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刘毓庆

《诗经》是先民的歌唱，唱出的是先民的心灵世界，因而它能用直接的方式唤起人的内心世界。故两千多年来，其流传之广，非他“经”可及。因此，无论是从入选教材的篇目来看，还是从当代人“吟唱”《诗经》、各种阐释《诗经》著作的数量来看，《诗经》的普及率都高居“五经”之首。有人说“最美不过《诗经》”，在2010年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中，《诗经》还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

那么，《诗经》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它是怎样形成的？是否经过了孔子删订？《诗经》的地位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它收入了许多表示男男女女的诗，表达着男男女女的情，这些诗有什么资格成为“经”？我们应该如何去读它，《诗经》所代表的价值观，与当今西方价值观又有哪些不同？下面就这些问题来谈几点。

《诗经》的性质及内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个说法自然没错，但它在强调《诗经》的文学特征时，忽略了它在伦理层面的意义——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严格地说，《诗经》是一部伦理的乐歌总集，它是华夏先民把自己对于国家、社会、家庭、婚姻、人生、自然等诸多方面的态度与认识，通过自然的歌唱，最诚挚地表现了出来。所以，如果在概括《诗经》是怎样一部著作时抛弃了“伦理”二字，对《诗经》性质的定义就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有很好的说明。他说：“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7页。）

近代《诗经》研究，曾经认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是恢复了《诗经》本来的面貌。顾颉刚连载于1923年《小说月报》三、四、五期上的大文《〈诗经〉的厄运与幸运》明确指出：“《诗经》是一部文学书。”当时一批学人，如胡适、顾颉刚、郑振铎、俞平伯、刘大白、周作人、钱玄同、魏建功、朱自清、钟敬文等，都参加了关于《诗经》性质的讨论，并且达成了共识：《诗经》是文学，不是经。但是我们想想，《诗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仅仅一部“诗歌总集”能够承担的吗？显然不能。《诗经》在建构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大厦中所起到的支柱性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所以我们还必须看到，它是“诗”也是“经”，它是文学与伦理的凝合。“诗”成就了它的美质，伦理成就了它“经”的地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一个女干部，她长得很漂亮，说话很有权威，但这种权威并不是因为她的漂亮，而是因为她的地位。《诗经》也是这样，它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它作为“经”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写得好；而仅凭其文学性，《诗经》也不可能会如此深入广泛地介入中国文化的营造中去。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作为文学去对待，那我们就会把两千年来研究《诗经》的大的著作当作封建的垃圾处理掉，这对前人的成果也是一种极不尊重的态度。

《毛诗序》说，《诗经》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从“情”的角度说，它是“诗”。我们每个人都有“情”，人常说“七情六欲”，何谓七情？《礼记·礼运》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也就是说，这“情”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学习就能获得。情是一种生命活力的表征，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没有了“情”，不喜不怒，不忧不乐，不怨不惧，这说明他的生命力已经走向衰竭了。如果七八十岁的老头儿，见了漂亮的姑娘就两眼发光，这表示他生命力旺盛，肯定能长寿。青年人青春勃发，所以就爱唱歌。“十七十八不唱歌，留着精神做什么。”用歌声使自己的情感外泄，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诗序》说：“发乎情，民之性也。”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情”都能发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发的，表达情感要看对象，要分场合，如果高兴了，对着丈母娘唱艳曲，那成何体统！所以这“情”，要能“发”能“止”。“发”是起点，“止”是终点。发所当发，止所当止，这就合于“礼”的要求了。我们给《诗经》在原来“五四”以来的性质认定中，加了“伦理”二字，这“伦理”的意义便在这“止乎礼义”中。因为“止乎礼义”，就意味着要合于道德规则。像中国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形态的东西，都要在这歌唱中体现出来。

《毛诗序》又说：“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什么是“先王之泽”？这句话我琢磨了三十多年，现在才真正理解了。所谓“先王之泽”就是传统道德观念。如现在，同样是谈恋爱，你们年轻人能做出来的动作，能有的行为，像我们这一代人，你杀他也做不出来，为什么？观念上通不过。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是传统道德观念，我们那个时代，女性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操而自杀的事时有所闻。这些女性，她们其实是死于观念的，是“传统道德观念”让她们把贞洁看得重于生命。现在看到有《我和婆婆一起出嫁》《我和老妈一起嫁人》等名目的电视剧出现，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先王之泽”的枯竭，人们已经不需要坚守了，而可以明目张胆地追求功利了，冠冕堂皇地说这是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这里不评论其间的是非，而是强调“观念”的重要性，它支配着一个人的行为。我们返回来说《诗经》。《诗经》是“先王之泽”的产物，尽管它也有男女之“情”，但这“情”是合于传统道德观念的。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这里所说的“不能无可择”，就是要靠观念过滤。

这里还须提到一点，《诗经》中的诗歌，原来是配乐奏唱的，因此有人说，《诗经》在它的时代，音乐生命远盛于它的文学生命。而这种唱奏，都是在礼乐的规定下进行，它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主要载体。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视《诗经》，原因正在这里。所以我们对它的定义是“伦理的乐歌总集”。

在这部“伦理的乐歌总集”中，收录了自商末(或说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存目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辞，共分风、雅、颂三部。其中《风》诗分《周南》《召南》《邶》《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有诗 一百六十篇。习惯上称“十五国风”，其中《周南》《召南》又称“二南”，《邶》《鄘》《卫》三风又称“三卫”。《雅》分《大雅》《小雅》，有诗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鲁》《商》三颂，有诗四十篇。古代又把这些诗分成正、变两部分。“二南”为“正风”，“二南”以下的十三《国风》为“变风”。《小雅》自《鹿鸣》至《菁菁者莪》十六篇为“正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凫鹥》十八篇为“正大雅”。《大雅》的《民劳》以下与小雅的《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就内容而言，大约可分为以下十类：

一、关于爱情婚姻的歌子，如《关雎》《桃夭》《江有汜》《汉广》《氓》等。《国风》中这类内容最多，“二南”“三卫”和《郑风》中尤为突出。

二、关于祭祀的乐歌，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文王》《清庙》《思文》等。这类歌子 “三颂”中保存最多。

由于承台为较大体积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按刚性构件考虑，将承台四角对应的变形换算至承台中心位置的变形，对DX、DY、DZ进行合成传递至承台中心O点，最终反映到承台表面中心有：DX、DY、DZ三个方向的位移，和绕X轴的转角RX、绕Y轴转角RY。

三、关于历史追述的，如《生民》《公刘》《大明》《皇矣》等。这类作品，《大雅》保存最多。

四、关于宴饮的歌子，如《鹿鸣》《常棣》《伐木》《鱼丽》《湛露》《宾之初筵》等。这类歌子主要保存在《小雅》中。

五、关于行役的诗歌，如《君子于役》《扬之水》《王风》《东山》《采薇》等。这类歌子《国风》与《小雅》中较多。

六、关于生产劳动的诗歌。包括采集和农业生产，如《芣苢》《七月》《丰年》《载芟》《良耜》等。保存《雅》《颂》中的这类歌子，多是作为祭祀时咏唱的内容出现的。

七、关于畜牧与狩猎的诗，如《驺虞》《大叔于田》《吉日》《车攻》《无羊》《駉》等。

八、怨刺诗歌，如《相鼠》《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板》《荡》等。这类诗歌保存在《变风》《变雅》之中。

九、关于祝颂的歌子，如《樛木》《面山有台》《天保》《斯干》《灵台》《卷阿》等。

十、杂感诗，这类诗内容庞杂，有孝子思亲的，如《蓼莪》；有儿子自悔的，如《凯风》；有悼亡的，如《绿衣》；有写女性之美的，如《硕人》；有写美男子的，如《猗嗟》；有写家丑不可外扬的，如《墙有茨》；有劝人勿信谗言的，如《采苓》；有朋友相互劝诫的，如《蟋蟀》等。

《诗经》的结集及其意义

《诗经》由文学作品而结为集，她的权威性与神圣性的出现，她的广泛影响，是与周代礼乐制度密切相联系的。她不仅表现了周代礼乐制度笼罩下的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了礼乐文明即“周代理性精神”激荡下的人们的种种思考和心灵感受，同时她是作为礼乐文明的一部分而产生、而存在的，她的各篇诗歌，都是配合着“周礼”而演唱或演奏的。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诗，这是不能含糊的。

关于《诗经》的结集，汉朝以前的经师传说有两次（见《毛诗序》与郑玄《诗谱序》）。第一次编辑的是“正经”。“正经”部分包括《二南》《小雅》中的前十六篇，《大雅》中的前十八篇。这些诗产生在王道兴盛的周朝初期，是成王周公时就编订的。第二次编辑是由孔子完成的，加入了“变经”。“变经”部分（“正经”之外即为“变经”）则是周懿王之后王道衰微的产物。但王道虽衰，王泽未泯，人尚知“发乎情，止乎礼义”。郑玄说： “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诗谱序》）。这两次，无论哪一次编辑，其目的都不在“诗歌总集”，而是认为：一部《诗经》所体现出的就是“王道”与“王泽”，它是人间一种正气、真情的荡漾。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大意义。

但正、变的观念，在现存《诗经》文本不是太明显的，比如在“正风”中的《关雎》《汉广》之类，如果不是《诗序》的导读，我们根本看不出与《溱洧》《蒹葭》之类有什么区别来。因此现在大多数学者不相信也不采用这种说法。一般认为这些诗有两个来源，一是“采诗”，即由官方派出的专门人员从民间采集来的诗；一是 “献诗”，是公卿列大夫提供的。这些诗汇集到了周太师那里，被编成了诗集。但无论是“采诗”还是“献诗”，同样其目的都不在“文学”。采来的诗，要由太师配上乐，演奏给天子；公卿献诗，也是要工师们演唱给天子的。这是当时的一种制度。“采诗”是为了观民风，知得失；献诗是为了规谏王者，补察时政，都是有政治功利目的的。

在春秋时代，列国间就流传着一个《诗》的本子。当时赋诗、引诗之风盛行。在外交场合上，各国诸侯和使臣为了政治目的举行聚会，往往要赋诗言志。似乎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都可以在诗礼赋咏中不知不觉地获得解决。如《左传·文公十三年》：

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在这里，双方似乎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实际上在《诗》礼往复之中，暗自交锋了两个回合。郑国要和晋国修好，希望鲁文公辛苦一趟，到晋国去说情。赋《鸿雁》诗，义取诗中“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两句，意思是要鲁国可怜他。季文子代表鲁文公赋《四月》，义取篇中“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几句，意思是说：文公远行跋涉，太劳累了，想回家。这等于拒绝了郑国的请求。郑国的子家赋《载驰》之四章，义取“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两句，意思是：郑国是小国，有急难，不找鲁帮忙去找谁呢？这简直有点跪下来哀求的意思。季文子赋《采薇》，义取“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二句，意思是：好吧，就为你再辛苦一趟。“诗拉沓称引，各个不言而喻，而当时大国凭凌、小国奔命之苦，凄然如见”（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各国使臣赋、引诗篇，基本上都集中在《周颂》“二雅”“二南”“三卫”中。《左传》记载赋诗引诗约一百八十余次，就有一百五十四次在这个范围内。这反映了当时通行的《诗经》本子的内容。虽然也有偶及《郑》《唐》《秦》诸国风者，但属特例，因为《郑风》只有郑人赋，《秦风》只有秦人赋，《唐风》是为晋人赋（请参考《冈村繁全集》第一卷《周汉文学史考·〈诗经〉溯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这个范围，既不是“正风”“正雅”所能包括，大多也不在“变风”“变雅”之中，那这个本子是什么时候编辑的呢？我们认为这个本子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时代的产物，不可能产生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从平王的历史角色与东周之初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上看，这样平王时编辑的可能性就最大了。在历史记载中，平王是一位未见有任何政绩的平庸之君。但汉朝的大儒郑玄在《释废疾》中却说：“平王新有幽王之乱，迁于成周，欲崇礼于诸侯……”郑玄这话应该是有根据的，而且也符合逻辑。孔子曾提到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据郑玄说，太师挚是周平王时的乐师（参见班固：《汉书·古今人表》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91页）。由此看来，太师挚就是春秋时通行的《诗》本子的编辑者。他把《关雎》放在首，目的就是要讲“后妃之德”，让人们汲取西周因后妃亡国的教训。他把“三卫”的诗编进来，是为了彰“卫武公之德”，因为“（卫）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史记·卫康叔世家》）。卫武公东迁春秋时，各诸侯国的乐师手里，都保存着通行本没有的一些诗，如鲁国乐师保存的诗乐就比较多，只是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因此未能被广泛引用。

关于《诗经》的最后编定，我们看到最多的记载是“孔子编诗”说。这几乎是汉代人的一个共识。如《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是说，孔子那个时候见到的诗有三千多篇，其中有相当多是重复的，还有些是残篇断简无法演奏，不能用于礼乐的。孔子一是“去其重”，把重复的、大同小异的去掉；二是“取可施于礼义”，将能用于礼乐者取出，如此而得者不过三百余篇而已。关于这个记载，后来人怀疑者甚多。唐初孔颖达在为“五经”作疏的时候，就指出孔子删《诗》之说“未可信也”，原因是“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毛诗正义·诗谱序书》）。现在一般教科书上，基本上采用了孔子不曾删诗一说，认为《诗经》与孔子没有关系。

其实就算从常识上来说，我们也会觉得孔子把三千多篇删得剩了三百多篇是非常不可信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古代文献是非常热爱和尊重的，怎么会如此轻率和潦草地对待古诗呢？删除十分之九，这哪里是保存典籍，那不是在毁坏典籍甚至毁灭典籍吗？其实这件事，我们可以从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方法中得到佐证。刘向、刘歆父子当时校刊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每校一部书，都要写一个书录，把校刊的过程记录下来。在他们的书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校《管子》，原来有四百八十多篇，最后只选定了八十多篇，把大量重复的文章去掉了；校《荀子》，原来是三百多篇，把重复的二百多篇去掉，最后只剩了三十二篇。《荀子》三百多篇删定到三十二篇，也是剩余十分之一，删去十分之九，这与《诗经》的比例相当。焉知孔子删《诗》，不也是这么回事呢？汉代王充在《论衡·正说》中就说过：“《诗经》旧说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删去的，只是重复、芜杂的内容。

结合孔子的经历，我们或许更容易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孔子曾游历各个国家，在游历中，就有意搜集各个国家所保存的《诗》的本子。将各国的《诗》累加起来，自然有三千余篇，而其中绝大部分是重复的，甚至同样一首诗，以用词用字甚至文句上都有不同之处，而且归类也很驳杂。他去掉重复的篇目，去掉芜杂的表述，并将剩余的三百余篇各归其类，使“《雅》《颂》各得其所”。这从情理上来说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有人说，《诗经》应该是鲁国通行的本子，在孔子之前早就如此了，吴季札入鲁观乐时，孔子尚少，而他所看到的本子就是这样了，因此《诗经》不是孔子编的。但我们看到，吴季所见到的本子《国风》的排序是：《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曹风》，与今天见到的本子不同，而且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来排序，似乎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今本——经孔子整理过的本子就不同了。它的排序是有理可循的。孔子的重新整理，对《诗经》原初的本子做了历史性的思考。首先他考虑到的是春秋时代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即王权的丧落与霸权的兴起。平王时的本子，是“天下有道”时编定的，这不能动，故《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的次序不变。“三卫”以下国风的排列，先列《王风》，以示王国虽微，其名犹存，世犹尊之。接着以《郑风》次之。《郑风》次于《王风》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是因为郑是春秋时代首先兴起的霸权国家。《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而隐公元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郑国内部发生的兄弟争地的一场大战。战争以郑庄公胜利告终。从此之后郑国日强，郑庄公于二年伐卫，三年侵周，四年抗宋、卫、陈、蔡联军，五年败燕师，伐宋入其郛，六年侵陈，九年又以王命伐宋，十年合齐、鲁再次伐宋，十一年会齐鲁灭许，鲁桓公五年大败周、卫等五国联军，六年救齐而败北戎，十年合齐卫伐鲁，十一年与齐卫宋诸国结盟于恶曹，几乎成为霸主。史家称“郑庄小霸”（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郑庄小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随后霸业相继而兴者是齐桓公（此前有齐僖公小霸）、晋文公、秦穆公，故诗以齐、晋（《魏风》《唐风》）、秦数国之风相次。《秦风》以下《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风，则略依其地及影响之大小而附次之，不见得有什么严格标准了。《豳风》附于最后，可能因豳在周时已非国名，只是一地区而已的缘故。

总之，在经过繁杂的整理工作之后，孔子编订出了《诗经》一个较为完善的版本。而经过了孔子的删定，《诗经》作为“经”的地位也才正式确立了，孔子所做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让《诗》经典化的工作。当然从战国各家的引诗情况看，可能孔子之后，还有不同的本子在流传，只是后来被孔子编订的本子给淘汰了。

孔子编《诗》，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一项蕴含着巨大文化意义的事业。在孔子看来，《诗经》是以周代文化为基本内容的华夏传统文化最可靠的载体。周文化是在对夏、商文化的继承、损益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这种文化以礼乐文明为主体，以人伦道德为核心，呈现出了温情脉脉的特点。但春秋时代，这一文化传统在礼崩乐坏的潮流中面临断绝时，孔子自觉地肩起了“复兴礼乐”与“承传文化”两项巨大的使命。他一方面建立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使这个经过数千年历史洗练的文化传统能得以延续；一方面则积极做着正兴礼乐的努力。而这二者在《诗经》的编定中获得了统一。《诗经》的编定，是奠基这个“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最重要的一步工程。《诗经》不同于《书》《易》的庄重与神秘，也不同于《礼》《乐》的制度性与目的性，它是民族心灵世界的自觉表达，运载着民族的情感、精神、气质、心理、意识、观念、思想、价值判断等一切内在于人的东西，是民族文化精神最具体、最形象、最深刻的展示。在中国文化的承传中，它不单纯可以传递一种文化知识，而且还有“兴、观、群、怨”的功能。它凭着一种情感力量，能唤起华夏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调动起群体的民族情绪，使华夏文化以鲜活的状态影响多种文化群体，使之接受这一文化体系，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同时，《诗经》又是一部乐歌总集，是复兴礼乐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