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星宇［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鲁迅佛理观刍议

⊙翟星宇［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鲁迅的佛理观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其故乡绍兴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为他佛理观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鲁迅自身在佛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善于研习佛法。他的佛理观充分体现了佛法的精髓，即“空”观、“苦”观和“中道”精神，这些佛法要义被鲁迅在文学创作中运用自如，融会贯通。因此，鲁迅以佛理观为切入点，推进启蒙思想的演进，生成中国脊梁理论，唤醒民众，揭示其精神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 佛理观 思想启蒙 中国脊梁论

鲁迅的一生包括其创作都与佛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他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创作来看，都充分展现着佛学色彩。其中，佛学真谛之“空苦观”、中道思想等，都能使先进研究者深刻地体会到鲁迅雄厚的佛理观功底，不禁使当今人们对其深厚的佛文化功底感到敬佩。鲁迅的佛学之大成主要与他童年时受家乡绍兴的生活环境影响有关。同时，鲁迅后期在苦闷的生活中为寻找解脱和释放而大量研读佛学经典，习得佛文化真谛。他的佛理观不仅是其创作的关键因素，也是对国民精神的一种教化。其倡导舍身求法的精神，不惜牺牲自我，挺中华民族之脊梁，对国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一、鲁迅与佛理渊源

鲁迅与佛理的因缘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外部环境因素，鲁迅故乡绍兴浓厚的神佛色彩以及各种崇拜神佛习俗对鲁迅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鲁迅的内在原因，为开辟新路，逃出窘境，释放内心的沉闷与苦楚，他研究佛典，学习佛文化真谛，最终使他的佛理观念日趋完善与成熟。

鲁迅故乡绍兴有着信奉神佛的浓厚氛围。在这样的环境里，鲁迅从小就与佛有不解之缘。他刚出生，家里就急着向菩萨为他“记名”。所谓“记名”，就是向菩萨报名，希望菩萨可以保佑。除此之外，“在他不满一岁时，父亲就抱他到附近的长庆寺，拜主持龙和尚为师，师父赠他银质八卦一个，上面镌刻着‘三宝弟子法号长庚’”。鲁迅之所以拜和尚为师，是因为当时家乡有一个习俗，百姓认为许多妖魔鬼怪会杀害有出息的人，家长们为了辟邪，让孩子们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于是有拜和尚为师和赠予像银质锁类的辟邪物的习俗。同时，当地人相信，妖魔鬼怪不会杀害下贱之人，孩子要下贱，才会健康成长。和尚在凡俗人眼中遵守清规戒律，无家无室，不能为官，就是下贱之流，所以孩子要拜和尚为师。

幼时的鲁迅就对家乡绍兴所举行的迎神赛会等与佛教有关的习俗十分感兴趣。“这些鬼物们，大概都是由粗人和乡下人扮演的。鬼卒和鬼王是红红绿绿的衣裳，赤着脚；蓝脸，上面又画些鱼鳞，也许是龙鳞或别的什么鳞罢，我不大清楚。鬼卒拿着钢叉，叉环振得琅琅地响；鬼王拿的是一块小小的虎头牌。”像鬼卒与鬼王等形象都经常出现在佛经里。在佛经中，刻画六道，由天道到地狱，由普度众生的菩萨到为祸人间的猛鬼狐怪，这些大量素材为鲁迅摆脱原有的纯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原材料。鲁迅将他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相结合，刻画出虚伪、幽祟的样子。“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他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鲁迅文中经常会以恶鬼、隐阴司、无常等佛经中的形象进行指代，这跟其家乡的习俗，即对佛法的推崇是密不可分的。

鲁迅，在“五四”时期对中国的衰腐、麻木现象抱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他痛恨国民性格中缺少对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冷漠的现象，为揭出病苦，予以疗救、警醒，施行启蒙。但当时落后的民族劣根性实在太难改变了，即使用尽手段以极其峻急而锐利的笔锋揭露世态人心，评判社会众生相，也没能完全惊醒沉睡的国人，达到使国人震惊、清醒的目的。

在“五四”时期很多思想家提出了美好未来的目标让人们去奋斗，而鲁迅对这种美好的未来不抱以太多幻想，因为他深刻地感受到国民顽固的奴性和劣根性。“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鲁迅是困顿和窘迫的，他以研习佛法为释放苦闷的突破口，研究佛教经典，读佛经这一过程也使得鲁迅对佛教的思辨智慧有更进一步的提升，为他具有清晰的辩证思维，即怀疑精神奠定了夯实的基础。“这世界上现存一切的知识、思想、概念都是可疑的，都需要再推敲、再证明、再思考。”在对佛经与佛典的研习中，鲁迅与佛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佛理的精髓

佛经中的佛偈“空”与“苦”以及释迦牟尼的核心教义之一的“中道”精神对鲁迅影响颇深。鲁迅在研习佛经中领悟了佛偈真谛，形成了一套“空苦观”理论，即虚无与痛苦常伴，通过佛偈真谛来揭露国民病痛，引起疗救。

佛经中有一佛偈曰“万法皆空”，即唯虚无才是实有，这一理论最符合当时鲁迅的心境。它准确地表达出鲁迅对当时国人凄凉而窘迫的生存环境的人生体验，所以鲁迅写出“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到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鲁迅的创作中，虚无常常与深渊、黑暗联系在一起。佛语中无明即黑暗，无明即无觉、无悟，而佛陀最忌讳无明与无觉，即不开明者，对众生的贪嗔痴愚等无明无觉进行教化。而这正与鲁迅对国人的冷漠、痴愚、麻木不仁等状态的绝望感相契合，于是鲁迅以佛语式的口吻道出“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话语。这是鲁迅精研佛法，领会教义，生成解救众生的佛理观念。佛学经常将佛法喻明灯为指示，为处暗夜的芸芸众生照明道路，为求知者解惑，为初学者指点迷津，争取最后修成正果，到达理想的彼岸。鲁迅心领神会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希望可以将幽深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残酷冷漠的人性通过佛偈“空”来将其隐去，以佛法度化国民百姓，激发国民斗志，生成敢于斗争的勇气，开辟出新的道路拯救国民。

佛家所谓“生存即苦”，苦痛观念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精神苦痛，即精神的逼迫性和窘迫性。在人的个体生命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中，其思想情感、心理状态、情绪意志等方面都会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产生不可抗拒和违拗的愁苦与烦恼，即佛语道怨长久苦、爱离别苦、求不得苦、放不下苦。二是肉体本身所产生的心理苦痛，佛偈谓其生老病死四种苦难。鲁迅早期曾接触过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学说，也主张人生痛苦且无药可救，其基本解脱方法与佛法教义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也借其基本的苦痛观的教义，极力展现人生之苦，揭露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苦痛和肉体苦痛。但是这也给部分批评家一次契机，将消极意义的套子硬生生地套在了鲁迅先生的身上。然而这抹杀不了鲁迅的卓越功绩，他之所以揭示苦痛，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并非一味地渲染消极情绪，否则又怎会呼喊出“救救孩子”的口号呢？

鲁迅在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解剖中，掘入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情绪的深层，深刻揭示出他们的“自我”在困境中迅速失落的空虚与苦闷，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即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孤独感、绝望感和软弱感。而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痛和对其个性解放道路的关注是为了告诫现代知识分子要理性、严肃地思考，面对当时的社会，靠群众力量投入社会群众当中改变社会，才有个性解放。而在反映农村生活、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时候，鲁迅对农民固有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暴露出他们在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与痛苦，严厉控诉看客的心态，对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进行强力批判，揭露低劣的思想道德并予以彻底否定，其意在揭出农民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释迦牟尼具有大哲精神，“中道”是释迦牟尼的核心教义之一。其在讲经说法时，主张应该远离两边，至于中道。即相对于两边，两边包括有无、苦乐、生灭等。鲁迅对此佛法研究颇具造诣，他对好走极端、性格激烈的人士常加以劝诫和开导，从中引发“中道”的思想。同时，面对革命，他也将“中道”的精神内核予以沿袭。鲁迅认为革命自然好，但要固定目标，从容中道。“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中道”精神在鲁迅笔下与革命进行完美的结合，既能前进攻敌人，又能退而守防御敌人，“中道”精神显得那么从容。

譬如战场上无论战鼓声和号角声多么激烈，眼疾手快的将士却从容不迫，拿起武器专打敌人的要害，以求稳、准、狠，打击敌人的最痛处，此之谓“中道”。气不当妄使，力不可妄用。假如失败，则又该集聚气力，重新振作，可谓一鼓作气。倘使胜利，又走另一极端，则会乐极生悲，也是不可以的。人活在世上，应该看清事物的客观形态，凡事都具有两面性，既不可冒进，也不可畏缩，这便是鲁迅先生所强调的“中道”精神。

三、鲁迅笔下佛理观的效用

鲁迅通过对佛教知识的掌握，借鉴佛经典故，融会佛偈佛语，运用佛学佛理，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形象地展现客观事物本身所遵循的佛法和展现万事万物中所蕴含的佛理，极具说服力和感召力，有利于启发读者联想，开拓思路，增长知识，加深理解，有助于启蒙思想的推进。“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中出离。”佛经常提六道轮回，六道之中包含地狱之道，鲁迅经常以“地狱”意象融入作品中，极具感染力和教化意义。佛教说恶人死后灵魂遭受折磨的地方叫地狱，鬼魂在地狱中受着残酷的刑罚，佛经中对此有着详尽的描绘。据佛经《俱舍论》记，佛教的“八热地狱”中有“黑绳地狱”，沦入这层地狱的鬼先被黑铁绳勒绞，肢解身体，然后再以刀锯之。在小说《祝福》中，柳妈吓唬祥林嫂死后会被嫁过的两个男人锯身子，大约就是受此影响。鲁迅把当时的黑暗社会比作佛教中的地狱，“牛首阿旁”是地狱中牛头人身的鬼卒，“畜生、化生”是轮回中的变化，“大叫唤、无叫唤”是地狱中的鬼魂。这种形象的比喻对处于黑暗现实中的人民大众起到了启蒙作用。

鲁迅刻意将佛经典故运用于作品中，使其更加生动形象地教化国民大众，更富感召力和吸引力，对民众启蒙起促进作用。开民智，启民慧，增强国民爱国与救国热情，为民众指明前进的道路，将佛理中的“舍身求法”的精神化用到文学创作的人物之中，以此类形象为代表担负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的重任。“舍身求法”是佛教徒们坚定的信仰，他们抱定一个目标，矢志不移，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佛教以玄奘为代表所体现的舍身求法、不畏艰难、顽强拼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对中国人民埋头苦干精神的培养、弘扬，是起了积极作用的，鲁迅把这些舍身求法的人推崇为“中国的脊梁”。

鲁迅的佛理观虽然在实际救国运动中没有唤醒民众，但是其展现佛法的宏大和深邃的伟大做法之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他是以拯救民众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是非常明确的。鲁迅就是要以佛理中人们没有见过的意象来揭示黑暗社会中民众的病痛，只有让其知道苦与痛，才能疼醒民众，唤醒民众。过去的鲁迅是寂寞的，现在的鲁迅依旧是寂寞的，只有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人性，感悟佛理，鲁迅才会回归原属于他的净土。

① 郑欣淼：《鲁迅与宗教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② 鲁迅：《鲁迅文集·无常》，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5页。

③ 鲁迅：《鲁迅文集·我们不再受骗了》，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63页。

④ 鲁迅：《鲁迅文集·娜拉走后怎样》，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8页。

⑤ 孔庆东：《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7页。

⑥ 鲁迅：《鲁迅全集·墓碣文》（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⑦ 鲁迅：《鲁迅文集·空谈》，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94页。

⑧ 鲁迅：《鲁迅文集·碰壁之后》，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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