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 峰

在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背景下，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来看，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和反思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这不但有益于构建和谐的翻译出版环境，而且还有利于推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的有效融合。当前处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我国本土“文化自觉”和“文化输出”[1]的重要纽带，其发展走势将最终影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成效。有鉴于此，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文化强国，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已成为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的当务之急。

一、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发展迅速，在海外的影响也日渐扩大，但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

当前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国家翻译出版活动国际空间的呈现主要取决于国家翻译出版的政策以及参与交流和竞争的语种群体。[2]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为了与那些使用非通用语种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广泛的文化交流，我国翻译出版产业要加大非通用语种翻译出版物的对外输出。但目前我国非通用语种出版物一直处于我国对外翻译出版的边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传介中国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闫国华认为，目前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在对外翻译出版中存在空白的非通用语种有10多个，如普什图语、祖鲁语、孟加拉语、豪萨语、古加拉提语等语种，其主要原因在于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的严重不足。[3]

2.受众意识不足

目前我国翻译出版产业蒸蒸日上。根据中国作家协会对翻译出版物数量的统计，我国已有1000多部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出版到国外。但是我国翻译出版产业也存在对国外受众缺乏深刻认识的问题，一些翻译出版机构在翻译出版时常常走上了“我想让你知道的等同于你想知道的”误区，从而导致一些翻译出版物对国外受众缺乏一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4]其原因在于这些翻译出版机构未能充分考虑受众需求，未能真正对国外受众的接受心理、需求、兴趣和阅读习惯进行深入思考，导致传播到国外的文学作品让国外受众不易理解，更不用说为他们所接受。此外，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历史、政治、经济不同，信仰更是千差万别，它们在文化形态、人生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也应纳入对国外受众进行思量的范围。

3.网络信息化程度不高

互联网时代下翻译出版产业的网络信息化平台将逐渐成为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的核心基地，也将成为衔接出版社、著者、译者和读者的重要纽带，使他们之间的时间差在网络信息时代得到最大的填补。但目前我国为数不少的翻译出版机构主要采用传统的线下翻译出版模式，未能广泛借助网络信息化平台开展诸如翻译出版市场调查、信息反馈等活动。这种模式多以出版社为主导，对版权购买、译者筛选、翻译校对、装帧印制到市场营销等一系列环节进行线下控制，具有较强的单向性和封闭性。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4.缺少广泛的联动合作机制

近年来，海外的汉学家已翻译了为数不少的中国文学作品，并由国外出版社翻译出版，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功不可没。海外汉学界学者熟悉中外语言文化，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事半功倍，能有效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目前国内的一些翻译出版机构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缺乏广泛、深入的了解，也没有与他们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渠道，从而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另外，我国有些翻译出版机构往往是“各自为政”，出版模式单一，不够多元化，没有广泛地与国外出版机构开展合作，未能很好地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

二、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我国文化走出去，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然。尤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能否解决好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将直接关系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步伐、国家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1.培养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

培养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能为我国翻译出版产业提供人才支持。从长远来看，我国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队伍的培育，还要依靠我国高等院校的支持，以及长期的产学研结合。对此我国翻译出版产业要积极与我国院校展开合作，开启联合培养机制，以推动我国翻译出版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例如在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的语种数已达60种。到2020年，学校将有望新增30种非通用语种，语种总数将达到90种。我国翻译出版产业要充分利用院校的优势，与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通过策划一些有针对性的非通用语种翻译合作项目，集中资源让优秀的翻译人才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

2.增强受众意识

受众意识对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 翻译出版机构要知道目的语受众是谁，受众的接受心理、需求、兴趣和阅读习惯是什么。只有翻译出版物不断贴近国外受众，才能取得我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最佳效果。目前国外受众特别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军事实力等方面的选材较感兴趣。例如当前在向欧美英语国家输出翻译作品时，要注重作品选材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如《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文化读本》等一些反映中国经验、中国梦主题的图书纷纷翻译出版输入到欧美，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其成功之处，恰恰在于翻译出版机构有很强的受众意识，[5]充分考虑到了欧美受众的接受心理、需求和兴趣。

3.选题策划经典化

翻译出版图书的选题策划经典化对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如何做到翻译出版选题策划的经典化。首先是找寻那些具有经典文化的图书作品。翻译出版机构要考察图书市场内的佼佼者，其中两项考察标准值得翻译出版机构借鉴。一是经过时间积淀和读者考验的文学作品，理应是经典。在经典文学作品翻译出版方面，诸如《红楼梦》《孟子》等作品具有百读不厌、永不过时之特点，可谓经典。二是获奖的经典文学作品，固然是经典。目前，翻译出版机构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作品甚为重视，这些文学作品既有质量保证，又有较大的市场卖点，亦可谓经典。例如葛浩文翻译莫言的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深受国外读者的青睐。其次是翻译出版机构要致力于打造经典。在面对翻译出版新作家的新作品时，翻译出版机构可采取打造经典品牌策略。例如对新作家的新作品进行品牌经典策划，将其纳入诸如“译文新流行·处女作”等翻译丛书，打造翻译出版品牌，让它们走进域外读者的视野，从而达到让经典作品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

4.服务供应链的资源优化整合

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离不开多种服务供应链的共存，其中主要包括政策服务供应链、信息服务供应链和物流服务供应链。政策服务供应链是“以政府机构为主导，由政策提供者、政策的执行者及落实者组成”。[6]目前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销售利润难以保障等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制定了一些翻译出版政策，推出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等项目，对在翻译出版工作中业绩比较突出的翻译出版机构，给予优先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信息服务供应链是以提供相关翻译出版信息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主导，为翻译出版机构提供信息咨询和信息搜集服务，以获得比较准确、更加具体的市场信息，并根据反馈信息适时调整图书翻译出版的选题与生产，更好地满足域外读者的多样化需求。物流服务供应链主要涵盖采购物流、生产物流和配送物流，它们伴随着翻译出版业务流程的运转。翻译出版机构合理调配物流，可降低经营、运输、仓储等成本。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对政策服务供应链、信息服务供应链和物流服务供应链进行资源整合，将有益于图书翻译出版运作模式的完善和发展，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服务支撑。

5.发展众包网络翻译出版平台

“众包”也称“众筹”，原意为“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7]目前众包网络翻译出版平台顺应了“互联网+”时代下我国加快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将逐渐成为我国翻译出版产业进军数字网络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有三家众包网络翻译出版平台：译言古登堡计划、豆瓣同文馆和菲博瑞德（Fiberead），它们的主要特点有“众包翻译与群体协作”“自出版”和“编辑和译者界限模糊”。众包网络翻译出版平台的主要优势在于提高了翻译出版的网络信息化程度，其运作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众包网络翻译出版平台运作流程

众包网络翻译出版平台在网络出版过程中特别注重作品的翻译是为出版而服务的这一理念。通过建立诸如“译论纷纷”“翻译反馈”等板块的在线互动交流社区，让出版社编辑、著者、译者和读者在小组内讨论翻译问题，确保翻译质量。另外，与传统翻译出版流程相比，众包网络翻译出版平台的优势还在于通过网络电子出版缩短了出版周期。例如在译言古登堡计划平台和菲博瑞德平台，平均每本书的翻译出版周期仅为4个月左右。因此众包网络翻译出版平台的发展契合了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

6.建立广泛的联动合作机制

我国翻译出版产业要积极与海外汉学界建立起广泛的交流平台，可由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牵头成立类似于海外汉学界学者协会的组织，定期召开翻译出版研讨会，请海外汉学界学者为我国翻译出版出谋划策，还可以请他们对翻译作品的语言文字进行校正。除了和海外汉学界展开广泛交流，我国翻译出版产业还要改变以本土翻译出版机构为主的出版路径，加强与国外翻译出版机构的合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版权贸易、项目合作出版等多种方式实现中国与国际间的出版合作。[8]版权贸易主要涉及国内翻译出版机构与国外翻译出版机构签订有关图书版权输出协议，并由国外翻译机构负责组织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市场营销，通过国外版权代理机构的市场化、专业化运作输出版权。项目合作出版是指国内翻译出版机构与国外翻译出版界进行项目合作，双方通过进一步优化文本选择、译者选择、选题策划、图书市场营销等，使文本选材更加贴近海外市场的需求，从而被国外受众接受认可。我国翻译出版机构可以借助这两种合作方式，与国外翻译出版社建立联动合作机制，加快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三、结语

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我国翻译出版产业已实现从侧重对内翻译传播西方文化到侧重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转向，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作用。当前在“中国出版物及其所承载的具有恒久魅力的中华文化正在快步走向世界”的大好形势下，[9]我们要不断提升我国翻译出版产业的竞争力，并一以贯之地将其视为是增强国家文化传播能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做好这一系统工作，离不开多个部门、机构的相互合作。曾任我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的柳斌杰也明确指出，“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发展中出现的共同问题，化挑战为机遇，实现共赢”。[10]此外我国翻译出版产业还要加强翻译出版物的海外受众跟踪调查，以获取对出版物质量和被接受程度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更好地“让我们中国的信息和外国的阅读习惯做到无缝接轨，达到让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