了新军装，一身棉袄棉裤，一双棉鞋，两件白衬衣，两个白短裤，一床被子，再是挎包、水壶、被子、背包带。脱下了黑粗布的老棉袄老棉裤，穿上了新军装，扎上腰带，只觉得挺神气的。只是帽子上没有五星帽徽，也没有领章胸牌。这是为了保密，不暴露军队的标志。枪也没发。还有，当了兵一律剃光头，连寸头都没有，更别说留长头发的。在部队里，师长团长也是剃的光头。上级说剃光头是为了负伤包扎方便。所以，我看到有的抗美援朝的电影里，首长留着大分头，就说太不真实了。

每人发了一个吃饭的小铁碗，没发筷子、勺子。我们就用很少的津贴（每人每月3万元，即3元钱）去小卖部买把小勺。

在德州住了两天，坐上了闷罐车。车外面写的是“猪、牛、羊”，也是为了打掩护，防止特务告密的。

火车先是往南开。我和这几百名新兵还是第一次坐火车，只觉得又兴奋，又好奇。我看着车门外向后闪过去的田野树木，在心里默默地说，到了部队不当官（干部），不入党，不立功，就不给家里写信。

火车开到济南站，当地兵站的送饭来了，每人一个白面大锅饼。那大锅饼得有四五斤，我们一路上就啃着那个大锅饼上了东北。

到了辽宁丹东，我们这些新兵集中训练了一个多月。平时练习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齐步走，跑步走，再是学内务条例。听连排首长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会写字的写决心书请战书，不会写的由战友代写或口头表决心。那里的气温就很低了，有零下20多度。上级又给我们发了黄布军大衣，一个印着“最可爱的人”的白搪瓷缸子。为了保密，把白毛巾上印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还剪了去。每人发一把可以插在背包上的小铁锨，每个班还有三四把小铁镐，是战备施工用的。

这时，部队仍在陆续进入朝鲜。我们虽没有碰上美国鬼子的飞机轰炸丹东，但他那个黑老鸹却经常飞过来，在城市上空盘旋。他们一是派飞机来侦察，二也是炫耀空中优势，吓唬我们。

1951年2月，我们奉命进入朝鲜。我们背上背包，每人背上10斤炒面，唱着《志愿军战歌》，从鸭绿江大桥下面的一座浮桥上走过去。这时鸭绿江大桥被美国飞机炸坏了，正在抢修。

进入朝鲜的第一站叫新义州，我们这些新兵在这里分到了连队里。我被分到了15军45师135团二营六连一排一班。班长叫乔有仁，是个陕西人。这时候黄继光还没有来。他们一帮四川兵是三月份才来的。他和马万昌、高成刚、朱树明四个四川兵，分到了我们这个一班。

黄继光这时候叫黄际广，是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年出生，比我大四岁。他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他个子不太高，也就一米六的样子，人瘦瘦的，但挺结实。一双眼睛又黑又亮。他说，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他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兄弟四个拉扯大的。1949年，他的家乡解放了，他当上了民兵，还曾和民兵们一起抓回了逃亡的地主，被评为模范民兵。我去四川中江黄继光纪念馆时，当地的工作人员指着黄继光的塑像问我像不像。我说还是像的，只是黄继光那时候很瘦。（老人用手按着自己的双腮）塑像胖一点儿是为了好看，威风吧。

我和黄继光很投缘，过了没几天就很熟悉了。战友嘛，本来就很亲的。黄继光说，他们是从中江县先到了德阳，又到了陕西的宝鸡，从宝鸡乘上火车来到丹东的。路上走了十几天。

他又问我的家庭情况，我有点儿不好意思，说我出发的那天上午结的婚。他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捣了我一拳，说你这个娃儿，倒是蛮积极的嘛！有的战友就叫我新郎官儿，小女婿。还有的战友唱“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大家就一起哈哈大笑。

后来我问黄继光，你家里有对象吗？他摇摇头，说没有。他说我兄弟四个，家里很穷，哪能找得上对象？他后来又对我说，等抗美援朝胜利之后，我回家再找对象去。我是哥，你是弟弟，咱们常写信联系。

我们这个一班共有16个战士。这时候是四四制，一个排四个班，一个连四个排，一个营四个连。我们二营有四、五、六连，还有个机炮连，连长是崔凤楼。我们六连连长叫万福来，是45师师部侦察排排长出身。副连长王福头，后来牺牲了。指导员冯玉庆下落不明，估计也牺牲了。二营营长是秦长贵，教导员是申维恒。副营长兼参谋长是张广生，黄继光1952年5月就给他当通讯员。张广生吸烟，别的營首长不吸烟。那时候吸的烟也不是什么高级烟。

教导员申维恒有一个绝活，他把右手食指放进嘴里，能打很响的口哨。有时为了让战士们静下来听他讲话，他就打一声口哨。

在新义州，我们边学习边练兵，边施工，施工主要是挖防空洞修公路。当然，当兵首先要学会打枪。先练瞄准，再打实弹。班里有两支苏式冲锋枪，一支打72发子弹的，发给了我。另一支打32 发子弹的，发给了黄继光。其他人背的都是三八式，加4颗手榴弹。我和黄继光没背手榴弹。

战士们刻苦练习瞄准，结果打靶时用三八式大盖枪，卧姿，每人三发子弹，平均28环。高成刚30环，黄继光 30 环，我29环。我们班排名全营第一。新兵蔡登海打了25环已算不错的了，但他打得最差。有的战士就说他拖了全班的后腿，不争气，把蔡登海给说哭了。

有一天打完靶，战士们让连长万福来露一手。万连长拿过一个战士手中的三八枪，一拉枪栓，推弹上膛，连瞄都没瞄，冲靶子一勾扳机，叭——正中10环！全连战士嗷嗷叫着鼓起掌来。

我们学文化，学汉语拼音。黄继光没上过学，不识字，我就教他。我和他合买了一瓶蓝墨水，由他保管，平时就装在他的黄布挎包里。有一天可能是墨水瓶的盖子没拧紧，洒了出来，染了挎包。他去冲锋堵枪眼时，就背着那个挎包。

我们还在一起学唱歌。唱的歌有《歌唱祖国》《志愿军战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几支歌，至今我记得很清楚。

一支是《反对武装日本》：

“反对武装日本，

日本必须走向民主，

亚洲必须走向和平。

美帝国主义要武装日本，

我们坚决不答应！”

一支是《可恨歌》：

“可恨那美国强盗太猖狂，

破坏和平，发动战争。

在朝鲜越过三八线，

飞机炸死我同胞。

我们是毛泽东的好战士，

永远站在国防最前线。

朱总司令命令我们，

充分准备好，

擦好枪，磨快刀，

开动坦克加机炮。

假如敌人来侵犯，

坚决把他消灭掉！”

还有一支《嘿啦啦啦啦》：

“嘿啦啦啦啦

嘿啦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

打败了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

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强将手下无弱兵，在连排班长和老兵的带领下，俺们这些农村出来的青年，一个个迅速成长成了过硬的战士。

文化教员还教俺们学了几句对敌喊话的英语。（老人连说了几句）那意思是：老乡们，缴枪不杀！快投降，我们优待俘虏！

黄继光虽然没上过学，不识字，平时说话不多，但他学习和训练都非常认真。训练中，吃苦耐劳。在解放军部队里，四川兵、山东兵是很受欢迎的。

在平时，黄继光像大哥哥一样，对我非常照顾。那时候战友们叫阶级兄弟。吃饭时，他经常把自己碗里的菜夹给我，还经常把他碗里的饭拨给我一半。我不好意思要。他说你还不到16岁，身体还没发育成大人呢，需要补充营养。他拍拍自己的胸脯，说我早已经是个大人了。

黄继光还喜欢吃辣椒。可在朝鲜战场上上哪儿去弄辣椒啊。有时候，后勤送上来一些辣椒油，炊事班就熬上一锅开水，把辣椒油倒进去，让大家喝。我吃辣不行，就盛上一碗递给黄继光让他喝。看他喝得美滋滋的，我心里也挺高兴。

我和黄继光都向连团支部交上了入团申请书。申请书是有文化的战友代写的，黄继光写不了。我虽上了三年学，也写不了。

我们修公路的工夫，敌机老来轰炸。它一来，哨兵就发警报，我们就到公路边上隐蔽。它炸完了飞走了，我们再修。这些黑老鸹很讨厌，它有时候晚上也来炸。我们费了好多天，把公路修好了，它飞过来一顿狂轰滥炸，公路就又全毁啦！这时候，我们的飞机还没调上来，也没有高射炮部队。他那个破飞机飞得很低，有时候连飞行员都看得见。我们气得不得了，又拿它没有办法。开始部队有命令不准用步枪机枪打飞机，后来就允许打了。到了1952年秋后，我们有高射炮了，我们的飞机也上来了，鬼子飞机才不敢那么嚣张啦。

我们还去挖河，挖交通沟，上山砍柴。我们班的战士马万昌个子不高，身体比较瘦弱，每次轮到他去干重活时，黄继光总是主动替他。黄继光对马万昌说，这个活，你可吃不消，我替你去。

我们在朝鲜铺的盖的只有一床被子。还有一件方形的雨衣，中间有个帽子可以套在头上。从来没有发过褥子，也没住过民房，民房早让鬼子的飞机给炸烂了。开始进入朝鲜时，天还比较冷，我们就在山坡上挖个洞，住在洞里。到了夏天、秋天，我们就在野外树林子里，躺下后用床单裹住身子。睡着了以后，脸上让蚊子虫子咬的全是疙瘩，又痛又痒。下雨时，我们把雨衣套在头上，我和黄继光依着一棵树，靠在一起，抱着枪，互相取暖，坐着睡。身子下边全是雨水。

再是行軍，全凭两只脚走，一次汽车也没坐过。从丹东走到新义州，再走到金川、清川江、静川，再走到平壤，后来又走到上甘岭附近的地区。

夏季晚上行军，白天在树林里宿营。冬天晚上行军，白天住在山洞里。因怕敌人飞机轰炸，不敢生火做饭。一做饭，烧火，敌机发现了，就来轰炸。俺们吃饭就是吃炒面喝凉水，能吃上点儿土豆就是好菜了。只偶尔吃过几次四川腊肉，还有鸡蛋粉。一次青菜也没吃过。说来也奇怪。好多战友吃炒面喝凉水拉肚子，但我从不拉肚子，这个胃出奇地好。但负了伤之后，胃不行了，主要还是肠子给打坏了引起的。

1951年7月，我和黄继光，还有几名战士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时，申请人先诉旧社会的苦，再表达入团的愿望，全体团员举手通过。我的介绍人是副连长王福头。黄继光的介绍人我记不清是谁了。

入了团后，我和黄继光又向连指导员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和请战书。这申请书请战书还是请战友代写的。

1951年的冬季，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我是北方人，抗寒能力还比较强，黄继光他们是南方人，就给冻得受不了了。我们穿着棉裤棉袄军大衣棉鞋还是给冻透了。联合国军人家穿啥？皮衣皮裤大皮靴皮手套，晚上睡在鸭绒袋里。

这年12月，我们住在夏又里（音），有一天下着大雪，我们连晚上去后勤部往前方背大米。因公路和桥被敌人飞机炸坏了，粮食运不上去，只好用人背。雪下得有半米多厚。气温降到了零下39°C。我们虽穿着棉鞋，但因天太冷了，那棉鞋不管用。为了伪装自己，防止被敌机发现，棉袄都是反穿的，让白里子朝外。每人发了一个生鸡蛋当饭。每人背了一袋50斤重的大米，来回70华里。走时天就黑了，反正借着雪光往回走呗。走到下半夜，又冷又饿又累，就走不动了。放下大米，想先歇一会儿喝了那个生鸡蛋再走。但掏出鸡蛋来，在石头上一磕，鸡蛋早冻成冰疙瘩了。黄继光咬咬牙站起来，说得走，不走，就得冻死在这里了。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连队，黄继光费了不少劲儿才脱下了棉鞋。我一看他的脚指头给冻得又紫又黑，像紫萝卜似的。几个战士忙去找柴火想烤烤火。我听卫生员讲过防冻的知识，忙说，不能烤火，一烤，手脚就坏了。我让大家用雪搓，再把脚放到雪堆里。我还给黄继光和几个战友用雪使劲地搓脚。有不少战友给冻掉了手指头脚指头。

有一个连队晚上在雪地里趴着，准备伏击敌人，结果全给冻死在那里了。冻死了还都握着枪，瞪着眼趴着，做准备冲锋的姿势。

背米冻伤了脚，连里要安排我和黄继光还有一些战士回国治伤。黄继光一听就说不行不行！我来到朝鲜还没打仗没立功呢，怎么能回国？我也说，祖国人民说我们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回去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于是我们就没走。

这次去背米冻伤了40多个战士，连指导员受了处分，被撤了职，来了一位新指导员，就是冯玉庆。

晚上在坑道里睡觉时，我和黄继光把一床被子铺在地上，上面盖上一床被子两件大衣，再盖上棉袄棉裤，两个人在一个被窝里睡，互相取暖。有时候去站岗回来，浑身冻得像个冰棍儿，钻进让黄继光暖热的被窝，过一阵子身体就热乎起来了。就这样，我俩在一个被窝里睡了一个多月。

在进入上甘岭之前的1952年四五月份，连里见黄继光、我表现好，人也机灵，把黄继光调去给副营长兼参谋长张广生当通讯员，把我调去给营长秦长贵当警卫员，也叫通讯员。我们虽不在一个班了，但都在营部，还是经常在一起的。有时候他跟张广生下连队了，过几天回来，我们都觉得挺亲的。

我们135团是1952年6月进入上甘岭阵地的。二营指挥部设在597.9高地。上甘岭这个高地在战略位置上非常重要，它在我军控制的东西战线中间，就像一个大门。它南面离汉城不到200公里，离板门店也就100多公里，离三八线不过七八十公里。控制了上甘岭就控制了方圆200公里的军事区域。上甘岭在金化北，平康县南，是五圣山南边的一个村子。上甘岭下边还有个下甘岭村。

我们接替了原先的防守部队，进入了坑道。六连连长万福来的六连坚守597.9高地，五连连长刘湖平的五连坚守574.4高地。师部总机话务员是田光海，团部总机话务员是赵水城，二营营部话务员是任继文、海洪安、李继德。

这坑道是上一个防守部队打的。打坑道是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让美军飞机大炮轰炸给逼出来的。当时都说打坑道是韩先楚（志愿军副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发明的。坑道挖在几米、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地下，敌机敌炮怎么轰炸，我们躲在里面都没事儿。敌机敌炮轰炸完了，他人总得上来吧，那我们再钻出来打他们。不过，有的坑道也有给敌人破坏了的。我没挖过坑道，但见过。挖坑道的工夫，如果是土，用洋镐铁锹挖就行。但如果是在山里边挖，都是石头，就用大锤钢钎打上炮眼，装上炸药炸。石头炸松了，装在手榴弹箱子里，用背包带拖到外面。那时候，根本没有小推车一类的运输工具，干那活是很苦的。

上级领导关心部队的文化生活。有时候师里的战士宣传队来演几个节目，唱几支歌，说数来宝，夸夸志愿军中的英雄，给大家鼓舞士气。隔十天半个月的还派放映队来放电影。就是有十个八个战士的哨所，电影队也去放电影慰问。

7月里的一天，电影队来我们597.9高地的坑道，放映了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就营部连部20多个人看。电影中，那个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用身体堵枪眼的苏联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的英雄形象），让我们看得热血沸腾。电影演完之后，黄继光把我叫到一边，问：“小李子，看了电影，你有啥子想法？”我说：“那个苏联红军战士真勇敢！”黄继光神色严肃地说：“在战场上，如果我遇到敌人封锁前进道路的情况，我也会像马特洛索夫一样堵枪眼，冲上去的！”我听了他的话也很激动，说：“我也会的！”说着，我的双手和黄继光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黄继光又对我说：“小李子，我跟你约好了。如果我牺牲了，你给我家写信。如果你牺牲了，我给你家写信。好不好？”

我说：“好！”

我又说：“你对我这么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的。希望咱们两个都不牺牲。咱们回国后，一起参加祖国的建设。我已经结婚了，你还没有对象。你回国后，找个好姑娘，成个家，给大娘大爺（指黄继光的父母）生几个孙子孙女。”

这就是我们的生死约定。

作者问，有资料上说，这期间黄继光立了一次三等功，你有印象吗？

老人沉思了一下，摇摇头，说没有印象。记得修公路时，马万昌立了个三等功，大家很羡慕，为他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又说过去60多年了，黄继光立三等功这事儿，我想不起来了。

这时，我这个通讯员有三个特长：一是眼，练出了一双夜猫子眼（老人现在不戴花镜还能看清书上、报纸上的5号字）。晚上外出送信，再黑我也能看清路。没有路，我爬坡下沟，保证也能尽快找到要去的连队。上甘岭上的每一个山头，每一道沟沟坎坎，我都非常熟悉。不说闭着眼也能找到，反正是没出过一次差错。二是腿，我这两条腿，能跑路，还跑得很快。去送信，都是快去快回。回来后，坐在一边，虽眯着眼，像睡着了，但首长一声招呼，立刻站起来，领了任务就走。我的这个本事，在家时就练出来了。在农村，都是两条腿走路。那时候哪有车啊，连小推车也没有。三是脑子，我的记忆力很强。开始送信，是送首长写的纸条，送到把守阵地或坑道的连队和排，连排首长写了收条，再拿回来汇报。后来，仗打得急了，营首长来不及写条子，就口头传达给我，我再去口头转达给连里的首长，一次也没传错过。营里有两台步话机，一台在营部，密码是170。一台在前沿阵地上，由副营长张广生掌握，与营部联系，密码是727。我还学会了代替话务员接电话、打电话，学会了看沙盘、看地图。所以，战友们说我是夜猫子眼、兔子腿、猴脑子。就是我比较机灵能干吧。

老人的记忆力真是非常好。已过去了60多年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的名字，都记得十分清楚。

平时，营长秦长贵还让我把手枪、步枪、冲锋枪一支支拆卸开，把零件摆在一块旧布上，再一支支迅速地安装起来。他对我说，当兵，要学会多种本领。这些本领，上了战场用得着的。到营里当通讯员，我就不背冲锋枪了，而是换成了一支手枪。那支枪很漂亮，能装6发子弹。很可惜的是我没能用那只手枪打死一个敌人。只是经营长同意，我试打了一次。结果打了一发之后，手指还在扳机上，又勾了两下，后两发“啪啪”打得就没有目标了。气得营长骂我，你这个笨小子！我负伤后，战友们把我那支枪也交上去了。至今我还挺想那支枪的。

我们驻守上甘岭的前三个月没有战事，到了九月份，空气就紧张了起来。敌人为了争夺上甘岭，可是花了大本钱。从10月14日，每天早晨七点到八点，先是飞机，一群一群地排着投弹轰炸。他那个飞机炸弹不是落到地上爆炸，而是在离地面还有一米时就爆炸，杀伤力是很大的。从八点到九点，是他那个24管火箭炮，从上到下排着轰炸，把上甘岭上的土都翻了好几遍。然后是飞机又飞过来扔汽油弹、燃烧弹，把上甘岭烧成一片火海，连石头都烧成了粉末。这还不算完，接着再打毒气弹，红的绿的黄的，打得上甘岭上一片浓浓的烟雾，什么也看不见。毒气消散了，敌人以为志愿军都被炸没了，毒死了，这才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山上冲锋。但他们没想到，我们又从坑道里钻了出来，冲他们一阵子扫射。一天能打退他们几十次的冲锋，阵地前面的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好多尸体。

美军处理战死士兵的尸体也不像有的文章里说得那么人道主义。那些没死的官兵退下去以后，他们就打过来好多汽油弹，把那些士兵的尸体全都火化了。有些重伤员爬不动的，也就一块儿烧掉了。

有一次，我在送信途中发现一个送食品的战士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躺在山坡上。他身边的一个帆布背包中装了二十多个牛肉罐头。我把那个牺牲的战友拖到一块大石头旁，防止敌机轰炸时再炸到他。因太饿了，我拿出一个罐头在石头上摔开，先吃了下去。然后背上那一兜罐头，回到坑道里交给了战友们，又汇报了那个战士牺牲的情况。营首长派了两个战士，去掩埋了那个战士。

我再给你讲一个打坦克的故事。

上甘岭战役开始后也就四五天。美军，反正是联合国军，每天早饭后，有十辆82吨的美式坦克开过来，停在山脚下，冲着我们的阵地“咣咣咣”就是一阵猛射，把我们的工事炸得七零八落的。虽然坦克开过来时我们都已进了山洞，但他老这么个炸法，就像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我们也用60炮打过坦克，但打上了不管用。

这时有一个排长王木生站了出来，向营长连长请战，说我去干掉他一个王八壳子。营长连长听了他的行动计划，同意了。王木生排长就在夜间去坦克往返的路边上挖了个洞，盖上草，躲在了洞里。第二天早饭后，十辆坦克又耀武扬威轰轰隆隆地开过来啦，王排长等它们都过去了，停下来，准备开炮时，突然从洞里爬出来，迅速爬上最后边的那辆坦克，把手榴弹从炮塔口上扔进了坦克肚子里。这辆坦克顿时着了火，趴了窝。王排长赶紧跳下坦克，钻进洞里躲了起来。

这时候，另外九辆坦克因为最后边的那一辆坏坦克堵着路回不去了，它们朝我方阵地打了一阵子炮，都停在了原地。

本来，我们都以为王排长牺牲了。到了傍晚，营首长让我通知观察所，注意西南角来了人，不要开枪。又过了一阵子，天黑了，从西南方向先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接着又升起了一颗白色信号弹。这是王排长临走时跟营连首长约定的。接着从山坡下边上来了一个人。哨兵问：“口令？”对方答：“北京！”原来是王排长回来了。大家十分高兴，都喊着给王排长请功。

那九辆坦克里的敌兵，到了傍晚都爬出来步行回他们的驻地去了。营长当机立断，派了三个爆破小组，带上手雷、炸药包，每个小组干三个坦克，把它们的履带全炸断了，油箱炸起了火。

敌人进攻时，部队在坑道里也是很苦的。因为吃的喝的和弹药全靠运输队给送上来，敌人一封锁阵地，运输队送不上来了，部队就得节约着吃喝。有时断了水断了粮，不少战士就喝自己的尿。因不喝水，后来连尿都没有了。还有的伤员送不出去，得不到救治，就牺牲在坑道里了。那些天，光运输队伤亡的就有1200多人。

本来，营部跟团部和各营各连队联系是用有线电话的。但因敌人一天轰炸好多次，电话线隔不了多长时间就给炸断了。这时，电话兵就要去查线接线。在查线接线的过程中，不少电话兵给炸死了，打死了。我亲眼见到安徽兵于长安在一个山坡上给炮弹炸死了，头上身上全是血，手里还紧紧地攥着电话线。经常是电话线给炸断了，一时接不上，这时候就要我们通讯员去送信传达命令。我去送信时，也是利用敌人轰炸的间隙，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己，才没被炸死。黄继光和我们这些通讯员，平时也经常交流，在送信时怎么能又快又安全地把信送到。

虽说敌人轰炸得厉害，但我们也没饶了他们。在黄继光牺牲的前三四天，我们的喀秋莎炮营上来了，冲着美军韩军“咣咣咣咣”好一顿轰炸。那些炮弹炸起来，就像原子弹似的，炸成一片火海。太过瘾了！估计炸死了他们不少人。

黄继光牺牲的这天是1952年10月20日（也有资料上记述是10月18日和10月19日凌晨）。这一天是没有错的。这天从一大早，美军就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还是飞机先来轰炸，然后是24管的火箭炮又炸了一遍，再放烟幕弹、毒气弹，接着他们就开始进攻了。

开始是六连守阵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但六连伤亡很大，营里又调四连上去，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四连伤亡也很大。

敌人调来了一个营的兵力集中冲锋，把八连逼进了坑道里，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占领了597.9高地，封锁了八连的坑道口。然后，敌人就抓紧在交通沟的沟口上修起了一个碉堡。

敌人的碉堡位于我方阵地的东南方向。它是临时搭起来的。也就是他们占了阵地之后，在中午的时候，用麻袋装了石子和土搭起来的，上边用木头盖顶，铺上草，再压上一些土。这个碉堡的下边连着一条战壕，也叫交通沟，沟中藏着敌人。敌人给碉堡中的两挺机枪提供子弹。碉堡的射击孔有20多公分高，40多公分宽，离外边的地面有半米多高，从里边伸出两挺机枪往外射击。碉堡的前边一直到我方阵地，是一条100多米的开阔地。碉堡的右边（从我方的方向看）是一道高高的山崖，左边是一道深深的山沟。从左右两边都过不去，无法从侧面把这个火力点打掉。当时营里也没有无后坐力炮、火箭筒一类打碉堡的武器，没法远距离地摧毁它。只好在机枪的掩护下，由战士们冲上去炸毁它。但我们的机枪对敌人的机枪形成不了壓制和威胁。敌堡的射击孔位置比较低，也比较小，我们的机枪子弹打不进射击孔里去。

我们这边的指挥部里，有营长秦长贵、教导员申维恒、六连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

已经上去几个组了，但这几个组的战士都牺牲了。敌人的照明弹把碉堡前的这一片开阔地照得很亮，一旦有攻击小组出击，敌堡中的机枪就开火。开阔地上已倒下了十几个战士。

军长秦基伟听了报告也急了，给45师师长崔建功下令：597.9高地，一寸土地也不能丢！师长崔建功下令：部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命令一级一级往下传，一直传到我们二营。从师到连，一级压一级，副师长到了135团团部，副团长到了二营营部，副营长兼参谋长张广生带着黄继光来到了六连连部。营连首长紧急商议，怎么尽快摧毁敌人的这个火力点，重新夺回阵地。

就在这时，这个时间大概是晚上8点到10点，营长、教导员、副营长都没有表，我在朝鲜战场上从来没见过表。黄继光站了出来，对营长秦长贵说：“营长，我去！”接着，六连连长万福来的通讯员吴三羊也说：“我去！”教导员申维恒的通讯员肖登良说：“我也去！”

营长秦长贵大喊了一声，说：“好！你们三人为一个战斗小组，由黄继光任组长，马上出发！”又命令机枪手，“机枪掩护！”

这三名战士中，黄继光、吴三羊，我是很熟悉的。只有肖登良不熟悉。他可能是临时从连队里抽调上来的，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他牺牲后才知道的。三个人每人拿了一个苏式的大手雷，不是画上画的炸药包。穿的都是单衣，戴着单帽，不是画上画的穿着棉衣戴着栽绒棉帽。

黄继光背上背了一支带刺锥的步枪，背个黄挎包（挎包上有染上的蓝墨水），腰间扎了一条皮带。他们三个人出发后，左手拿手雷，右手和小臂撑在地上匍匐前进，开始行进得还比较顺利。但又行进了三四十米，也就是离敌堡还有四五十米时，敌人的机枪一个劲儿扫射，吴三羊、肖登良就中弹倒下了。黄继光往前又冲了十几米，在离碉堡还有20多米时，也中弹倒下了。营长秦长贵把拳头往前边的土坡上狠狠地一砸，大叫了一声，哎呀！我就想，该我上了。刚才我就在琢磨从哪里往上冲，既能隐蔽自己不被敌人的子弹射中，又能尽快地接近敵人的碉堡。也就过了十几秒钟，只见黄继光趴在那里，双手在身子前边动了一下，原来是他把手雷把上的盖子拧开了，又把手雷的弦一拉，右手用力在地上一撑，身子随即站了起来，在敌人机枪扫射的子弹中往前猛扑了过去。扑到敌堡前，左手把手雷从射击孔塞了进去，并用胸膛堵住了两挺冒着火舌的机枪。

手雷比手榴弹引爆的时间短，也就两秒钟。手榴弹拉了弦之后要过四秒才爆炸。黄继光显然是算好了手雷的引爆时间，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冲到敌堡射击孔前的距离，才做出了这个重要的决定。

手雷“轰”的一声爆炸了，地堡顶上升起了一团烟雾。但是，两挺机枪居然还在突突冒着火舌，敌堡中的两挺机枪顿时哑了。营长秦长贵一看，大喊了一声：“司号员，吹冲锋号！”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一跃而上，冲出了工事。八连这时也从坑道里冲出来了，几股队伍一起冲杀，快速来到敌人占领的交通沟上，冲沟中的敌人一顿扫射，打死打伤了许多敌人，重新占领了阵地。

我没有看到黄继光的遗体。部队刚一冲上占领的阵地，营长秦长贵就派我去运输队，给五连送弹药去了。第二天听战友们说，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把黄继光从敌堡前抬下来，他的前胸后背全被子弹打烂了，身上全是鲜血。

敌人这个碉堡，从垒起来到被黄继光炸了，一共也就六七个小时。

据有关媒体报道：驻在五圣山的45师收容所卫生员王清珍（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的原型之一）回忆，她曾参与过战后处理黄继光的遗体。在上甘岭上炮火连天的情况下，运送前方的烈士遗体是非常困难的。黄继光牺牲三四天后，收容所的女卫生员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君和一位男战士，把黄继光的遗体抬到收容所坑道旁的小松林里。黄继光的遗体看上去像是从冷库里搬出来似的，两手仍高举着，保持着趴在地堡上的姿势。他左肩挎着挎包，右肩挎着弹孔斑斑的水壶和手电筒。胸腔已被子弹打烂，弹孔似蜂窝状。由于血干的时间过长，加上天气寒冷，血衣紧紧地粘在身上无法脱掉。于是卫生员们先将烈士脸上的血迹洗干净，再用温水把血衣浸软，使衣服离开皮肤。王清珍再用剪刀一块块剪下来。一位战地军事记者听说这位烈士是黄继光，就让王清珍、官义芝、何成君、张向珍把他扶起来拍照。后来，这位记者在上甘岭战斗中也牺牲了。

在给黄继光的遗体穿新军装时，他那高高举起的双臂僵硬得怎么也放不下来。几个卫生员一合计，就用铁丝吊着四五个小汽油桶烧开水，用烫热的毛巾热敷黄继光的身体，直到热敷得身体软和了，四肢恢复原状了，才给他穿上崭新的军装，然后把他安葬了。

黄继光牺牲后过了两天（即10月23日），营长秦长贵派我到597.9高地的一个连队送信。刚到那里，正碰上我们守阵地的一个排，也就20多个战士，从坑道里出来，跟敌人在那里拼刺刀。联合国军有一个连，100多人，从山下边往上攻，已经攻上来了。因离得太近了，我们的战士站在高处刺他们，很占便宜。联合国军的士兵，虽然人高马大，但拼刺刀远不是志愿军的对手。他们比日本鬼子差远了。加上他们怕死，对他们来讲，生命是最重要的。还有他们穿着呢子军装、大皮靴，从山下边上来已经是气喘吁吁的了。再有一个，他们使的是卡宾枪，枪上没有刺刀。他们已被我们刺死刺伤了不少。但地上也躺了几个我们牺牲的战士。我一看，捡起地上的一支带刺锥的步枪，大喊着：“杀！”也冲了上去，边冲还边用英语喊话，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

我先碰上的是一个大个子美国兵，黄头发，黄眼珠，脸很黑。我站在战壕边上，冲他的腰部就是一刺锥。这刺锥有20多公分长，上边还有槽。刺中了能进空气，一进空气，人就完了。我刚一猛地拔出刺锥，这个大个子兵就倒了下去。我太兴奋了，这是我入朝以来打死的第一个敌人。这时，又上来一个敌人，也是黄头发黄眼珠子，不知他是哪国人。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又跳起来，大喊了一声：“杀！”一刺锥刺中了他的屁股。这个兵顿时也倒了下去。我更兴奋了，大喊着：“卡木奥，缴枪不杀！”正要再冲上去刺一个，突然觉得左边腰下方一阵麻木，却是中了三发子弹，子弹接着从腹部右前方打了出来。我顿时站不住了，倒了下去。

敌人打我的是一种美式小自动步枪，这种枪的子弹头比较小。如果是三八大盖枪或者是卡宾枪打的，伤口会比较大，我的命也就没有了。

这刺杀还是平时黄继光教给我的。他教我“前腿弓、后腿蹬，双手紧握枪，出枪要快要猛要狠。出枪一条直线，刺中了敌人之后，立刻把枪收回来”。他还对我说：“拼刺刀时，要先下手为强，两军交战勇者胜。”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了，平时也练了好多回。黄继光说他曾经刺死过一个联合国军士兵。

我倒下后很快就昏迷了。事后才知道，战友们解决了那一部分敌人之后，把浑身是血的我和其他受伤的战友送到了五圣山45师收容所。我苏醒过来时，见自己躺在山洞的地上，卫生员王清珍在给我包扎伤口。我以前去收容所送信时见过王清珍几次。这时她认出我来了，说：“小李子，你也负伤了？”多亏她给我的伤口消了毒上了药，包扎起来，不然我的命也就没有了。她15岁参加志愿军，那年16岁。收容所的干部对我们说：“同志们，坚强一些，我们一定尽快把你们送回国内治疗。”

我们这些伤员，伤口虽然很痛，但没有一个叫疼和哭鼻子的。那时候有个口号，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泪。还有个说法叫重伤不叫苦。

这个王清珍，有一个事迹在全军非常有名。原15军军长，后任国防部部长、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的秦基伟，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上甘岭战役中，一位曹排长腹部受了重伤，送到45师收容所后，自己用罐头盒小便，怎么解也解不下来，憋得非常痛苦。王清珍见状，用手摸摸他的腹部，感到腹部胀得很大很硬。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把尿导出来，病人很容易发展为尿中毒和导致膀胱破裂，危及生命。她就找来导尿管给曹排长插入尿道，但还是排不出来。当时根本没有吸尿的仪器。王清珍就跪下去，俯下身去用口含住导尿管，用力吸了几次，终于把尿吸了出来。后部队为王清珍立二等功，授予二级战士荣誉称号。

收容所的医疗条件有限，不能给我和伤员们做手术，而且上甘岭上还在打仗，炮火连天的。于是决定把我们转移回国内治疗。因要躲避敌机轰炸，运送我们这些伤病员的卡车，时开时停，主要是晚上行驶。我们就躺在卡车车厢里。汽车跑了一夜，到了朝鲜的阳德火车站，伤员中已有十几个因伤情过重牺牲了。战士们把我和其他伤员抬上了闷罐车。

白天火车开进山洞里躲着，晚上再出来跑。在火车上的这一天一夜，我迷迷糊糊的，又没吃没喝，基本上没吃东西没喝水。车上也没有医护人员。到了吉林省集安火車站，我已经是奄奄一息，只剩一口气了。可到了集安就安全啦，这里是中国的地面了。战士们把我们从闷罐车上抬到了客运火车上。这里也有医生了。医护人员赶紧安排我们喝热水，炊事员送来了大米饭、白菜炖豆腐、菜包子。医生说我还不能吃这些饭，要吃流食，一天吃四顿。伤病员们吃着热饭，喝着热汤，泪都流下来了。说，到家了，还是祖国亲啊！

在集安休整了两天，火车把我们送到了辽宁通化的一所医院。进了院，医生先给我们检查病情伤情，护士给我们打针安排吃药。然后又换药，帮我们洗了澡，换上了病号服。我们刚回国时，衣服脏得不像样子，上边还让毒气弹熏过，脸好多天没洗，像个讨饭的似的。这洗了澡，换了衣服，互相看看，像个人样儿了。在通化住了两天，又送我们上了火车，去驻在黑龙江省庆安县的25军陆军医院一分院。

从通化到庆安，有好几百公里，火车跑了一天一夜。到了庆安，环境更安定了一些，医疗条件也更好一些。医生查看了我的伤口，说必须立刻动手术。医生切开了我的肚子，把里边的肠子几乎全掏了出来，放在一个白搪瓷盆里，剪去让子弹打坏了的肠子，把阑尾也切了。然后把肠子消了毒，接起来，再放回肚子里，把刀口缝上。医生说，你的伤不轻，你要树立信心，战胜伤病，不要太绝望，但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他的意思，也就是要我做好“光荣”的思想准备了。这时我想，反正我在战场上已经打死两个敌人了，我死了，还赚了一个。再说，反正我已经回到祖国了，看到祖国了，就是“光荣”在祖国了，也安心了。倒没怎么悲观，只是觉得自己才17岁，“光荣”了有点儿太早了。

医生还说，即使我能活下来，生活也不一定能自理。

因肠子被打坏了，我的肚子胀得很大，还时常绞痛，解大便也很困难。有时还出现昏迷状态，迷迷糊糊的。医生采取了不少措施。后来伤口好了些了，肚子不大痛了，但走路直不起腰来。得弯着腰，慢慢地走。

我的这枚抗美援朝纪念章，就是在医院时发的。（老人把已经旧了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军人退役证、军人登记表、病历复印件等物品很珍贵地包在一个手绢包里，系了个十字结。）

可能是老天爷不让我死，也是我年轻，再生能力强，我竟活下来了。这也是个奇迹啊！

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我能坐起来了。又住了半个月，我就能下床了。这时候，我想起家来了。开始是想部队，但135团的战士一个在15军医院一分院住院的也没有。看到有不少干部战士来看望他们部队住院的战友，我也很眼馋。我也希望我们部队的首长战友来看看我，哪怕是来一个也好。可是，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绝大多数都牺牲了。受了伤的也不知转到哪个医院去了。幸存下来的也不知道在哪里。后来听说六连一百七八十号人没活下来几个，四连八连九连的官兵全都牺牲了。战后，二营被命名为英雄营，六连被命名为英雄连，都找不到领奖的。营长秦长贵、教导员申维恒、副营长张广生至今没有音信。我那个一班，从班长乔有仁到战士，全都牺牲了。看到不少战友的父母姐姐妹妹媳妇来医院看望，我也想起家来了。本来，想起刚入伍从德州坐着火车去东北时，下决心“不当官、不入党、不立功，就不给家里写信”的。现在看来，当官、立功都办不到了。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写了入党申请书和请战书的，可这场仗一打，首长战友大多数都牺牲了，那些入党申请书请战书估计也让美国鬼子的炸弹燃烧弹炸没了烧没了。在上甘岭没入党，一是我才17岁，年龄不够。二是天天打仗，炮火连天的，首长哪顾得上发展党员？想家想得，有时夜里一个人悄悄地流泪，总还是个17岁的孩子嘛。想了几天，给爹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受伤了，现在黑龙江省庆安县的25军陆军医院一分院养伤，托护士寄了出去。

本来，我信上只是给家里报个平安的，并没有让家里来部队探望。但过了十几天，一天下午通讯员来告诉我，李继德，你爹来看你了，还带了个小闺女，可能是你妹妹吧？这时我走路还不能走快了。到了病房办公室一看，果然是爹，他身边还站了个女孩子，就是我的媳妇齐振英。因为拜堂成亲的工夫，只跟她待了两个多小时，印象不深，一时我竟没认出她来。

爹一开始也没认出我来。当兵两年，我长了近20公分，个子有一米七了，肩膀也宽了。爹惊奇地说，哎哟你这小子长这么高了，成了大人了！

病友们听说我父亲来了，特别是我媳妇来了，都来看望。他们见我这么小就有媳妇，很是惊奇，还跟我开玩笑。

爹告诉我，我当兵走了之后，近两年没有一点儿音讯，家里都以为我牺牲了。没想到我还活着，还在黑龙江养伤。我写的那封信，六天后家里才收到。爹考虑再三，下了个重要决定：带上儿媳，看看去！

可黑龙江在哪里呀？离山东这黄河边有多远呀？爹和妻子都知不道。于是，爷儿俩打听着路，先步行120多里到了淄博的周村火车站，问了站上才知道庆安县还在哈尔滨北边呢。坐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咣当了三天三夜，到了哈尔滨，往北又坐了二三百公里的车，才到了庆安。

在路上，一共走了六天六夜。这时候，东北已经很冷了。

爹看了看我的仍缠着一层一层绷带的腹部，点点头，说：“行啊，儿啊，你捡了一条小命。”

妻子齐振英却不敢看。她那年才18岁。

爹又打量了我一番，说：“好好养着吧。养好了，以后回家还得干活呢。”

爹和妻子在庆安住了十几天。妻子每天给我洗洗衣服，打打饭。这期间，我和妻子还去医院大门外边的一家私营照相馆照了张合影。那个照相馆离医院有200多米，我是慢慢地走过去的。我穿着棉军装，戴着栽绒棉帽。只是帽子上没有五星帽徽，胸前也没有志愿军的胸牌。妻子留着浓黑的齐肩头发。那是我俩拜天地之后的第一张合影，也是我在部队和妻子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爹和妻子是过了1953年元旦走的。回山东的路就比较熟悉了，但也走了四天四夜。到了周村，又是步行100多华里回的家。

1953年1月，我的伤口已经痊愈了。我再三要求重返朝鲜战场，但这时朝鲜战场上已经不怎么打仗了，中国、朝鲜和联合国军的代表仍在谈判。我要求返回原部队，但医生给下的结论却是“不符合部队工作条件”，让我准备退伍。

这就是说，我要结束这才两年多的部队生活了？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

1953年2月，我和几十名身体基本康复的伤病员乘上火车一路南下，经过几天几夜的旅途，竟进入了山东大地，先是到了德州。在德州停车时，我的心就十分激动。两年前，我就是从这里和新战友们坐上火车，奔赴东北的。如今，我又回来了。从这里回家，还有200多公里。只是，很遗憾的是当初从德州走的工夫，自己的那个决心没能实现。这回来了，一没立功，二没入党，三没当官，四没评残。因为在医院和训练团都不发展党员，更不提干立功，也不评残。我的原部队又找不到。当时自己才17岁，好多事也不懂。

火车继续南下，到了枣庄薛城站。这里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下了火车，坐上卡车，跑了几十里，来到了驻在沙沟乡王黄铺庄的华东训练二团，分到了二营五连当学员。

说是训练团，其实就是部队老弱病残军人的临时收容所。我到这里之后，开始了边休养、边学习的生活。这期间，不断地有身体康复的战士退伍回家了，又不断地有新的伤病员送进来。

我的身体基本恢复后，连首长见我有文化，人也机灵能干，又乐于为战友服务，让我当了司务长。每天负责去街上买粮买菜，或到微山湖边去买鱼虾。训练团为了使伤病员们尽快恢复健康，战士们的生活费比较高，生活比较好。吃的东西全靠我一个人去采购。买上几十斤，我就背回来。买多了，我就挑回来。到湖边买的鱼虾多了，我就花几毛钱雇个人给挑回来。由于我热心为连队为战士们服务，首长多次提出表扬。

这期间，我写信给家里，说我回到山东枣庄了。父亲接到信后，到训练团去看了我一次。因我非常忙，父亲在那里待了两天，我就让他回去了。我没有回家探亲，妻子也没上训练团来探望我。

作者在李继德老人1953年5月15日的一份《个人总结材料》复印件上看到，在鉴定一栏中指导员这样写道（繁体字）：“优点：1、担任连的经济委员，不怕麻烦，工作积极。2、劳动好，打扫卫生，还帮助老百姓干活。3、团结方面特别好，对家属照顾周到。缺点：1、学习怕动脑子，叫写稿子，他怕麻烦不写。2、爱面子，好红脸。”

1953年7月，中、朝、联合国军三方在朝鲜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志愿军的大部队陆续回国，但仍有一部分驻扎在那里。有的新兵入伍后还去朝鲜，只是不打仗了。那些部队直到1958年才全部撤回国内。

我在训练团待到了1954年6月，连队决定让我退伍。每人发两身蓝制服，100万块钱（即100元），还可以带走棉大衣。因早有了思想准备，我打起背包，和高青籍的十几个战友一块儿乘上了北去的火车。

车到济南，我对带队送我们的干部说，我有个姑姑在济南，我好几年没见她了，我要去看看她，然后再回高青县人武部报到，行不行？

带队干部同意了。

我来到姑姑家，姑姑非常高兴。她对我说，你爹他们的船正在洛口那边装石头呢，你快去找他们吧。

我雇了辆洋车（三轮车）来到洛口赵家庄，问了一下，了解到父亲在白龙湾渡口那边。来到白龙湾，找到了父亲，告诉他我复员了。父亲很高兴，问伤都好了？

我说好了，起码生活是没问题了，体力慢慢恢复。父亲说，那你先别回家，先在船上干点儿活，再跟船一块儿走吧！那条船是从济南黄台山装上石头，然后顺水东去，先到济阳卸了石头，又返回洛口，再装上石头，先到清河，最后到达黄河口的利津的。

来回运了一个多月的石头，这天船开到了惠青渡口，我这才背上背包，下了船，往家走去。

回到家，见了继母、妻子和长大了的弟弟妹妹。过了几天，又到爹他们的船上当起了船工。

在故乡安顿了一段时间，我就想起了跟黄继光的那个生死约定来。

我想黄继光已经牺牲两年了，我还没给他家里写信呢。自己答应了的事，一定得办。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先在信封上写上“四川省中江县”，可黄继光的家在哪个乡哪个村，我并不知道。黄继光的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更没处打听。我想，现在全国人民都学黄继光（作者注：小学语文课本上也有了《英雄黄继光》。黄继光的名字和英雄事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黄继光的名气这么大，我寄了信去，中江县的人看了，很可能就把信转到黄继光家里去了。于是，我写上“黄继光家人收”，把信寄出去了。

等了好长时间，没有收到回信。

后来，我给中江县又写过两次信，都没有回音。

过了一段时间，我来到高青县民政局，提出我想去四川省中江县看看黄继光的父母家人。县民政局的干部听了，说，从山东到四川这么远，你有这么多路费吗？再说，你又不知道黄继光的家在哪里，你去了怎么找得到呢？

打那，我没再跟别人说过我是黄继光的战友。因为，我作为一个退役军人，还有个保密的任务哩。但在我心里，却是永远也忘不了黄继光的。

作者在李继德于枣庄的华东军区训练二团填写的《军人登记表》（复印件）上，看到有一页《爱国公约》，是用繁體字写的：

1. 我回乡后绝对不给群众闲谈我部队的实力、编制、番号和一切机密的军事行动。

2. 关于国家的一切重要建设和计划，在没有公开以前，我绝对不随便向其他人闲谈。

3. 我回乡后尊重政府人员，不无故和政府和群众闹任何无原则的群众纠纷。

4. 严格尊（遵）守政府颁布的法令、政策和一切交通规章。

5. 我放弃个人利益，代（带）动群众响应政府一切的号召，积极参加农业、政权、民兵等建设，为满（圆）圆（满）完成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6. 我回乡后，决不居功骄傲，自高自大，虚心向群众学习。

7. 保持我军坚（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反对贪污腐化、游手好闻（闲）和违法乱纪不良倾向，保持荣誉，发扬荣誉，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更新的荣誉。

二排六班李继德（名字上按了手印）

1953年2月23日

我在这个小村里，消息很闭塞啊！到了1966年，全国大力宣传毛主席时，我才知道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当时我太感动了，太难过了！我直到十几年前，才听说毛主席在1954年4月接见了黄继光的母亲，还请她到中南海做客。我如果早知道这件事的话，我得给黄妈妈写封信，最后署上“您的儿子李继德”。能早一点儿让黄妈妈看到这封信。我这个人最讲信用。我讲了的必须要做。信用如山啊！毛主席接见黄妈妈的照片，我以前都没见过。还是2015年记者来采访我时，让我从他的手机上看的。

（作者第二次去采访老人时，带去了从网上下载后扩印的毛主席接见黄继光母亲的照片，还有黄继光堵枪眼图画的照片，黄继光画像的照片，志愿军卫生员王清珍的照片。老人看了十分激动，叮嘱儿子儿媳：买个镜框，镶起来，挂起来，永远保存！世世代代保存下去！）

父亲年龄大了之后，不当船工了，回到了村里。我在船上干了一年多，虽说年轻，但扛石头的活太累太重，我的身体受过伤，还是受不了的。我要照顾家，要参加村里的劳动，也回到了村里。这时，农村已开始搞合作化了。

后来，我被村民们推选为生产大队长，先后干了20年。我们村里没有工厂，也没有别的副业，我就是起早贪黑地带领村民们种地。我四十七八岁时，村里一个孩子病了，病得还挺重。我使一辆地排车拉上他，到黄河北边的惠民县北镇去看病，救了他一命。去北镇往返150华里，当天打来回。那个孩子现在50 多岁了。

我60岁那年，因我们村在黄河滩地上，地势比较低，一下大雨，或者黄河发大水，村子四周全是水，有时候水还进了村，泡了房子。县乡里关怀俺们，调来了挖掘机翻斗车垫房基地，升高了两米。有一天，一辆施工的翻斗车在拐弯时，拐得太急了，一下子翻到水沟里去了，司机也掉进了挺深的水里。好多老人妇女在岸上看着，干着急，不敢下。我听到这个消息，跑过来一看，二话没说，没来得及脱衣服，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那都是秋后了，天挺冷了。我要是不救他，他不淹死也得冻死了。

直到2015年3月，一天我的孙女小霞回家来，对我说，爷爷，这些天有的人在网上说黄继光堵枪眼是假的，是不可能的，还说黄继光不该去堵那个枪眼呢。还有的人说中国当年不该打抗美援朝那一仗。我一听就气坏了。这些人真是胡说八道！狗眼看人低。他们根本不了解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不理解黄继光的英雄行为，就在那里胡扯。这种贬低诬蔑英雄的言论，是绝不允许的！我气得好多天都睡不着觉。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做梦又梦见飞机响，炸弹响，机枪响，又看见了黄继光左手握着手雷，从地上一下子站起来，冲向前去，把手雷塞进敌堡的机枪孔里……

我先把我是黄继光战友的情况反映给了木李镇的通讯员，通讯员汇报到县里。县里安排电视台采访了我，又告诉了《农村大众》《鲁中晨报》的记者。记者们听说了我是黄继光的战友，来了七八位记者采访，并在报纸上作了报道。

他们听说了我想去四川省中江县看看黄继光的家人，看看黄继光生活过的地方的愿望，就尽快向报社领导做了汇报。于是，2015年4月23日，两辆车从高青出发，载上我和记者们直奔四川省中江县。经过两天多两千多公里的行程，到达了中江县。先来到了黄继光纪念馆，在这里见到了担任讲解员的黄继光四弟黄继农的大儿子黄拥军。黄拥军从武警部队退役后，没有按照县里的安排去当民警，而是到黄继光纪念馆当了一名讲解员。现在可能是馆负责人。

我进了黄继光纪念馆，刚一进门，看见了黄继光的铜像。我先立正，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再献上鲜花。然后，我问馆里的工作人员，我上去摸摸他行不行？馆里的工作人员说，按规定，观众是不能进去抚摸铜像的。我们请示一下领导。经请示，领导同意了。我来到黄继光的铜像前，一下子就抱住了他。我摸着他的脸，流着泪说，黄继光啊，黄继光啊，老战友啊，大哥啊，我终于又看见你了，又抱着你了！你还记得咱们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吗？你还记得咱们的生死约定吗？

然后，我在中江县委宣传部、武装部、黄继光纪念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车跑了七八十里路，来到了黄继光的家乡。黄妈妈在许多年前就去世了。黄继光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也去世了。黄继光的弟媳还健在。她接见了我，和她的儿子黄拥军、黄中凯陪我来到了黄继光父母的墓前，敬献了鲜花献了酒。我向黄继光父母的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流着泪说，黄妈妈黄爸爸，我来得太晚了，我没能看到你们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黄继光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是黄继光当兵临走时栽下的，已长得又粗又大了。黄继光家的房间里，摆放着他当兵前干活用过的镰刀、锄头，黄妈妈用过的织布机。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接见黄妈妈的大照片。照片中间站着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

回到山东老家后，电视、报纸上报道了我去四川中江县黄继光故乡的情况，陆续来了不少人看望我采访我。

上级联系到了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现在武汉黄陂的空降兵某部。这个部队有一个黄继光连。2015年5月，我在记者们的陪同下来到了黄继光连。这个连每天晚上点名前，值班排长喊一声：“黄继光！”全连战士齐声答道：“到！”连队的黄继光班里有一张床，是黄继光的铺位。我来到那个铺位前，摸了摸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班长向我介绍，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由一名战士为黄继光展开被子铺好，第二天再把被子叠起来。

我向部队的师长提出，我想在部队站一班岗，行不行。师长同意了。我换上了军装，戴上軍帽，扎上腰带，拿着枪在哨位上站了一阵子岗。部队把军装、军帽、腰带都送给了我。这可是太珍贵了。

我还应邀到北京、安徽电视台接受了采访，并给几个机关、学校、部队的职工、学生、官兵做了报告。

2015年5月，黄继光的侄子黄拥军和中江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从四川来看望我，送给我一尊黄继光的塑像。这尊塑像太珍贵了。后来，2015年10月、2016年12月黄拥军又来过，一共来了三次。他把我当作了他的亲叔叔。

2015年7月里的一天，一位军人找上门来，说他是张广生弟弟的孙子，老家是河南省永州市刘河镇的，请我讲讲他从没见过的大爷爷（他叫大爹）张广生的情况。我根据自己的记忆，给他做了讲述。他还带来了一位画家，让画家根据我讲的张广生的相貌特征，给张广生画了一张像。据我了解，张广生、崔凤楼都没有结婚，没有后代。他们都牺牲了。崔凤楼在黄继光牺牲前就牺牲了。他们那时候年龄都不大，也就二十五六岁。

如今，我知道的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兵，活着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们六连连长万福来，已经90多岁了。一个是45师卫生员王清珍，她比我小一岁。还有一个是我。

作者问老人，您看过电影《上甘岭》吗？他大手一摆，没有。不看！这让作者很是愕然。老人很严肃地说，他那个电影不真实！上甘岭上哪还有树啊！连一根草也没有了！啊，原来是为了这个。

作者又问，电影的故事情节真实吧？

老人点点头，是真实的。电影里背了好多水壶去泉边打水的那个战士（原型）叫朱树明。他是和黄继光一块儿参军的，也是中江县人。跟我在一个班。他平时的反应慢点儿，但班里安排他的工作，他都積极认真地去完成了。他后来也牺牲了。

作者又问，电影里连长的那个小通讯员，像不像你？

老人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些：像，也不像。又用手比画着，我没他那么胖啊！他是个圆脸。我们都笑起来。

老人的儿子儿媳说，后来，老人还是看了《上甘岭》。他主要是看了电影难过，边看边流泪。儿子还买了光盘和影碟机，给爹放过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英雄儿女》《奇袭》《打击侵略者》，还有京剧《奇袭白虎团》。

老人还会哼《上甘岭》中那支很有名的歌《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老人当过船工，对这支歌可能还有更多的感慨吧？

老人有些激动地说，我有个建议，我们部队应当成立一个黄继光精神宣传队，我也参加，我们上海防、上边疆，上每一个部队去大力宣传黄继光精神、上甘岭精神，鼓舞士气。让我们的军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从2015年，每年春节前，武汉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的副政委都带人来看我。这让我非常感动。他们的部队首长还给我打电话：“祝您和老伴身体健康！”

2015年6月27日，高青县少工委聘请老人为少年先锋队校外（志愿）总辅导员。

2015年8月25日，淄博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授予老人第五届全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提名奖称号。

在作者采访老人期间的二月里，中央电视台两个频道的记者来采访了老人。

2017年3 月5日，老人由亲人陪同应邀去四川省中江县参加一个纪念黄继光的重要活动。老人还是第一次坐飞机。中江的工作人员带着高级轿车和救护车在成都双流机场迎接。老人受到了当地机关人员和群众最隆重最热情的欢迎和礼遇。中央电视台全程录像。在众人的陪同下，李继德到黄继光父母墓前献了花献了酒。他跪下磕了三个头，说黄爸爸黄妈妈我又来看你们了。之后，老人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两个多小时的采访。

4月份，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播放了上述拍摄的专题片。

老人现在每月领取志愿军老战士补助1070元，另外领取60岁以上老人农村养老金100元。医疗费可以在农村合作医疗报销60%。

老人说，从我个人的方面考虑，我有点儿亏。但从国家的方面去想，我又不亏。人家黄继光和那么多志愿军战士都牺牲了，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也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我和老伴能活到80多岁，现在是全村年龄最大的人。我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媳，有了三个孙女一个孙子，六个重外孙重外孙女。我亏啥？

老人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去朝鲜给黄继光扫扫墓，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7年2月14日—15日采访

2月18日初稿

2月28日二稿

3月 6日修改于济南

5月18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