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小说研究综述

2017-07-15郭传靖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徐州221116

名作欣赏 2017年26期

⊙郭传靖［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徐州 221116］

陶然小说研究综述

⊙郭传靖［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徐州 221116］

陶然尽管是“南来作家”，但记者、编辑等工作使他很快熟悉了香港这座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在中国内地与香港截然不同的经历，也使他可以两地之间回望穿梭。童年记忆、祖国山水、社会热点、爱情与友谊等都是其写作的素材。文章以之前学者研究为基础，从主题、题材、艺术形式三个方面对陶然小说研究进行总结。

陶然小说综述主题题材艺术形式

陶然的人生经历颇为奇特，出生于印尼，后求学于北京，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定居香港。尽管被称为“南来作家”，但事实上陶然已经在香港生活四十余年，“‘南来作家’的说法对于陶然来说，其实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陶然于1974年发表处女作《冬夜》至今，已出版《追寻》《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等长篇小说、《蜜月》《平安夜》《岁月如歌》《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等中短篇小说集、《美人关》等微型小说集。香港素来被称为文化沙漠，陶然以自己严肃的创作态度回应这一论调。陶然的小说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到故事结构和叙事方式均有着鲜明特点，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本文欲对此作一番梳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陶然小说研究做简单回顾。

一、主题

陶然的处女作《冬夜》直接描绘了香港小人物的生活，显示出作者从创作伊始就表现出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视角》《窥》《蜜月》等作品，通过叙述小人物的故事，挖掘故事背后人性、社会的黑暗。1984年，陶然发表涉及“九七”回归的中篇小说《天平》，反映了当时香港居民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以及引发的诸多矛盾。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更是全景式地展示了香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吴义勤认为，陶然虽然身处“商业之都”，却表现出与商业趣味格格不入的文化性格，“陶然式的写作已经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抵抗现实的精神方式，其小说世界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内涵自然也由此孕育而生”。陶然将人世变幻纳入自己的写作视野，并且继承“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批判现实的精神。刘俊则认为，陶然之所以用批判的立场看取香港的社会现实，“除了香港社会自身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之外，应当说与陶然所处的位置和秉承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香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滋生了种种社会矛盾，描写普通市民生活的作品在陶然小说中占了很大比重，“这类寄寓着对普通人生活际遇深切同情的作品较为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舒婷认为：“陶然一入道，就充分挥霍自己的潜质、内质，谦卑、柔弱地‘软抵抗’十里洋场，又柔弱谦卑地强化自己的艺术追求。”钟晓毅表达得更为直接：“他力求的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关注他笔下的世界，以感同身受的体验书写人生的困境。因为关心人、爱人，才发现他们的困境；因为发现人的困境，才更加关心他们、爱他们，为他们寻找光明温暖的出路。”尽管陶然对社会、人性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的这种愤世嫉俗融入他包容、谦卑的性格之中，使作品洋溢着“历史感的深邃和命运参悟后的宽容”。

二、题材

在香港文坛，陶然是公认的“写情圣手”，对爱情的描写在其作品中占了相当的比重。《缘》中的爱情充满原始的野性之美，《一无所有》中的爱情貌合神离，《碧玉岩》中的爱情隐秘而充满诗意；在中篇小说《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和长篇小说《与你同行》中，陶然讲述了更为复杂的爱情故事。总的来说，陶然小说中的爱情多以悲剧为主，弥漫着忧伤、朦胧的气氛。黄劲辉认为陶然描写爱情方面受舒巷城的很大影响，不仅抒情笔调，甚至意象的使用有时候也是相同的。与舒巷城不同的是，陶然作品中的人物多为中年小人物，“颠覆男阳女阴的传统秩序”，在生存的压力下，他们中的很多人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更无法谈论人生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费尽心思追求的爱情终会烟消云散。“性别颠覆的阴柔意识流，实是对传统代表着男性的积极进取与高速发展的现代都市步伐予以颠覆。”袁良骏认为“陶然笔下的爱情题材，也完全具备了全新的素质和面貌。它既不像某些言情小说那样编织千篇一律的爱情神话，也不像某些恋爱小说那样摆脱不了缠缠爱情背后的整个社会和人生”。吴义勤认为，陶然小说为我们展示美丽爱情风景的同时，也是借助爱情这一视角表现“情爱”在商业社会的“变质”。“在爱情问题上，诗意理想和现实存在的深刻矛盾在陶然笔下可以说得到了充分而细腻的表现。在‘现实’挤压下艰难挣扎的‘情爱’往往只能给人一种无法释怀的悲剧和沉重感。”袁勇麟也认为陶然笔下的香港“着实让我们在情爱的烟火中听到了清冷的叹息”。刘俊认为，男女主人公共同的中国内地经验，即“历史”，是爱情得以发生的“语境”，同时也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这种“历史”使陶然的爱情书写中渗透进强烈的沧桑感和宿命观。在后期的创作中，陶然展示的爱情往往是婚姻之外的，如短篇小说《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这种爱情已经不再构造于纯情/功利的对立结构上，也不再是好人好报的圆满，而是转向了抽象的爱情本身”。也有学者指出了陶然在小说中描写爱情的不足之处。如白杨认为，陶然笔下的人物“缺少一种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显得单薄；踯躅于爱情和婚姻之间去关怀生命的悲哀，也难免给人‘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感觉”。对爱情进行重复的描写，也会使读者感觉缺乏新意。

陶然在1960年从万隆到北京，1973年离开中国内地到了香港，一路波折也饱尝艰辛，初到香港又经历一番水深火热的生活。物质生活条件较之中国内地高出很多，但贫富差距之大、弱肉强食的残忍程度是在中国内地难以体会到的。陶然切身体会到了其中的辛酸，并将这种感受融入到作品中。《蜜月》中新移民夫妇为了还债，被迫做“真人表演”，丧失最起码的尊严；《窥》中的女主人公，因为没有香港居留权险些被房客强奸；《身份确认》中的女主人公，因为没有香港居留权，过着等同于被监禁的生活，即使被香港警察强奸也不敢声张。吴义勤认为，陶然的移民体验“使他对于香港社会下层生活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也使他不自觉地就把对香港移民悲惨遭遇的描写当作了小说创作的起点”“移民生活首先呈现出的就是巨大的悲剧性”。袁良骏认为，陶然和其他新移民不同的是“在鞭挞社会丑恶时，他一开始便跳出了新移民的界限，一下子进入了香港社会的底层——这也许是陶然创作生涯开始时的不同凡响之处”。计红芳认为，初到香港的陶然“批判着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人性的畸变，凸现新移民的身份和情感焦虑”。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生活方式、情感等方面与香港这座城市的亲近，他乡变故乡，陶然以更为平和的心态看待香港社会中的人和事，“流露在笔端的是对香港及香港人客观平实的书写”。

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与其高度的商业化存在着巨大关联，政治、经济、文化都蒙上商业化的影子，陶然将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商业自然被纳入到他的写作视野，如短篇小说《龙吐珠》《竞争》《推》、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等。陶然小说中商战的描写，不仅让我们看到商战的残酷，更让我们看到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之下人性的扭曲。方忠曾说：“陶然无意于正面描写商界的运作机制，而倾心于表现物质生活挤压下人的精神世界诸层面。”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香港，演艺界也被高度商业化。对于演艺界内部钩心斗角的描写，也是陶然小说中精彩的部分。如《一夜成名》《巨星》《旋转舞台》《玫瑰花》等。“通过演艺圈内一个个悲喜剧的再现，陶然有效地完成了对于艺人们相互倾轧、钩心斗角的生命形态的具象和演艺圈吞食人性的丑恶本性的揭露，从而剥去了演艺界炫人眼目的神秘光圈，还原了它与‘商场’同构的黑暗本性。”赵稀方认为陶然对于香港商业社会的批判依然是由于受到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价值、观念的影响，“市场化最大的特征是金钱至上及由此带来的功利主义，对于这种价值观陶然是无法接受的，在他看来，这种东西真正地腐蚀了人性”。

三、艺术形式

陶然在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是有目共睹的。从他的创作历程来看，他的小说创作脉络大致是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隐喻、象征、反讽等各种手法杂糅。在香港这座多种文化融合的城市，陶然自然会受到各种现代主义文化观念的影响，况且陶然本身热衷于小说形式的探索。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是陶然一向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吴义勤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流程正是陶然小说的主体部分”。方忠认为，“陶然的小说通常设置两种或数种相互冲突的性格，以鲜明地凸现理想和现实、感情和理智的错位。由此形成的张力结构，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凌逾认为，陶然的小说手法不仅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时间倒错等手法，而且吸收了传统写实小说中的客观写实手法。陶然善于抓拍镜头，由此无意中掌握了空间叙述的特点。王艳芳认为，陶然小说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以外在时空错落的安排呈现了内在心理与意念的真实流动，因为人的意识流动，是真正的反时间、反空间、反因果和反逻辑的，意识的原生态也是人在后现代社会的真实境遇”。叙事视角同样在叙事文学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陶然早期的情节结构小说主要采用全聚焦视角，叙事者超越时空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而他的心理—情绪结构小说则大都采用内聚焦视角，这种视角强调内心观察，注重表现情绪、感觉，叙事者通常寄寓于某个人当中”。在叙事笔法上，黄劲辉认为“多多少少具有亚热带的特色”，联系陶然的作品来看，也的确如此，“自然流露、随心所欲的意识流，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片段式流动。对外部描述与传统叙事不感情趣，更不见其在结构布局上刻意精心经营设计”。

“故事新编”同样是陶然作品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分。陶然的第一篇“故事新编”《美色》写于1988年，之后又写了《渴》《无头客追杀蒙面汉》《摩登关二爷》《徇私华容道》《美人关》等，黎湘萍认为陶然的“故事新编”在喜剧性、幽默、文本的快感等方面似乎更贴近鲁迅，“但他所提供的文学经验，恰又是相当香港化的。”在视角方面，陶然依然采用他惯用的内聚焦视角。阿兆认为，“古、今人性的本质有其共通性质，其变异性不过是形式而已，这种新瓶旧酒成为陶然‘故事新编’之微型小说中相当多篇的主要特色”“陶然并没有改变这些人物的个性心理，只是让他们在现代的社会环境重复其命运，走不出冥冥之中自主宰这个怪圈，他们不过是披上现代服饰的古人”。“故事新编”跟陶然其他小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指向社会的顽疾、人性的弱点，将故事置于更为广阔的时间维度之下，成为展示香港光怪陆离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

可以看到，诸多研究者对陶然小说的主题、题材、艺术手法等做了细致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了陶然关注现实的态度、批判社会的精神，以及在艺术手法上孜孜不倦探索的坚韧。但结合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果和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对陶然作品的研究并没有取得新的重大突破，研究者们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采用更好的研究观念、方法，重新分析陶然的小说。从另一方面来讲，陶然的创作仍然在进行当中。我们从陶然小说中看到了香港繁华背后的黑暗面，香港在我们眼中的形象更加饱满、立体，更重要的是更加真实。陶然作品中仍有大量资源等着我们去挖掘。

①⑰ 方忠：《香港文学视野中的陶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

②⑨⑭⑲ 吴义勤：《陶然小说的世界图式和艺术图式》，《香港文学》1996年9月至11月号。

③⑪ 刘俊：《现实批判·人性表现·艺术探索》，《香港文坛》2003年12月号。

④⑳㉓方忠：《陶然小说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1期。

⑤ 舒婷：《不一样的天空》，《中华读书报》1997年12月17日。

⑥钟晓毅：《诉说就是一切——论陶然小说的叙述基调》，《香港文学》2006年6月号。

⑦㉔黄劲辉：《浪漫的抗衡——论陶然90年代的都市爱情小说》，《文学评论》（香港）2011年8号。

⑧⑮ 袁良骏：《陶然小说二十年》，《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9期。

⑩袁勇麟：《捕捉都市灵魂的悸动——评‘陶然新概念小说’丛书》，《福建日报》2005年1月17日。

⑫⑱ 赵稀方：《香港有陶然》，《文学评论》（香港）2011 年8月号。

⑬ 白杨：《陶然小说中的时间意识》，《香江文坛》2003年2月号。

⑯计红芳：《“身份”之旅——陶然〈与你同行〉解析》，《华文文学》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