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通讯员 卢占平 特约记者 杨占苍

在太行山深处追梦优质教育
——河北省涉县县域教育内涵发展纪实

文｜特约通讯员 卢占平 特约记者 杨占苍

县域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而是为了让人民群众都能享受更优质的教育！

——河北省涉县县委书记汪涛

涉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的太行山深处，晋冀鲁豫四省七县交界处，沟壑纵横，层峦叠嶂。这里的每一座大山、每一条沟壑都蕴藏着无数的神奇。清漳河与浊漳河在深壑中交汇，形成了比“泾渭分明”更加雄浑的“清浊分明”；女娲在此炼石补天，拯救万物苍生；刘邓30万大军从这里出太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如今，在这块神奇的乡土上，教育事业正在演绎着新的历史画面。

乡村教育发展之困局

当前镜头：驱车出涉县县城往东南，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颠簸了50多公里，记者终于到达了与武安市交界处的后池村。2017年4月19日，后池新愚公希望小学隆重举行落成启用仪式，彩旗招展，欢声笑语，这让这个沉寂的深山“复活”了，在热烈的掌声中，邯郸市教育局副局长李暄与涉县教育体育局局长陈旺生为新校揭牌，涉县人大副主任高喜所与政协副主席申新成为“研学旅行实践基地、教育科研示范基地、新愚公精神弘扬基地”挂牌。出席仪式的领导还与全校师生一块儿挥舞着䦆头和铁锨栽植了“希望树”，寄托了“锲而不舍攀登书山，担当创新成就梦想”的良好祝愿。

距后池村约一公里，还有一个村叫前池村，两村总人口约2400人。2007年，两个村各自有完全小学，其中前池小学在校生有100余人，后池小学也有80余人，由于办学规模小，教师不能专任、老龄化严重，教学质量一直不高。为了让这里的孩子接受更优质的义务教育，从2007年开始，关防乡中心校逐步将该校六、五、四年级撤并到15公里外的前岩小学，剩下的年级两村合并。当时两村村民都要求把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留本村学校，各不相让，最后经协商，两村小学轮流招生，形成了两个学校你招一年、我招一年的怪现象，办学水平可想而知。

怪现象还不止于此。按照县教体局布局调整规划，撤并后的前岩小学应该形成一个覆盖10个村、4轨制，在校生规模达到1000余人的寄宿制小学。县里投入近千万元改善这所小学的办学条件，但出人意料的是，合并后，到前岩小学上学的学生还不到500人。以前后池两个村为例，四、五、六每个年级应该有30多人到前岩小学读书，但每个年级实际到前岩小学就读人数只有十七八人，不到一半。

还有更怪的现象。前、后池两个村本来每年一年级和幼儿园可以各招生30多人，自从高年级撤并、低年级轮流办学后，一年级每年只能招五六个学生，幼儿园基本招不上生来了。到2010年，该教学点剩下刘榜年、程贵生等5名老教师。

孩子们去哪儿了？

当前镜头：在后池新愚公希望小学举行落成启用仪式上，有一位来自县城优质小学的校长，他就是新北关小学校长韩海河，看着这所崭新的学校，长期以来压在他心头的大石头落了地。近年来，随着农村学校撤并，新北关小学平均班额越来越大，从2009年的50多人增加到目前的80多人，最高班额达92人。今年该校准备招生10个班，据初步摸底调查，仅片内学生就有近800人。而依往年惯例，各种托关系写条子给他的至少有100余人，如何安排？韩海河寝食难安。韩海河告诉记者，该校现在仅前、后池两个村的学生就有20多人。据了解，县城里每个学校都有大量的学生来自农村。现在好了，后池新愚公希望小学高标准建成了，教体局还从县城第五中学选派了一名中层领导到该校任校长，而且从今年秋季开始恢复5年级，明年恢复6年级。以后随着更多高标准农村学校的建成和办学水平的提升，来自农村学生的招生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了。

转换镜头：就在后池欢天喜地庆祝新学校落成启用之际，在距新北关小学1.5公里外城乡接合部的一个不足30平方米的简陋民居内，一位年轻妈妈正在给远在山西平遥某煤窑打工的丈夫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她就是新北关小学二年级2班学生史一航的妈妈刘艳花。刘艳花家住后池，儿子史一航和姐姐到了上学年龄时，后池小学高年级撤并到了15公里外的前岩，村里的小学也越来越差，夫妻俩一横心，便带着史一航和姐姐来到县城，租住在这所民居内。刘艳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两个孩子的开销，加上租房和日常生计，每年需要3万元；她每天负责接送孩子，靠丈夫一个人在县城打工根本无法供两个孩子念书。于是，丈夫便到山西下煤窑去了。刘艳花说：“要是当时后池学校像现在一样好，高年级也不撤并到前岩小学，我就不会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来到县城租房上学了，而且每年要花费3万元，这对我家来说是一项很重的负担，孩子爸爸下煤窑挣的‘血汗钱’全都供孩子上学了。”如今女儿已上了初中，刘艳花给丈夫打电话，就是商量一下要不要带儿子回后池老家念书。

老教师刘榜年介绍，随着布局调整，孩子撤并到前岩小学上学，路途较远，接送不便，造成一半学生外流。家长们认为，反正将来孩子都要出去上小学，不如早做打算，多数家长索性让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离开本村到县城或外地上学。以2012年为例，后池教学点只有学前儿童29人，而一年级仅有12人。

“后池学校再不新建，再不恢复高年级，学生被迫外流的会更多，也将会使更多村民难堪重负。”关防乡中心校校长苑海洲说，“就在这几天，已有外流到河南林县、山东、邻县武安和县城等地的5名学生转回来了，还有部分学生正在与学校联系往回转。”

在刚从县城第五中学选派到后池新愚公希望小学的申清华校长的带领下，新北关小学韩海河校长仔细参观了这所承载着当地老百姓厚望的学校：占地3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80平方米，投资370多万元；实验室里，装有12个高标准试验台，各种实验器材一应俱全；微机室里，32台崭新电脑整齐排列；德育展室展示了当地底蕴深厚的新愚公精神；图书室摆满了整齐的图书；阅览室宽敞明亮；餐厅、宿舍、洗浴室、会议室、厨房、水冲厕所……韩海河内心暗自感叹：办学条件比县城的新北关小学还要好！

转换镜头：就在后池村的孩子们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庆祝他们能在家门口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时，在涉县的另一端，一个刚满14岁的小姑娘却黯然流下了眼泪。她就是涉县偏城镇窑门口村的孙映霞。

记者乘车沿着一条乡村公路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叫青塔村的地方，穿过一座小桥，公路便到了尽头。据介绍，这里原来是乡政府所在地，后来撤乡并镇，乡政府并到了15公里外的偏城镇。随后，记者又换乘了一辆越野车，沿着一条幽深的峡谷，在布满乱石的谷底行进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窑门口村。同行的武玉珍老师告诉记者，前面那个山头，就是山西的左权县。

这是一个约有百十户人家的山村，村头便是孙映霞的家。三间低矮的正房，凌乱地摆放着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家什和看不出颜色的衣服。

孙映霞两岁那年，母亲受不了这里的苦，离家出走了，至今不知下落，家里只留下身患严重腰间盘突出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

奶奶斜倚在一辆锈迹斑斑的农用车上，父亲坐在台阶上，孙映霞给记者和她自己拿来两个小板凳坐下，采访便开始了。

“你们家一年有多少收入？”记者问。

“哪有什么收入，种那点地仅够吃，”孙父说，“如果有收入，就不会让孩子辍学了。”

“你不上学了，在家干嘛？”记者问孙映霞。

她茫然地看着记者，嗫嚅了很久：“做饭……伺候奶奶……”

孙映霞原在距本村十公里外的沟口青塔小学上学，每到周末，爸爸身体好时，就亲自来接她，身体不好时，她就顺搭同村别的家长的摩托车回家。三年级那年，青塔小学高年级撤并到15公里外的偏城镇。虽然当时只有九岁，但孙映霞至今难忘那段经历。

青塔学校高年级撤并后，许多同学到城里或外地上学去了，只有少数同学去了偏城小学。第一个周末，爸爸身体不好没有来，由于同村其他同学大都去了外地，再也没有顺路车可搭，9岁的孙映霞一个人在宿舍里吓得灯都不敢开，用被子蒙着头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才搭上仅有的一趟回家的班车。回到家后，孙映霞就再也没有到学校去，她辍学了！同村的牛金梅和石广新两位同学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窑门口村原来有小学，因布局调整，2005年本村教学点撤并到10公里之外的青塔小学，青塔小学招生辐射圪腊铺、窑门口等9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的4000余人口。2011年，青塔小学高年级又撤并到距该校15公里远的偏城小学。如今的孙映霞总爱静静地坐在没有院墙的家门口，一个人望着大山流泪发呆。

“你还想上学吗？”记者问孙映霞。

孙映霞没有回答，低下头，将脸深深地埋进自己的臂弯里，眼泪从两臂的夹缝中滴下来。

此时，一阵“咯咯哒咯咯哒”的鸡叫声从墙角传来，只见孙映霞迅速起身从一个破筐中拿出两个鸡蛋。同行的县教体局的卢老师问她：“这鸡蛋卖，还是留着自己吃？”孙映霞的回答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她似乎怕我们“买走”她的鸡蛋，说：“给奶奶吃！”青塔学校的武老师说：“这孩子是个材料，学习又好，品质又好，只可惜没能念完书！”

卢老师告诉孙映霞一个好消息：县教体局已经决定恢复青塔小学为完全小学，目前已拨出40万元资金对青塔小学进行提升改造，还选派被评为“涉县十大教书育人楷模”的张陶到这里任校长，调派刚从河北工业大学毕业的新聘教师赵巧慧到这里任教。“你才14岁，还不算晚，一定去念书！”孙映霞重重地点了点头。

窑门口村村支书赵民国告诉记者，该村有412口人，目前常住的只有50多口，全是老弱病残。外出的300多口人，绝大部分是为了孩子上学才举家迁出去的，县城、邯郸市、邢台、武安、石家庄、河南、山西、山东，去哪里的都有。赵民国说，能在城里找所学校念书也十分不易，上级规定，在城里没有住房、没有长期固定的工作，很难在城里上学，可咱农民有几个能在城里买得起房，都涌进城，城里哪有那么多长期固定的工作。据他统计，全村在外念书的孩子有90多个，只有9家在城里买了房，剩下70多家在城里租房。他自己为了两个孩子念书，在城里租了十年房。谈起这十年的经历，他心痛地表示，找人租房、找单位开工作证明，托了许多人，才使孩子在城里上了学。可那些既找不到人，又租不起房的就辍学了，窑门口村就有3个这样的学生。即使在城里找到了学校，也还得拼命去挣钱供孩子和大人花销。为了多挣点钱，该村30多个青壮年到山西下煤窑，每月能挣6000多元。由于长期下煤窑，已有5人得了尘肺病，每年洗一次肺，洗完肺又去下煤窑。作为县人大代表，赵民国连续4年在全县人大会上呼吁：城里的孩子上好学校难，农村的孩子面临的是上学都难，政府应重视解决偏远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偏城中心校校长宋利兵说，偏城镇有14000多口人，每年学龄人口应该有1200到1400人，实际上在当地念书的只有300人左右。

据资料显示，涉县从2005年开始大规模撤并农村学校，到2015年，小学由2005年的191所撤并为72所，初中由2005年的42所撤并为11所。

近镜头：县教体局长陈旺生表示，学校撤并，是一个两难选择，对于教育部门来说，不撤并，那些偏远的、规模偏小的学校提高办学水平确实很难，教育均衡优质很难实现，而通过撤并学校，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重组，短时间内就能把学校办好，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学校撤并，资源重组，的确是政府部门一条迅速把学校办好、实现优质均衡的捷径。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学校撤并会给孩子上学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不撤并，教育难；撤并了，老百姓难！

变“砍弱扶强”为“扶弱为强”

2015年，陈旺生上任教体局局长之后，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开始逐步恢复一些被撤并的学校。

陈旺生说，学校撤并，资源重组，不过是资源“搬家”，其实质只是把劣质资源砍掉了，资源的总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这就好比人有十个手指，一个手指出了问题，不太灵活了，我们把它砍掉，虽然留下的都是健康的手指，但手的整体功能就受损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治好而不是砍掉。资源重组，学校撤并，通过缩小“外延”来集中优势，但优势资源越集中，其覆盖的范围就会越小。事实也证明，教育覆盖范围出现空白，教育功能受损，老百姓不但享受不到优质资源，甚至连劣质资源也享受不到了。

涉县县委书记汪涛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县域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而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这是紧密关联却又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人民群众享受不到，学校办得再好也没有用，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

陈旺生说，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把学校办好”是“终极目的”，所以手里举起大砍刀，一刀比一刀狠，导致出现了像我们的前岩小学和偏城小学这样的现象：学校变得“优质”了，群众却无法享受到的现象。只有增加更多的优质资源，让劣质资源变为优质，让优质资源更优质，才是“内涵发展”，优质资源的总量增加了，才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教育。慎重选择一些广泛影响老百姓利益的、被撤并的学校，逐步恢复，并把它们办成优质学校，这才是“扩大”优质资源总量！这样的“优质教育”才能让人民群众享受得到！

就在2015年的全县教育工作大会上，陈旺生局长提出了“全县教育工作要‘强基固本’”的指导思想。他说：“靠一味地撤校并点、资源重组，方圆30公里、20多个村都没有一所完全小学，虽缩小了校际间、城乡间的办学差距，实现了教育的某种优质均衡，但许多老百姓无法享受这种优质均衡，牺牲的却是教育公平。我们要办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的优质均衡，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优质均衡！”

县教体局综合考虑城乡人口流动、学龄人口变化以及当地农村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制定出台了《关于强基固本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的实施意见》，决定逐步恢复、增加教学班级、教学点、学校。

这一转变得到了广泛赞同。县委县政府也对“强基固本”给予了巨大支持。

县委书记汪涛说：“我们就是要对农村学校，对基层老师高看一眼、厚爱一层。”

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去年，在一年一度的高考总结表彰大会上，汪涛书记亲自为高三教师发了奖。按惯例，接下来他要讲话，鼓励高三教师再接再厉。不料，接下来他却给高三的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孩子考上了一个好大学，只是高三老师教出来的吗？”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他便自问自答：“不是！从幼儿园、小学、初中，教过他（她）的老师，上过的学校都有功劳，特别是那些农村学校，他们才是涉县教育的根，他们更应该受奖。”他还要求县教体局建立“教育溯源编码奖励制度”，学生取得了好成绩，考上了好大学，不但要奖励高中老师，还要奖励他（她）在幼儿园、小学、初中的任课老师。这一声音迅速传遍全县，对基层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教师产生了巨大鼓舞。

去年7月，涉县遭遇巨大洪灾，汪涛书记第一个视察的受灾点就是受灾最严重的下坪学校。从7月20日学校被冲毁，到9月1日开学，短短40天，他共来了这所学校5次。全县68所受灾学校，每所学校他都转了个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汪涛书记说：“当时一看学校被冲得那个惨，就禁不住掉泪！”

去年入冬，第一场西北风刮过，汪涛书记惦记着那些恢复重建的学校还没有暖气，立即将教体局长陈旺生叫到办公室，决定一次性拨付专款1100多万。他与陈旺生开玩笑说：“别的部门都是整天追着我要钱，我没有钱，只有你教体局的‘脸大’，我还得追着你给钱！”

今年，在县财政非常吃紧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农村学校信息化水平，县政府又追加8000余万元，使农村学校信息化装备一下子赶上甚至超过了城里。

当然，“扶弱为强”并不是单靠增加投入那么简单。涉县第五中学原是一所乡镇薄弱初中，近年来，按照县里“标准化学校建设”要求，共投资1000多万对学校进行了改建扩建，提升了装备水平，办学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成了高标准的“标准化学校”，但“硬件”的提升并没有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得到同步提升。在招生季统筹学校教育资源时，陈旺生陷入了纠结：把它归入优质学校，它的办学水平确实不高；把它归入薄弱学校，它的楼房、设备比其他学校都新都好，实在说不过去！

出现按“高标准建设”的“薄弱学校”，在全县并非个例。

这让陈旺生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涉县教育：一些学校变大了，标准提高了，设备更好了，但学校并没有变优变强。他开始对全县教育进行反思：制约薄弱学校提升的关键在哪？什么样的学校才是优质学校？薄弱的根源在哪儿？

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方子，还是在基层。

更乐镇中心校校长李孝兵诉苦：“好几个老师不想上课，特别是评上了高级职称的教师，多数想去做图书管理员，当仪器管理员，甚至在学校打打杂都行，都是些教辅类岗位。”据李孝兵说，这件事的起因是有位老师之前调离了教学一线，从事相对清闲的教辅工作。结果，整个学校一发而不可收：“他比我还年轻，他不上课为什么让我上？”“我比他贡献大，为什么照顾他不照顾我？”“我身体不好，为什么不照顾我？”“我家庭负担重，上有卧床的老人下有上学的孩子需要照顾，我不能再上课”……

陈旺生说：“一个不上课的人，产生的负能量不可估量！”

“付出不多，收入不少，这些岗位成为老师们心中羡慕的美差，人人都去不可能，但很多人都想去。”

“都去寻清闲，那由谁来上课呢？”李孝兵的烦恼其实也是众多校长的烦恼。

校长不上课，副校长不上课，中层不上课，有的学校就连教导处副主任都不上课。

据了解，有的学校约1/3不上课的“学校各级领导”及教辅人员，带领着2/3上课的老师在办学！更奇怪的是，一旦哪个老师课上得好，便千方百计当“领导”！陈旺生当局长后，接到过无数这样的电话：“某某老师课上的不错，你想办法给他（她）安排（提拔）了吧，别让他上课了。一时安排不了，先借调到教育局，或者乡镇中心校‘帮忙’也行！‘帮忙’不行，先在学校安排个不上课的差事也行。”

有“办法”的老师不上课了，留下没“办法”的老师在上课。于是，教育系统出现了许多令局外人想破头都想不通的现象：高级职称的老师不如低级职称的老师课上得好；有经验的老教师不如刚入职的新教师课上得好；正式在编的老师不如合同制老师的课上得好！

再看学校管理，校长应付了上级应付下级，各项工作上级布置一套，校长落实一套，教师执行又一套。局长“狂风暴雨”，校长“和风细雨”，教师“风和日丽”。

再看课堂，上边考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练什么，一切为了应付考试，考试好了便“一俊遮百丑”。

……

一桩桩，一件件，这些过去“司空见惯”的事，如今看来都是提高质量的绊脚石。

陈旺生说：“学校强弱优劣的生成，除了楼房、设备、图书等这些很重要的硬件和教育理念、教师水平这些‘软件’之外，更重要的是管理，要使那些薄弱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迅速提升办学水平，打造一个优质均衡一个都不能少的县域教育，县级教育部门的区域教育管理能力是关键。变砍弱扶强为扶弱为强，成败的关键也在县级教育部门的区域教育管理能力！”

向管理要优质

教体局党组成员杨保方说：“必须要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认真盘点梳理，精准查找漏洞并修订完善，在制度上绝不能助长歪风邪气。”

改革，首先从全面修订《目标考核方案》开始，上课者得课时津贴并有资格评聘教师职称，不上课者则不能；全体教职工实行全年聘任制，凡是教师从事教辅岗位且不任课的教师，同样条件优先任课教师……

这种考核导向，使整个教育风向发生了转变。

“去年一年再也没人找过我说不想上课了，轻松多了。”李孝兵如释重负。

不仅如此，如今，更乐镇所有学校，上到校长，下到教辅人员，全部上课；所有中层干部率先垂范，不但要上课，从事主要学科教学，还要兼任班主任工作。

据统计，去年以来，包括更乐镇在内，全县共有159名曾经脱离教育教学一线的教师重新回到了讲台。

以前比清闲，现在比业绩，比上课，教育生态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基层的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星期天，陈旺生偶然在街上碰上了4位老师在推销保险。他还听说有的老师星期天在民间培训机构上课；某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在房产中介机构推销房产；有的校长在经营私家企业……

教体局针对上述现象采取果断措施，一方面树立优秀教师正面典型，另一方面对有关老师进行通报批评。面对上级部门采取的这些措施，有人振振有词：“8小时之外是老师个人的时间，要干什么是个人自由，学校无权干涉。”

从基层一线教师一直干到县教体局长，在涉县教育系统摸爬滚打30多年的陈旺生清楚地知道：“好校长、好教师，是没有8小时之外的！”教师回到了课堂，并不等于就能把课上好，身回到了课堂，心未必回到了课堂。老师的心回不到课堂，校长的心回不到学校，每个岗位上的人心回不到自己所在的岗位上，要打造优质均衡的县域教育就仍然是一句空话。

“制度是冰凉的”这六个字，表现了陈旺生对当时“大好局面”背后问题的深深担忧。

要打造“优质均衡”“一个都不能少”的县域教育，必须解决“制度是冰凉的”这个问题，必须打造“有温度的管理”。

怎么才能让“冰凉的制度”升温？

2015年8月，陈旺生在北京听一位老师讲现代企业管理，讲到企业的“三全管理”模式，令他深受启发。

所谓“三全管理”，即企业生产中的“全员管理，全过程管理，全要素管理”。

陈旺生介绍说，所谓全员管理，它是指全体员工参加全面质量管理，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质量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整体工作质量。因此，必须把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让员工积极参与管理活动，共同把关，全体员工用自己的工作质量来保证每一道工序的质量。所谓全过程管理，是指一个项目、产品从立项、设计、生产、施工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就是对每一道工序都要有质量标准，严把质量关，防止不合格的产品流入下一道工序。所谓全要素管理，是指生产过程的各个要素，如人、工具（设备）、生产对象（产品）等。

陈旺生说，无论是企业还是教育部门，管理最核心的规律层面的东西应该是相通的，企业的“三全管理”对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带着“三全管理”的理念，陈旺生从北京回到了涉县。

他认定必须把全体校长、教师、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让每个校长、教师和学生都积极参与管理活动，共同把关；让全体校长、教师和学生用自己的努力来保证每一项工作、每一节课质量；每一项工作从立项、实施到验收的全过程，都要有明确的工作标准，严把质量关；把各种资源（要素）最大限度的合理配置，实现科学管理、合理配置，这样全县的教育工作必能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优质均衡”！

但这只是理念，如何让理念落地，陈旺生并没有完全想清楚。于是，他回来后，首先在全县教育系统分局、中心校、教师三个层面，开展了“三全管理大家谈”活动，还充分利用“涉县教体之窗”公众微信平台，择优连续刊载了局领导、科室科长及校长对推行三全管理的做法与体会，及时展示管理创新动态，分享管理创新经验。县教体局还组织了“三全管理”征文、“三全管理大讲堂”“三全管理演讲”等活动，开展了不同层次的“三全管理”问卷调查。

陈旺生说，这个过程，其意义不只是通过讨论，让全县教职工懂得实施“三全管理”的思路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使每个岗位上的每个人都能明白，自己该反思些什么，怎么干，怎样才能干得更好。在涉县教育史上，从没有一项改革从发动到参与开展得如此广泛和深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实施“三全管理”。

鹿头中学依据岗位职责，对中层以上领导、年级组长、教研组长、备课组长、班主任的常规管理项目，对教师的备课、上课、作业、批改、听课、教研、质量检测等常规工作，作了进一步细化、量化，将管理项目落实到具体的负责人和教师，做到了岗位职责无缝隙、项目管理全覆盖；对原有处室和级部的管理项目进行梳理总结、修订完善，并编印成册，特别是级部管理项目更加完善，从级部组长到教研组长，再到备课组长、班主任、教师，都承担了相应的管理项目，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密织管理网格。

据校长曹彦如介绍，“三全管理”实施以来，学校创新设置了精神引领、常年军训、励志三诵、录课回放等10个一级特色管理项目，乒乓球、篮球、足球、田径、武术等25个二级特色管理项目，这些项目又分解成了近100个小项目，实现了特色项目管理全覆盖，真正将“三全管理”的核心要义在学校创新地落细落小落实了，促进了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的大幅提升。

原曲中学在开展“三全管理”大讨论中，通过向教职工发放“明白卡”、征求意见表，发动教职工对原有规章制度进行了讨论修订；举办“三全管理大讲堂”，使“三全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各处室对照“三全管理”基本要义，结合工作目标，细化内容，明确责任，建立台账，认真整改；教职工每人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撰写《践行三全管理，我该如何做》和《“三全管理”一日常规》等文章；校长为家长讲解“三全管理”，征求家长意见。

在“三全管理”扎实推进的过程中，2017年2月份，县教体局在全面总结“三全管理”推进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又制定出台了进一步推进“三全管理”的具体意见。

文件指出，全员管理包括全员决策、全员认同、全员落实。全员决策，即以人人参与谋划、广泛调查研究、深度讨论审议为前提的决策。全员认同，即对决策所定事项达到广泛认可、形成集体共识。全员落实，即凡全员决策、全员认同的事项，要全心投入、全力支持、全体行动。同时，每个人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每个人上对单位组织负责，下对管理对象负责。通过实施全员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全要素管理包括对教育队伍、教育资源、教育对象的管理。教育队伍管理，即建立健全教育队伍考核、培训、奖惩等长效机制，完善教育组织机构及功能，尤其要强化发挥好党、团、少先队、工会等组织作用，围绕“四有教师”目标，促使教育队伍自主创新发展。教育资源管理，即对教育设施、设备、后勤保障等硬件资源，以及科研成果、校园文化、校本课程、管理制度等软件资源进行均衡配置、科学管理，推动教育资源高位均衡发展，促使学校走上内涵发展之路，真正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教育对象管理，即依据教学大纲，围绕“六大核心素养”，明确细化管理目标，优化分解管理项目，精准育人路径，科学育人方法，培养学生文化底蕴和科学精神，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等，促进学生全面主动发展。通过实施全要素管理，实现管理科学化。

全过程管理包括全程指导、全程评价、全程衔接。全程指导，即紧紧围绕教学大纲，科学设定质量目标，并对教育对象进行全时段、全学段跟踪指导管理。全程评价，评价是育人手段，更是学校和教师的业务和职责，要全面评价并真实记录管理对象成长的全过程。评价分平时评价、学期评价和年度评价，每个时段都要科学评价、及时记录、建档保存。全程衔接，在做好各学段管理的基础上，更要高度关注各时段、各学段之间的信息沟通、紧密衔接，在教育对象由低年级、低学段升入高年级、高学段时，都要及时移交中小学生成长评价档案。通过实施全过程管理，实现管理精细化。

为了促进文件尽快落地生根，针对制约教育“三全管理”推进的诸多问题，县教体局打出了几记“重拳”。

第一件事：教师绩效工资改革，解决了最难也是最敏感的涉及面最广的问题。

长期以来绩效工资都是平均发放，最高与最低每年相差最多不到1000元，干好干坏差不多，干与不干差不多，失去了“绩效工资”的本来意义。县教体局也曾几次试图改变发放办法，但每次都因有人闹事上访，导致几次改革都半途而废。

这一次改革却与以往不同。首先是变“教体局决策”为“教师全员决策”。经过局班子成员集中讨论，征求全县校长和教师意见，确定了绩效工资发放原则：一要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农村教师倾斜；二要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奖勤罚劣，拉开档次。三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这一原则，由于集中了教师提出的意见，得到了全县教师的广泛认同。

人事科根据上述原则，组织校长和教师代表通过集体“会诊把脉”，共同起草了《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指导意见》初稿。为了确保指导意见被全员认同，在局层面召开了由校长代表和各科室科长参加的专题研讨会，各学校召开了由全校教职工参加的座谈会，一同围绕绩效工资如何发放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修改意见反馈上报。经过几上几下反复研讨论证，反复修改，最终形成了定稿，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分配的实施意见》。意见中，奖励性绩效工资分两大块：一是县级专项奖励，包括教育质量奖、重大责任岗位津贴、乡村教职工补贴；二是校级专项绩效，包括班主任津贴、课时津贴、日常考核绩效。

刚开始，也有少数教师有怨言，特别是一些年迈的评上高级职称但长期不在一线的教师认为，自己年纪大了，教学成绩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虽没功劳，但有苦劳，这样做对自己很不公平。这种声音刚一出来，很快被更多的一线老师的声音淹没了：“绩效工资本来就是要按绩效发放，职称、教龄已经在基础工资中体现。”龙北小学校长申志国告诉记者，该校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最多的达到12000元，最低的不到8000元。

这块多年来几次靠“行政管理”都没能切开的大蛋糕，终于被“三全管理”切开了，教师上课的劲头比以前更足了。

申志国说：“过去，教师评上高级职称便纷纷要求往教辅后勤转岗、教师不想当班主任的现象彻底改变了，现在所有教师不仅都争着上课，而且还争着当班主任，就连学校副校长也抢着上课了。学校教导处再也不用为安排课程发愁了。”

新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出台后，全县又有120多名教师主动要求返回一线上课，而且全县180多名学校中层以上领导纷纷担任班级课程，甚至是主科课程，还有的校长亲自担任班主任。县教体局党组成员杨保方说：“这次绩效工资分配改革的成功，对于全县实施‘三全管理’具有重要的样板意义。”

尝到了教师绩效工资改革甜头，新的改革一项接着一项展开。

2017年4月12日，涉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室变成了特殊的考场，从100余名竞聘者中通过笔试择优选出的30名教师正在逐个演讲，15个评委静静地坐在台下评分。这是县教体局组织的副校长初选人员演讲答辩现场。通过演讲，再从30名入围者中选出10名，经过培训后，将走上副校长岗位。

“过去当校长靠跑，现在当校长靠考”，在涉县教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县教体局工会主席、人事科科长申学良感慨地说：“老师们说的不全对，过去副校长人选由学校推荐、人事科考察、局务会研究讨论决定，每一个环节都不透明，因此老师的质疑不无道理。现在不同了，每一个环节都在全县教职工的‘全员监督’之下，质疑自然就没了，托关系、找路子的没了，学管理、钻研业务的多了。”

这些靠“实力”脱颖而出的青年才俊，全部被派到山区学校。后池学校的申清华校长、青塔学校的张陶校长就是其中代表。

过去，教师被调任新学校，或者学生升入新学校，师生间都很陌生，老师全面了解学生情况，至少需要花费几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牵扯了教师很大精力，影响了育人质量的快速提升。

县教体局党委委员、县教育督导室主任江永卫说：“要实现对教育对象实施全过程管理，真正做到全程指导、全程评价、全程衔接，就应当切实打造学段衔接无缝隙、时段结合无盲区的学生成长‘评价链’，优化育人环节和过程。于是，‘涉县中（小）学生成长档案’诞生了。”为了把这件事做实做好，教体局抽调教育科、人事科、办公室、教研室等骨干力量，紧紧围绕学生“六大核心素养”和各年级教学目标，从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研讨，最终形成了全县中小学生成长评价表和学段衔接表。

在每个学生成长全过程管理过程中，交织着两条管理线：一是在全县纵向层面，构建了从学前到小学、初中，再到高中全学段覆盖的管理经线；二是在学校横向层面，构建了从校内到校外全时段覆盖的管理纬线。经线和纬线相互交错密织，形成了一个无缝隙的管理网格。

江永卫说：“教育对象（学生）时时处处处在这样一个精细化的管理网格中，提升育人质量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校本管理的创造力

举例1：科任教师参加大课间跑操

龙北小学是涉县县城的一所国办小学，现有教职工160人，在校生2100人。

前不久，校长申志国决定，让全校老师参加每天的大课间跑操、做操活动。但这个决定做出后，在执行过程中却碰了个“软钉子”。

过去，大课间只要求班主任跟班参加，科任老师不做要求，大部分老师并不参加。学校开展“三全管理”后，申校长对学校各项工作的各个环节仔仔细细地梳理了一遍，发现了一些漏洞，其中之一就是大课间做操。申校长发现，当学生们通过大课间跑操、做操，激情昂扬地回到教室上课之后，前来上课的老师却远没有学生那么情绪饱满。老师的状态直接影响学生的状态，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于是，他提出，全体老师都要参加大课间跑操、做操。但老师们并不买账，有的以“要准备上课”“要再看看教案”“要方便方便”各种理由拒绝参加。

按照以往推动工作的方法，申校长会大会讲、小会说，层层布置，让年级组推动落实，甚至出台文件，将参加大课间活动列入教师出勤考核范围。但这一次，申校长并没有这么做。

申校长说：“既然老师们不愿意参加，说明他们对这件事并不认同，强行推动效果不会好。老师们不认同说明校长的工作出了问题。”于是，他把“科任老师要不要参加大课间活动”这个话题与大家一起讨论。教数学的王老师告诉记者，申校长的一席话让她从心里接受了这个决定。她说：“从实际情况来看，大课间也是课堂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课堂的一部分，作为老师就不应该缺席。”经过讨论，老师们大都欣然接受了这个决定。现在，科任老师跟在学生队伍后面跑操、做操，成了龙北小学一道特殊的“风景”。

举例2：老师、学生、家长参与大阅读

龙北小学开展课前大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每天早晨上课、下午上课前10分钟，每个教室都演绎着同样的故事：上第一节课的教师，在预备铃响之前，总是提前走进教室，开始安排主持学生登台阅读。

如果以为他们是语文教师或者思政老师，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大阅读结束后，有的教师上起了英语课，有的上起了数学课……

让语文教师、思政教师组织学生大阅读，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天经地义。让其他学科教师来组织“大阅读”，他们愿意吗？能组织好吗？

学校教务处主任杨会霞说：“开始时，多数教师不理解，也不愿意这样做，但语文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语文学不好，就会影响其他学科，这个道理好懂。既然语文是学科的重中之重，就要全员参与。为了统一教师思想，学校组织全校教师进行了研讨，多数教师认为这样做很好。为了确保教师组织‘大阅读’的效果，学校每月要评选出班级演讲明星，每半年还要评选出校级演讲明星，并将学生演讲成绩纳入辅导教师年终考核积分，这样，就把全体教师绑在了一起，教师组织学生大阅读的积极性就更高了——这就是‘全员决策、全员认同、全员落实’。”

为扎实开展好“大阅读”活动，龙北小学还采取“三充实两结合”办法。“三充实”，一是充实图书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图书馆图书资源的基础上，各班都在教室建立了“图书角”，将图书馆的图书搬进了教室，而且还增添了学生自己购买的图书，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二是充实诵读环节。在各年级语文教学中增加了诵读环节，丰富学生的阅读总量。三是充实校本教材。针对学生年龄特点，该校开发了丰富多彩的校本诵读教材。一年级的《三字经》，二年级的《百家姓》、《千字文》，三年级的《声律启蒙》，四年级的《笠翁对韵》，五年级的《增广贤文》，六年级的《论语》，进一步拓展了学生的阅读资源。“两结合”，即课内外结合，将课前演讲和课后诵读紧密结合起来；家校结合，在教师依据不同单元教学主题，有计划地指导学生进行主题阅读的基础上，每晚还布置10分钟课外阅读作业，由家长辅导陪读。

“学校的大阅读活动搞得很扎实，家长陪读也很好。短短的半年时间，我孩子不但敢说了，会说了，而且会写了，就连家长的阅读水平也提升了不少。”二年级二班学生魏征的家长魏志华说。

举例3：特别的班级垃圾箱

龙北小学四年级四班后墙角，摆放着一个废旧但非常干净的纸箱子。粗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走近一看，里面却整齐地摆放着一张张草稿纸、一本本写完的旧作业本。这些原本该进入校园垃圾箱的东西，为何要整齐地摆放在这个纸箱子里呢？

“以前，学生废纸、旧作业本乱扔，教室地面很不干净。针对这一问题，我利用班会时间，组织全班学生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三种解决的方法：一是把这些废纸直接扔进学校垃圾箱里；二是把这些废纸扔进班级垃圾箱里，然后由值日生按时倒进学校垃圾箱；三是班级将垃圾箱中的废纸卖掉，把卖的钱资助班级贫困学生。第三种办法得到全体学生的一致认同。”龙北小学四年级4班班主任王小宁说，“同样是废纸，形状不同，价钱则不同。撕碎的废纸一斤仅卖0.2元，而摆放整齐了一斤就能卖到0.4元。为了卖出高价钱，学生就把废纸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垃圾箱，等垃圾箱满了就卖掉。以前一周可卖2元，现在这样一整理可卖到3-5元。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笔不小的收入，班内的贫困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助。”

更吸引眼球的是，每天中午、下午和晚自习放学时间，该班学生总是自觉地站起来，用眼光在地面上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搜索，如若发现了废纸，就会将捡到的废纸摆在课桌上，用稚嫩的小手铺平弄展，再走到教室后面，把纸轻轻放进这个特殊垃圾箱里，然后才悄悄离开。一直以来令无数班主任头痛的废纸，如今成了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这是班级管理中全员管理、全过程管理、全要素管理的一例。

举例4：走管校长

索堡镇中心校辖完全小学3所、教学点10个，共计49个教学班。

苑国典校长2016年11月份调至索堡镇中心校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召开全乡教师会议，安排部署教育教学工作，而是到全镇3所学校和10个教学点挨个调查走访。仅到任十多天，他就走遍了索堡镇的所有校点，发现问题10多个。

2017年1月5日，这对下温教学点学生而言是一个极其难忘的日子。尘封已久的音响又重新响起了悦耳的旋律，全体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校园里做起了广播操，引来很多村民驻足观看。

学校好久没有做课间操了。苑校长到任第二天后，就突然来到这里检查走访，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体育老师，没人会做操，立即派索堡小学体育老师专门到学校教体操。下温教学点负责人霍剑锋说：“仅这件事情，苑校长就来我校不下5次。”

谈到苑国典校长，曲峧小学附属幼儿园教师张改鱼终生难忘。2017年1月7日，张改鱼按照惯例，7：50分准时到达学校，可她没有想到乡镇中心校校长苑国典却站在教室门口。“现在几点了，有些学生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了，让孩子们在校园玩耍安全吗？”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她7点30分到达校园时，苑校长又站在了教室门口。不过这回她听到的不是责问，而是看到了苑校长赞许的眼光。

老师们说，以前校长推动工作就是把大家一次次叫到镇里去开会，不是批评就是通报。实行“三全管理”后，大校长一次次到各个学校转，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大家给苑国典校长起了个绰号——“走管校长”。

举例5：走教老师

索堡镇中心校共有专职音体美教师各2人，共6人，远远满足不了全镇校点的教学需求。

过去，除中心小学外，其余学校和教学点音体美教师都是兼职，专业素质差，教学水平低。别说让学生表演节目了，就是让学生唱首完整的歌都难。现在不同了，中心校除组织兼职音体美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外，还将全镇6名音体美教师分成两组，各对口一个区片，让每名专职教师每周至少到教学点开展一次送教，给兼职教师送“营养”，给教学点学生送“大餐”。这种“学生坐堂，教师跑堂”的教学方式深受师生喜爱，既活跃了学校的教学气氛，又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我们实行‘8+2’考核制，即年终考核时，音体美专职教师本校所任学科成绩占80%，走教校点成绩占20%。这样一改，不但把校点与中心小学捆绑在了一起，而且促进了专职教师走教的积极性。”索堡镇中心校副校长杨花林说。

当地老百姓给这六位老师也起了个外号——“走教老师”。

举例6：互帮互学的班级小组

一个教学成绩位于全镇倒数第一的班级，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教学成绩跃居全镇第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创造者就是常乐小学六年级1班班主任李会杰。

常乐村的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很多学生由爷爷奶奶照看，家庭教育严重缺失，这造成多数学生思想懒散、不爱学习、做事拖拉。常乐小学五年级1班在2016年升级统考中，班级总均分“稳居”全镇倒数第一。这令学校负责人杨铁峰很头疼，决定临阵换将，安排青年教师李会杰担任该班班主任。

“刚接手这个班的时候，我压力很大，县里开展‘三全’管理大家谈，我一边学习别人的做法和经验，一边试着在班里落实，我决定从建立班级小组着手，根据学生的家庭状况、学习成绩、性格差异、日常行为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将全班学生分成了十个小组，每组4人，分别编号。1号是组长，学习成绩优异，性格相对开朗，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2号学习成绩相对落后，生活等各方面都需要别人帮助；3号和4号各方面基本上有自控能力，但有时也需要别人的指导或监督。在日常的学习中，1号组长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重点关注帮助2号同学，不要让他掉队；3号同学主要负责监督日常学习情况和生活方面存在的缺点；4号负责记录并查漏补缺。而且我在班级显眼位置张贴了《小组升降晴雨表》，组与组之间也要评比表彰，对前三名的给予加分并奖励，对于后三名给予扣分并批评，若小组获胜，人人有份。对于表现最好的小组，第一次奖励一块橡皮，第二次升级为圆珠笔，累计到第三次就成了笔记本。我们班每周总结一次，奖励一次。”班主任李会杰说，“这些小小奖励，对于城市孩子来说不算什么，但对山村孩子而言，却弥足珍贵。这种做法取得了一举多赢的效果，既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又激发了学生的进取之心，还提升了班级的教学质量。现在，我们的班风彻底变了，过去学生‘要我学、不愿学’，现在变为‘我要学、我想学’。”

举例7：全员皆导师

鹿头中学从2016年开始，推行“全员导师制”，将班主任工作分解到各科任教师，让全体任课教师都积极参与班级管理。这样，处理学生问题就不拐弯了。以前学生有问题，科任教师就直接把“包袱”甩给了班主任，由班主任一个人来解决，导致学生只听班主任、只服班主任，而对科任教师的教育或抛之脑外、置之不理，或情绪抵触、怀有敌意，班主任干得累，科任教师当得苦。现在不同了，随着全员导师制的全面实施，班主任清闲了，教师也不鸣冤叫苦了。

据了解，所谓全员导师制，就是将班内学生平均分成若干小组，由任课教师承包，既要包学生的学习、纪律，还要包学生的品行和生活，而且各块都要分开考核，最终汇总计入教师年终积分。这样无形之中就把班主任、科任教师和学生捆绑在一起，哪个学生出了问题，不光他的导师关注，而且班主任和其他学科教师都会积极出谋划策。

举例8：教师学会“照镜子”

让别的教师听评自己的公开课，作为教师这是家常便饭，可让别的教师和自己一起看评自己的录课回放，感觉就大不同了。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张树卫说得好：“这就是要让教师经常‘照一照镜子’，别人挑出来的毛病不容易接受，而自己看出了毛病，自己容易接受，也容易整改，再加上那么多人帮他改，问题改起来就会很快。”

七年级地理课教师赵莉丽说起录课回放，就情难自禁地想起了她第一次录课回放的情形：2017年3月15日那天下午放学后，鹿头中学所有地理学科教师和学校领导齐聚地理学科集体办公室，一同观看她3月12日上的地理课，每到有问题处，学校领导和教师就会及时叫停，指出问题并与她交流意见。赵老师说：“以前课下点评虽然很准、很到位，但我很难接受，认为领导和教师都是鸡蛋里挑骨头。现在让我自己看自己讲课，不用别人说，就是我自己也能看出很多问题来，这时候我才觉得领导和教师的点评是非常对的，心里一下子就接受了，整改起来就积极了。”

学校每天至少随机录制4节课，并将录课影像保存，以方便录课教师回放。

……

前些年，“优质教育”已经是一个热词，但对于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百姓来说，似乎是可望可闻不可及的梦境。今天，涉县人有了底气，他们要大声地说：“一个都不少的优质教育，我们正在努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