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焰［山西传媒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俄罗斯电影“第二个浪潮”的杰作

——巴维尔·丘赫莱依编导的影片《窃贼》

⊙张 焰［山西传媒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苏联解体后，文学艺术在经历了社会及经济转型的沉痛之后，获得了新的发展，电影《窃贼》即是电影艺术复苏的标志，它讲述了新一代成长的故事，意味深长，寓意深刻。

“第二个浪潮” 极权的幻灭 一代的成长

俄罗斯电影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为繁荣革命的文学艺术，在建政初期就颁布了有关加强电影艺术发展的法令，从而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影片，为世界影坛瞩目。第二次大战虽然对苏联时期的经济、文化有严重的破坏，但战争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批判了极“左”的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后，电影艺术事业有了突出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震动世界影坛的作品，如《第四十一》《雁南飞》《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夺得了众多世界影展的奖项，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典范。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电影也随之走入低谷，众多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公司纷纷倒闭，大批电影工作者失业或者改行，电影院也纷纷关门歇业；与此同时，大量西方廉价劣质影片充斥市场，也极大地影响和排斥了俄罗斯电影业的发展。

然而，俄罗斯电影人并未因此而消沉下去，他们还一直竭力为民族电影走出低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们千方百计地学习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如何引入外资的投入，又怎样争得国家的支持，特别是1996年8月，俄罗斯通过了《国家电影法》，将国家支持电影的措施、国家对电影的投资等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电影的生产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电影逐渐有了发展，有了可喜的复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电影逐渐走出低谷并走向复苏，是和产生一些得到国际认可并具有标志性的导演和作品分不开的。其中除了个别有标志性的俄罗斯电影老将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和索科洛夫之外，还出现了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三十多岁，多是20世纪60年代那代电影人的后代，他们子承父业。他们电影的特点是，既有对社会、生活艺术的独特见解，又有对父辈的借鉴，因而，他们的创作活动被称为继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新浪潮”之后的“第二个浪潮”。

其中巴维尔·丘赫莱依编导的影片《窃贼》就是最典型的范例，而这个巴维尔·丘赫莱依正是那个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浪潮”电影创导者、为苏联电影创造出《第四十一》《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等优秀影片的世界级导演格里高利·丘赫莱依的儿子。父亲格里高利在三部影片中塑造了苏联时代不朽的军人形象，是电影史上不朽的英雄人物；而小丘赫莱依则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披着军人外衣的窃贼，一个冒牌的父亲形象。两代人所表现的主人公是对立的人物，他们对现实的认知、揭示和思考也有着时代的根本差异。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小丘赫莱依吧：巴维尔·丘赫莱依生于1946年；中学毕业后，于1964年考入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五年学业结束后，作为摄影师参与了多部电影的摄制，如《五面墙的房子》（1971年）等；1972年又入导演系学习；结业后导演了《有时要回忆起》（1977）、《海洋中的人们》（1980）、《金丝雀笼子》（1983）、《吉娜姑娘》（1986）等多部影片，其中有的影片参加了戛纳国际影展，有的参与了布拉格及东京国际影展，而且获得了不少奖项。苏联解体前后，由于国内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巴维尔也不得不去拍摄广告，借以维持生活。但是在1997年编导了电影《窃贼》，该片在美国、法国等国举办的国际影展上获得多种奖项，并获得1998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他一跃而为国际驰名导演。随后，巴维尔·丘赫莱依又执导了《维拉的司机》（2004）、《俄罗斯赌徒》（2007）等多部影片，先后获得国内外的多种奖项。小丘赫莱依不仅是摄影师，而且还当编剧、担任节目主持人，同时还兼任俄罗斯艺术研究院、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以及欧洲电影电视艺术研究院的领导成员。小丘赫莱依今天的成就绝不亚于当年其父亲的成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巴维尔·丘赫莱依编导的优秀影片《窃贼》曾获得1997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国会议长奖及1998年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的提名，在国内的塔夫尔电影节及尼卡奖的评选中也连连获奖，成为当年最为出色的影片之一。

影片《窃贼》的故事很简单：桑尼亚是一个军人的遗腹子，他的母亲在探亲路上的沼泽地艰难地生下了他。1952年，他正好六岁，“二战”后的苏俄一片萧条。母亲卡嘉带着他四处漂泊，一次在火车上认识了军官托良，并且喜欢上了他，从此找到了依靠；不曾想托良是个窃贼，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骗取邻居的信任，然后窃财而逃。卡嘉知道真相后痛苦万分，却又无可奈何，生活的需要压过了良心的感知，况且托良给予了他们母子最需要的保护。爱恨交集的卡嘉只能一次次无奈地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桑尼亚一开始也排斥这个“叔叔”，但在现实中，每当桑尼亚受别人欺负时，威武有力的“叔叔”总是保护他，教他怎样成为强者，直到最后，托良因偷窃被捕，桑尼亚追着囚车，喊出了第一声“爸爸”。母亲因堕胎而死后，桑尼亚进了孤儿院，他珍藏着托良留下的一把手枪，期待着与“爸爸”的重逢。

六年后的一天，桑尼亚又见到了心目中的“爸爸”，但重操旧业的托良无意重拾旧梦，桑尼亚的幻想再次破灭。当托良又窃物逃跑时，桑尼亚举起托良当年留下的信物——手枪，将托良从背后击毙。

小丘赫莱依在影片《窃贼》里不仅继承并充分体现了父辈电影艺术那深厚的俄罗斯艺术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写实、细腻、底蕴幽深、耐人寻味等特点，而且满怀激情地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倾诉着深深的反思。明确地说，这是一部较为深刻的反思电影，影片中的寓意是极为明显的。

影片讲述了一个人成长的故事，从一个人的成长去体现一个国家的成长，从一个人的命运去观察一个国家的命运，从一个简单的故事可以看出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影射以及对它的过去以及未来深深的反思。《窃贼》作为一部反思电影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它具有苏联解体后的一代电影人对俄罗斯的极权统治历史及国家命运的全新审视。

纵观俄罗斯的历史，一直以来，其政治文化传播深深地渗透着家长制的理念，权威的父亲形象往往隐喻着专治的掌权者，而“作为人民的父亲”的时代更是表现了集权统治的专横、暴力……

影片《窃贼》中设置的桑尼亚的父亲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军人，而当桑尼亚遭遇挫折或是需要感情支持时，眼前就会浮现父亲的幻影，所以当托良出现在桑尼亚母子面前时，就预示着他将在桑尼亚的心目中取代亲生父亲的位置，但这个托良却是披着军人外衣欺骗众人的窃贼。而他为取得桑尼亚的承认，准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编导在影片中描述这个过程时设计的场景与动作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典型。如窃贼带着桑尼亚母子出现在筒子楼欲租赁住处时，谎称护照及钱都放在了部队总部，并说这是军队规定时，房东竟轻信了，说：“你是个父亲，是军人，不会是骗子。”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军人”和“父亲”的身份普遍赢得了人们的敬畏和信任，因为他们击败了法西斯而保全了俄罗斯，同时军人又是执行强权统治的暴力代表，出于对政权的敬畏，人民对军人身份丝毫不敢质疑，而父亲在俄罗斯不仅是家庭权利的中心，也是道德力量的象征，更何况当权者被宣传机器称作“各族人民的父亲”。影片中的隐喻与指向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编导借实为窃贼的“军人”加“父亲”形象来刻画当时执政者的虚伪本质，托良这个窃贼不是鬼鬼祟祟，而是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以花言巧语来骗取众人的信任，然后大肆偷窃。托良慷慨款待左邻右舍，又用马戏票炫耀他的慷慨与权威，正如一位戴有勋章的房客举杯祝贺时说：“我要敬这位让我们梦想成真的人，敬有道德、有智慧、最了不起的人……”编导借剧中人物之口讽刺了当权者如同窃贼一样。

剧中人桑尼亚的成长需要父亲的教导与保护，而托良的出现并得到桑尼亚的接纳，也是通过以暴制暴以及谎言的手段。托良也总是以“强权者”“战胜者”的歪理教训着桑尼亚，甚至当托良带着桑尼亚进行偷窃时，也谎称“我在出任务，这是秘密任务”，是“在对抗敌人，敌人就住在里面”，“是为斯大林父亲”而完成任务。托良就是这样欺骗、教育着桑尼亚，使其茫然不知所以，以致托良终于暴露而被捕时，桑尼亚追着囚车，喊出第一声“爸爸”。这说明桑尼亚对托良这个“父亲”的接纳。但是，六年之后，身在孤儿院的桑尼亚在一次意外的重逢中，见到了苍老而又猥琐的“父亲”时，当他提起母亲的名字，托良早已忘记，似乎不曾有过这段经历，桑尼亚掉头跑去。当桑尼亚发现这个“父亲”重操旧业时，他拿起当年这个“父亲”留给他的手枪，向他射出一粒子弹。开枪弑父意味着桑尼亚完成了从孩子到男子汉的转化，而杀死托良意味着桑尼亚最终拒绝了名义上的父亲。

影片《窃贼》的成长主题和弑父主题是重合的，如果桑尼亚仅仅是离开了重逢后的“父亲”托良，而走自己的路，那他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弑父——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出自天性的成长标志，被进一步赋予了思想觉醒的含义，这个情节向观众表明了俄罗斯人民深刻认识到了极权、暴力的统治应该永远抛弃。

影片的寓意是很明显的，母亲卡嘉无疑是祖国母亲的象征，美丽却贫穷无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依靠；桑尼亚代表着苏俄人民，用自己的无奈唱出一首悲歌，但他们最后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卡嘉选择流产（不留孽种），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桑尼亚最后选择杀死窃贼托良，而重新出发，走自己的路；而托良应该是极权政治的象征，虽然也曾给国家与大众以希望，但最终被觉醒的人们所抛弃。

编 辑

：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作 者

：张焰，硕士，山西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