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箭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古代中国人只把火药用于烟花爆竹、堪舆风水——这个看法首先來自西方。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就说：“……他们致力于化学，发明了火药；不过他们只拿火药来制造烟火，用于节日”。伏尔泰的描述和惋惜于中国近代传入后，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共鸣。鲁迅先生就批评道：“火药除了做鞭爆（炮），还有什么用处呢？”。鲁迅还进一步做中西比较以剖析国民性：“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伏尔泰和鲁迅这两位哲人的看法一直影响到当代。其实，这些说法都属漏读的历史，认识的误区。

元明两代，火药、火器、火炮等的军事应用在中国继续发展，技术也得到改进。以明初为例，洪武二十年（1393年）规定的仅海军水师舰船上配备的火器为：每艘海运船上配有手铳16支，碗口铳4门，火枪20条，火攻箭20支，火叉20把，火蒺藜炮10个，铳马1000个，神机箭20支。明朝中叶，小说家罗懋登写成的《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详细记载有郑和船队装备的兵器。其中不乏属于枪炮类、爆炸类热兵器：“每战船器械，大发贡十门，大佛狼机四十座，碗口铳五十个，喷筒六百个，鸟嘴铳一百把……粗火药四千斤，鸟铳火药一千斤，驽药十瓶，大小铅弹三千斤，火箭五千支，火砖五千块，火炮三百个……火绳六千根，铁蒺藜五千个”。在这里，罗懋登有所夸大和提前，把戚继光于1560年写的《纪效新书》中所载“福船”上的武器装备搬到了郑和宝船上，把数量增大若干倍，把少数后来才出现的火器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