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李建军

汤显祖素来不喜欢平庸而乏味的人和事物，他是一个“好奇”的人。一切突破成规的人格现象和传奇故事，都让他兴趣盎然。像李超无那种“去书生为头陀，去头陀为将军”的人，最令他心仪。

崇尚奇行，推崇奇人，是汤显祖在美学思想和文学精神上的一个特点。他所极力推扬的“奇”，是一种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精神状态，而非单纯形式意义上的“奇特”之意。它意味着对固有生活的不满，它试图打破生活沉闷而僵硬的束缚，提供一种别样的人格样态和生活图景，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和解放性的力量。

奇即异，即志向高远，异乎寻常。奇异之人，别有怀抱，不同于碌碌无为和蝇营狗苟之辈。一部中国文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奇人的精神生活史。从屈原、司马迁、嵇康、阮籍、李白、杜甫，到苏、黄、辛、李等宋代词人，到关、王、白、马等元曲作家，再到汤显祖和曹雪芹等明清作家，几乎个个都是性格卓异的奇人。

在屈原的《楚辞》里，一股奇气突突上发，带着花草的芬芳，挟着化秽的力量，扶摇乎天地之间，磅礴乎山崖水涘，其余芳恢恢，于今犹且未沫。其《涉江》词云：“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屈子之所好，岂独“异服”而已也！他之祈向，别有所在。在哪里呢？在人格之高洁，在信念之不坠，在民生之有托。

司马迁歆慕屈原之人格，高度盛赞他高洁的人格和不朽的创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浮于沅湘，行至汨罗，临江低徊，想见其为人，为之泪下，久久不能去。司马迁之所以如此评价屈原，是因为同明相照，同声相应，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精神高洁的爱奇之人。

扬雄发现了司马迁人格和性格上异乎寻常的特点，他在《法言·君子卷第十二》中说：“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但是，有一点扬雄却说得不够周全：积极意义上的爱奇，与仲尼之爱义，本质上是一回事——奇而不谲，便近乎义，便可视之为“正义”的另一种表达；无义之“奇”，便是凶戾的“奇志”，必然要沦为可怕的恶。

就其本质来讲，文章之奇在神不在形，在气不在言。虽然文章的字句，亦不可轻忽，但若一味在字句和技巧上故意弄巧使奇，便近乎使狸搏牛，使虎捕鼠，是完全无济于事的。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奇，正与平相对。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他对“奇”的论述，详备而深刻，观点也很辩证，很有见地。

汤显祖也颇以文学上的“奇人”自期和自许。他说自己“幼志颇巨，后感通材之难，颇事韵语，余无所如意”。他在《答邹宾川》中说：“弟一生疏脱……来去几何，尚悠悠如是，时自悲悼。”他也曾追求科举和功名，但最终的“名位沮落”，使他彻底觉悟，认识到“名亦命也，如弟薄命”，于是便“时为小文，用以自喜”。他知道自己是个在官场上落落寡合、闷闷失意的人，所以，他准备过另外一种生活：“顾惟不佞无能吏事，有负明时。分绝意于风云，敢睎光于日月。迨其谓矣，焉用文之。”平庸的时代消磨尽了他的激情。他的绝望之情是强烈的，但是，他不会就此沉沦。他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过一种摆脱羁绊的生活。这种艰难境遇和内心诉求，正是他提出“奇”和“奇人”理论的重要原因。

在汤显祖的美学思想中，“奇”是一种本源性和决定性的精神力量。人而无奇，非真人也；文而无奇，非妙文也。总之，天下的好文章，全是“奇士”们写出来的：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滞，常人也。

关于这段著名的言论，明代戏曲理论家沈际飞评云：“仗气爱奇，刘公幹如是”“笔有千钧力”；翠娱阁本评云：“论文快语，文章了义”“才是真文衡”。显然，汤显祖的“奇”与“奇人”理论，首先是一个创作心理学的问题。所谓“奇”，就是“生气”之源，能让人进入充分自由的精神状态。有“奇”之人，谓之“奇人”，就可以摆脱“常人”的“所滞”，可以超越一切拘限，心游乎万仞之上，情寄乎八荒之表，甚至可以“无所不如”。汤显祖的“奇士”理论，内蕴着张扬个性、解放人性的力量，与《庄子·内篇·大宗师》的“畸人说”——所谓“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令人意外的是，汤显祖虽然“大放厥词”，其态度与是非，与朱明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也颇相抵牾，却没有被有司加以“反”字号的大罪。噫！斯亦幸运之至也矣！

在汤显祖的理论中，“奇”是近于“狂”的，意味着摆脱循规蹈矩的平庸和无力，进入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他在《萧伯玉制义题词》中说：“唐人有言：不颠不狂，其名不彰。世奉其言，以视世人文字。苟有委弃绳墨，纵心横意，力成一致之言者，举诧曰：此其沸名耳。下者非其固有，高者非其诚然。予少病此语。必若所云，张旭之癫，李白之狂，亦谓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第曰怪怪奇奇，不可时施，是则然耳。”在他看来，萧伯玉就属于这种很另类的人，因而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能“奇发颖竖，离众独绝，绳墨之外，粲然能有所言”；而他的文章，则因为“不苟为名而又可以时施”，所以就是“天下之至文也”。有必要指出的是，与李贽的极端比起来，汤显祖的“奇”的理念和行为，皆未陷入林纾所批评的“狂谬”状态，本质上始终未脱“正”的仪轨：“凡能奇者，有一种颠扑不破之道理，以曲笔描画而出，见以为奇，实则至正；若反常道而敢出以凶逆之语，直是狂谬，不是能奇。”在林纾看来，李贽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史隐”，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皆“实非奇语”。我们在汤显祖笔下，很少看到这种完全推倒“普遍共识”的惊人之言与狂悖之论。

事实上，“奇”并非一时之意兴，偶然之所为，而是与一个人的人格甚至德行有着密切而稳定的关联。在《合奇序》中，汤显祖对“奇”的思考和论述，就深入到了人格样态的层面：

世间惟拘儒先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象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

在这篇序文中，他将批评锋芒指向循规蹈矩的“拘儒先生”。要想写出好文章，画出好风物，就必须突破“鄙委牵拘之识”，祛除“浮沉习气”之魔，激活内心的“自然灵气”，如此这般，才可进入“奇无所不合”的自由境界。艺术家固然需要培养自己的具体能力，需要追求技巧的上达，然而，更内在地说，它本质上是一种人格现象——若无健全之人格，断然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所以，汤显祖在这篇序文中，曲终奏雅，毫不含糊地强调说：“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所谓“狂狷”，就是有进取的激情而又有所不为的人；他敢于蔑弃世俗意义上的种种诱惑，坚持自己做人和作文的原则。一句话，要想成为一个“奇人”，首先得做一个有持守、不随顺、不苟且的人。就此而言，汤显祖已然赋予“奇”以人格的内涵和伦理的性质。所以，用一个“浪漫主义”的凑手标签，根本无法说明他的文学主张的特殊内涵。他的“好奇”绝非虚妄的幻想，而是具有切实的现实感，所以，与其说他是“浪漫主义者”，毋宁说他是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的、特殊形态的“现实主义者”，正像周育德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玉茗堂四梦》尽管恍惚幽奇，却有着坚实的生活根基，包含着他数十年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他笔下的蚂蚁王国，就是他站在比现实生活更高处所见的朱明王朝。”如此击断，可谓一语中的。

关于“奇气”的养成，汤显祖虽未专门论及，但是，他曾提出“外游”和“内游”两个概念，强调过“内游”和“外游”的作用和意义，由此亦可略略窥见他的“养气”之门径。

汤显祖在《与王相如》中说：“相如才气横绝，欲下帷读书十年乃出，甚善。不尽读天下之书，不能相天下之士。故曰外游不如内游。如仆老矣，居无可谈，得贞父来，同卧语三日，差绝人意。”在这封信里，因为要鼓励准备“下帷读书十年”的王相如，他就强调了读书“内游”的重要性。他还在《孙鹏初遂初堂文集序》中提醒人们，切忌“以神明自擅”，而要读书内游，成“通博伟丽”之人，这样才有可能处理好文章的“位局”和“脉理”等问题，才有可能避免这样的误区——“忽其貌而不修，驰趣险仄，驱使稗杂，以是为可传。视其中，所谓反置而臆属者，尚多有之。乱而靡幅，尽而寡蕴”。林纾对汤显祖的这些观点评价很高，感叹说：“呜呼！若士先生其真知文者矣。‘反置臆属’，即险怪之病根。以纯正为平衍，始求反其所为；不根于经史，自然流于臆属。天下造臆之文，其不出于险怪，鲜矣。”

然而，汤显祖并未偏执一端，而是兼顾两面。也就是说，饱读诗书的“内游”很重要，广涉山川的“外游”，也同样重要。他在《王季重小题文字序》中分析过不能兼顾“内游”和“外游”的害处：“大致天之生才，虽不能众，亦不独绝。至为文词，有成有不成者三。儿时多慧，才识书名，父师迷之以传注括帖，不得见古人纵横浩渺之书。一食其尘，不复可鲜。一也。乃幸为诸生，困未敏达，蹭蹬出没于校试之场。久之，气色渐落，何暇议尺幅之外哉。二也。人虽有才，亦视其所生。生于隐屏，山川人物居室游御鸿显高壮幽奇怪侠之事，未有睹焉。神明无所练濯，胸腹无所厌余。耳目既吝，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焉。才力顿尽，而可为悲伤者，往往如是也。”极端功利化的读书，就会影响人的基于正常阅读的“内游”；而“生于隐屏”，偏居一隅，眼界狭窄，见闻不广，则会影响一个人的“外游”。在汤显祖看来，游历天下，“此亦文心之所贻佇也”。而在这一点上，王思任实在是很幸运的，他“世籍都下，往来燕赵间。起禹穴、吴山、江海、淮、沂，东上岱宗，西迤太行，归乎神都。所游目，天下之股脊喉顋处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铺，咸在矣。于以豁心神纡眺听者，必将郁结乎文章”。汤显祖的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新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司马迁以来，中国有抱负的读书人，大都通过这两种途径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培养自己写文章的灵气和浩气。不同之处在于，汤显祖的观点，是从自己的沉痛的经验中得来的，因而就显得特别有价值。

奇气与坎坷、苦难有着微妙的关联，某种程度上讲，奇气就是从逆境中产生出来的，就是人生苦难的凝结，是一腔不平之气的升华。汤显祖一生常在逆境中，屡遭坎坷和挫折，但他自己对此却有积极的理解。他在安慰冯永安的信中说：“士非短长坎坷无奇，非数迁不能所在有迹。”这分明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奇人，要做非常之事，就必须吃一些苦头，甚至受一些摧辱。他自己屡屡被贬，却毫无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之颓态，而是于公，勉力以德政惠及百姓，于私，则虽在沟壑，亦无妨怡然自得：“平昌令得意处别有自在。第借奉著书，亦自不恶耳。”

汤显祖的“奇”和“奇人”理论，完美地体现于他的文学创作。二十八岁时，他就在《寄太平刘明府达可》一诗中说：“移席坐虚杳，谈文浩纵横。我复雄豪人，意概倾时英。辉光凌浩日，龙烛掩其晶。”英风猛气，卓然不凡，只可用一个“奇”字来形容他。事实上，在他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充满力量感的“奇情”，其中，他二十八岁所写的七古长诗《别荆州张孝廉》，尤其值得注意：

去年与子别宣城，今年送我出帝京。

帝邑人才君所见，金车白马何纵横。

金水桥流如灞浐，西山翠抹行人眼。

当垆换取双蛾眉，的皪人前倾一盏。

谁道叶公能好龙，真龙下时惊叶公。

谁道孙阳能相马，遗风灭没无知者。

一时桃李艳青春，四五千中三百人。

掷蛀本自黄金贱，抵鹊谁当白璧珍。

年少锦袍人看杀，唇舌悠悠空笔札。

贱子今龄二十八，把剑似君君不察。

君不察时可奈何！归餐云实荫松萝。

濠南钓渚飞竿远，江左行山着屐多。

吏事有人吾潦倒，竹林著述亦不早。

被褐原非冠冕人，飙车更向烟霞道。

青野主人归不归，文章气骨可雄飞。

三十余龄起幽滞，连翩不遂知者希。

平津邸第开如昨，啸激清风恣寥廓。

人生有命如花落，不问朱裀与篱落。

君当结骑指衡山，欲往从之行路艰。

怀沙长沙为我吊，洞庭波时君已还。

贱子孤生宦游薄，习池何似江陵乐。

宁知不食武昌鱼，定须一驾黄州鹤。

我今且唱越人舟，青蒲翠鸟鸣相求。

君独胡为好鞍马，草绿波光不与俦。

我住长安非一日，点首倾心百无一。

夫子春间倘未行，为子问取郢中质。

就艺术性来看，这首诗的短处是显而易见的——赋体多于比兴，缺少蕴藉深隐之余味。但是，它坦白率真，直抒胸臆——它的力量和魅力，就来自这不知掩藏、毫无狡狯的坦率。全诗五十二句，三百六十四字，一气呵成，沛然莫御，将作者落第之后的失望和沮丧，将自己和朋友怀才不遇的牢骚，将他对现实的一腔不满，俱皆淋漓尽致地发泄了出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落第和窘境，全都是由体制内的“叶公”和“孙阳”们造成的。他的心情实在糟透了，对未来也心灰意冷，对生活抱着命如落花、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产生了出世的念头。他的确没有更决绝的反抗，但是，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前现代社会，将这些牢骚和不满形诸笔墨，就已经是很严重的忤逆之举了。如此慷慨淋漓地骂世，也是需要过人的勇气的，正像沈际飞评价此诗所说的：“掩抑唏嘘，雍门悲调。气骨故自骯髒。”有此“骯髒”，他也就算得上是一个“奇人”了；有此“骯髒”，他的这首诗，也就算得上是首奇诗了。

发泄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在汤显祖的诗里，所在多有，并不鲜见。他在写给姜奇方的诗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情绪：“世情交态日纷纷，白雪朱弦更不闻。独傍愁魂向江水，荆台杨柳气如云。”世态炎凉，人情浇薄，在在令人心寒，只有独对流水，舒散哀愁，而杨柳虽属弱质之物，但却依依有情，故在诗人眼中，便有如云气势，自是不凡。

在《送刘大甫谒赵玄冲胶西》中，汤显祖这样写道：

欲别悲歌鸡又鸣，白头无计与刘生。

恩仇未尽心难死，独向田横岛上行。

沈际飞评论这首诗说：“节义肝胆，笔有血腥。”诗里的现实故事，未知其详，但诗人的侠肝义胆，却如熊熊烈焰，历四百余年而不灭；一股奇气，逼人而来，堪为今世无数懦弱人壮胆，也足使今世许多写作者羞愧。

汤显祖写过这样一首勉励年轻人读书的小诗：

少年豪气几年成？断酒辞家向此行。

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

外表上看，此诗清英雅秀，蕴藉敛抑，但内里却骨气端翔，一股雄强刚健之力从诗境里奋迅而出，令人一读之下，为之神旺。这显然是一首秀美的奇诗。他的“临川四梦”，幽明相接，人鬼交通，亦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异性。

文学是一种典型的批判性的精神现象。它总是以挑战的姿态面对压抑性的现实。如果说，批判精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那么，那种性格刚健、特立独行的“奇人”，就是最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也是最有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人。大量的事实证明，只有那些敢于挑战故有秩序和冒犯权威的人，才能成为最有创造力的作家，而性格软弱、循规蹈矩的人，注定不可能写出一流的作品。汤显祖所呼唤的“奇士”，应该就是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吧？

陆游《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诗里说：“买醉村场半夜归，西山落月照柴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生活在一个同样平庸的时代，汤显祖的内心深处，大概有着同样的孤独和寂寞，也有着像陆游一样的感慨和悲凉吧。

①⑩⑪⑫⑬⑮⑱⑳㉑㉗㉘㉙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5页，第1535页，第1536—1537页，第1562页，第1563页，第1532—1533页，第1510页，第1527—1528页，第1528页，第 1312页，第 1186 页，第 1167页；其中⑫⑮⑱㉑引者对句读和标点做了必要的处理，略异于出处。

②屈原：《屈原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34页。

④《诸子集成·法言》，第七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8页。

⑤⑭⑲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第104页，第95页。

⑥⑦⑧⑨⑰㉒㉓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1页，第1921页，第1925页，第1994页，第1975页,第1801页，第1812页。

⑯周育德：《汤显祖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㉔㉕㉖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第149—150页，第150页。

㉚陆游：《陆游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