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梅++谭家瑜

志摩离世

我最后一次看到徐志摩，是在1931年他死于意外的前一天。那天他来店里跟八弟打招呼，然后问我他要裁缝师替他做的那几件衬衫的事。他刚搭飞机抵达上海，准备带人去看一个朋友打算出售的住宅。他充当中间人，如果替朋友卖掉这房子，就可以赚些佣金。

尽管当时搭飞机旅行还是件危险的事，徐志摩照旧经常飞来飞去。虽说外国公司的飞机比中国公司的要安全，可是徐志摩讲，他之所以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是因为他有一本免费乘机券。徐志摩写过一篇描述飞翔的著名散文，中国航空公司想利用他做一部分广告。

那天下午，他说他得马上赶回北京。我就问他为什么非这么赶不可，他可以第二天再回去。我还告诉他，我觉得他不应该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不管是不是免费。他像平常那样大笑着告诉我，他不会有事的。当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里摸了几圈麻将，很晚才回家。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我半睡半醒间听到有个佣人进来告诉我，有位中国银行来的先生在门口想拿封电报给我。

电报说，徐志摩坐的包机在飞往北京的途中，坠毁在山东济南；机上唯一的乘客徐志摩和两位飞机师当场死亡。

我穿着长袍，完全不敢相信地站在玄关。我刚刚见过的徐志摩还是活生生的。

“我们怎么办？”中国银行来的那位先生一语点醒了我，“我去过徐志摩家，可是陆小曼不收这电报。她说徐志摩的死讯不是真的，她拒绝认领他的尸体。”

我想到陆小曼关上前门，消失在鸦片烟雾里的情形。她出了什么毛病？她怎么可以拒绝为徐志摩的遗体负责？打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相信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共有的那种爱情了。

我让那信差进到饭厅。一个佣人为他端了杯茶，我在一旁整理思绪：阿欢必须以徐志摩儿子的身份认领他父亲的遗体，而且必须有人和13岁的阿欢一起料理后事，那个人应该是陆小曼，而不是我。

于是，我打电话给八弟。我告诉他这个噩耗的时候，他开始在电话那头啜泣。

我问他：“你明天能不能带阿欢去济南一趟？”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说。

第二天早上老爷（徐志摩的父亲）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告诉他有架飞机失事了。

我根本不必讲谁在飞机上，因为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徐志摩定期搭飞机。

老爷就问我那乘客的状况。我不敢当场告诉老爷实话，我怕他这么大的年纪会受打击，所以我就假装徐志摩还活着的样子说，他在医院，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老爷说，他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到医院看他儿子。他要我去，然后回来向他报告。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老爷问我：“有什么消息吗？”我低头看着盘子说：“他们正在想办法，可是我不晓得他们能怎么样。”

隔天老爷又打听了一次消息，我终于像头一次听到噩耗的时候那样，哭着说：“没指望了，他去了。”

这时候，我看到老爷脸上有好多内容：哀痛、难过、悔恨。他把脸别过去说：“好吧，那就算了吧。”

虽然说起来这事很可怕，可是徐志摩太让他伤心了，而且他对徐志摩娶陆小曼进门这件事很生气。

后来，有支搜索队被派到撞机的山边寻找尸体。徐志摩的遗体在离撞机地点不远处被发现，虽然尸首不全，而且严重烧焦，不过还是认得出来。

公祭志摩

后来他的遗体先放在济南，中国银行在当地为他举行了公祭和丧礼；其中有阿欢和八弟参加。老爷也作了一副挽联致哀。他在挽联中，大胆将徐志摩与历史上两个著名诗人相比拟：一个是公元前3世纪的楚国诗人屈原，他因为君主不信任自己而投湘江自尽；一个是唐朝诗人李白，据说他在醉酒的时候，因为想抓住水中的月亮倒影而淹死：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我也想在丧礼中说些话，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起头表达我的哀伤。二哥的朋友就以我的名义，作了一首挽联，其中提到濟南地区的候鸟大鹏，这种鸟的背非常宽大，每年都会迁徙到天池。

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

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

徐志摩死后的公祭仪式举行完半年，中国银行终于安排用一节火车车厢把他的遗体从济南运到上海，再运到硖石安葬。当时运送工作困难，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正在那个地区打仗。八弟带着阿欢去上海迎接已封盖的棺材。

虽然我连去参加上海公祭的打算都没有，不过还是准备了一件黑色旗袍，以备不时之需。公祭那天下午，家里电话铃响了。

“你一定要来一趟。”有朋友说。

我问为什么。

“你来就是了。”他说。于是我去了公祭礼堂一趟。徐志摩的灵柩已经打开，安置在花朵中，他的脸被黑丝袍衬得十分惨白浮肿，一点儿也不像他。我深深鞠了三个躬，向他致敬。他才35岁，这么年轻，又这么有才气。

我从灵柩旁走开以后，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朋友出现在我身边。

他强调说：“你一定要帮忙，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寿衣换成西装，她也不喜欢那棺材，想改成西式的。”

八弟在中国银行的协助下，帮徐志摩用传统的寿板订制了一口棺材。这种棺材有一面是圆的，形状很像树干，而不是长方形的盒子。

把徐志摩的遗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想法，教我觉得恶心；把他的寿衣换掉也是。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我说：“就算他是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现在也一切难改了，何况他是在这种意外状况下死的……”

我不想见陆小曼，也不想跟她说话，更不想跟她吵架，就下了个结语说：“你只要告诉陆小曼，我说不行就好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以防万一陆小曼出现。后来我听说他们还是让徐志摩穿着中国寿衣躺在中国棺材里。我搞不懂陆小曼，难道徐志摩洋化到需要在死的时候穿西服吗？我可不这么想。

不管他的思想有多西化或多进步，我都认为他是中国人，他所追求的西式爱情最后并没有救他一命。去年我才读到他死前写给陆小曼的信。徐志摩从没跟她一起过过家庭生活。她拒绝搬到北京，因为住上海鸦片比较容易到手。徐志摩为了供养她，老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读到他最后的生活情形，我非常難过。

你晓得徐志摩为什么在他死前的那天晚上搭飞机走吗？他要赶回北京，参加一场由林徽因主讲的建筑艺术演讲会。他当年就是为了这个女朋友跟我离婚的，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从住沙士顿的时候起，经过他们与泰戈尔同游，甚至在她嫁给梁思成以后，都是这样。她、徐志摩，还有她丈夫，是知心朋友。徐志摩的飞机在山东撞毁的时候，梁思成正巧到山东，所以梁思成和他朋友是搜索队里的第一批人员。

我1947年的时候见过林徽因一次。当时我到北京参加一场婚礼，有个朋友过来跟我说，林徽因住在医院，不久以前才因为肺结核动了一次大手术，可能不久于人世；连她丈夫都从他任教的耶鲁大学被召回。我心里虽然嘀咕着林徽因干嘛要见我，可还是跟着阿欢和孙子去了。见面的时候，她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望着我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后来林徽因一直到1954年才死于肺结核。我想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是因为她爱徐志摩，想看看他的孩子。尽管她嫁给了梁思成，她还是爱着徐志摩。但如果她爱徐志摩的话，为什么她在他离婚以后，还任由他晃来晃去？那是爱吗？

人家说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陆小曼爱徐志摩，可是看了她在他死后的作为（拒绝认领他的遗体），我不认为那叫爱。一个人怎么可以拒绝照顾另一半？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

而且，他们两人没有一起过过家庭生活。陆小曼的鸦片瘾把徐志摩弄得一穷二白，老是得向朋友告贷。他也会跟我借钱。可是如果我从自己的腰包掏钱给他，我就会说：“这是你爹的钱。”

徐志摩本人并没有恶习。他不喝酒，也不吸鸦片，直到死前一年左右才开始抽香烟。他有一种极好的个性，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受人喜爱。

我这辈子都在担心有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连离婚以后我都还在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我的责任。我为徐志摩、他家人，还有儿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徐志摩还在世的时候，老爷每个月帮他忙，供他三百元生活费。徐志摩死后，老爷还是每个月给陆小曼三百元，因为他觉得照顾她是他的责任。他把那三百元直接存到她银行户头里，这样他就不必看到她了。老爷在徐志摩身故后又活了十三年，那些年他都跟我住，而且每个月帮陆小曼的忙，甚至在她公然与情人翁瑞午同居以后也一样。翁先生和陆小曼无名无分地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于1961年去世为止。他比陆小曼早死六年。而这期间，翁瑞午是已婚身份。我真为他太太和女儿难过。

1944年老爷辞世以后，我继续每个月放三百元到陆小曼户头里，因为我认为供养她是我儿子的责任。过了四五年以后，翁先生跑来见我，告诉我他卖了好几吨茶叶，现在的财产足以供养陆小曼和他自己了。从此我才不再寄钱。

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为我家人和徐志摩家人做尽了一切，因为我一向关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尽管我离了婚，我和徐家，甚至和徐志摩的关系，始终还是很近。

既然我有能力经营一家银行和一间服装行，怎么还对徐家二老和徐志摩这么百依百顺。我想我对徐家二老有一份责任在，因为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所以他们也是我的长辈。我就是伴着这些传统价值观念长大的，不管我变得多么西化，都没办法丢弃这些观念。

所以，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平静生活

徐志摩死后，我在上海住了将近二十年。那段时间，中国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后来又是到1949年才结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

我在这段漫长的战乱时期运气很好：生活没受干扰，又赚了许多钱。我买了两箩染军服需要用的染料，等到价钱涨到一百倍，而且再也没法从德国进货的时候才卖掉。有了这笔资金，我又开始投资棉花和黄金。服装行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我赚了钱，别人都没赚到。

有一年，有个人称宋太太的女士对我做的每笔生意如法炮制。她每天早上都来我家，我打电话给我的买卖中间人，她也跟着打电话给她的买卖中间人。她现在住在香港，总是来信告诉我，她最高兴的日子，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一年。

那些年间我最坏的遭遇，发生在1937年夏天日本人入侵上海的时候。当时女子银行差点儿倒闭。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街上尽是逃出城的人潮。好多顾客跑来银行，我的现金准备短缺，不得不请求大一点儿的银行接受我们银行那栋建筑的所有权状，作为现金预支的抵押品。接着就有个顾客跑进服装行找我，要提光我才想尽办法为银行保住的四千元。

我就走到后面找经理说：“如果这个人把四千元都提光的话，明天银行就开不成了。我们的银行会关门大吉。所以我想提议为他担保这笔钱。你能不能替我作保？我们放在保险押金箱里的钱够不够？”

经理向我保证，如果银行关闭的话，他会先把我那四千元留起来。我就叫他把这句话写下来，然后走到那顾客面前，问他愿不愿意考虑接受担保。

虽然我们是女子银行，可是这位顾客是位男士。他说：“如果是你张幼仪告诉我，你担保这笔钱，那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别人的话，可是你讲的话我信。”

于是，我们写了张契约，说明我在六个月内连同利息把这笔钱给他。我以这个方法解救了银行。接下来那半年，我一直亲自带着那张保证书。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希望发现我的人知道，我对这位顾客有责任。

我儿子阿欢1939年的时候满21岁。自从我由德国返国以后，我一直监督他的学业，而且看到他跟他父亲和舅舅们一样中学与西学兼备。我不希望他在完成学业以前结婚。他满21岁的时候，我问他有兴趣娶谁做太太。我想帮他找个合适人选，免得像我一样，过着完全暗无天日的婚姻生活。

他跟我说：“我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

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明白。不过，我从麻将朋友那儿听说了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漂亮小姐，就请她和她母亲吃晚饭。阿欢看看她，和她说了几句话，就喜欢上她了。那年，他们完成了终身大事，婚礼上有一千位来宾到场祝贺。

后来他们的日子一帆风顺。小两口1947年移民后，一直住在美国。我有了四个孙子，甚至还有个曾孙。起先我很担心我儿媳妇，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我不希望她在婚姻方面遇到和我一样的麻烦，所以供她同时上英、法、德、中等国的文学课程。这么一来，她不只能够满足阿欢的审美眼光，也可以满足他的知识品味。

我是1949年4月离开上海的，刚好是在共产党进入上海前一个月。每天，我都会注意登在报纸头版的共产党节节推进形势图。

我们离开的时候，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人人能做的就是逃跑。我极其幸运地在飞机上得到一个位子。在飞往香港的班机上，我们还得当心轰炸机。

除了大哥、七弟、大姐和三妹以外，张家所有兄弟姐妹都离开了中国。我们选择不跟国民党领导人到台湾，而尝试在西方为自己找到安身之地；最后大半手足都落脚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