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星

“一带一路”文化视野中强化中国电影文化辨识度的意义

周 星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文化促发力给予中国电影发展新思路：扩大观照视野、交流促进理解、坚守本土特色、强化国家影像辨识度。文化决不能简单屈就市场而应当促发市场生机，本土价值观与文化特色不能弃置不顾，简单追逐外在技术与类型不能获得长足发展，强化民族特色与乡土意识对于成熟的国家电影意义重大。知晓世界更要知晓自身文化艺术的优势，新的借鉴是坚守自我和强化主体艺术与价值观，营构具有鲜明文化辨识度的电影艺术大景观。

“一带一路”；中国电影；文化视野；文化辨识度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创新认识电影发展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相匹配的思想创新成果不断展示在世人面前，并且获得全球的认可，这其中，“一带一路”建设策略的提出和推进最为令人鼓舞：经过三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上升为国际共识，收获了一批重要的早期成果，已经成为各方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和积极参与推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成为迄今最受欢迎、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1]而我们的电影也需要介入这一国家战略的大布局中加以扩展。中国电影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最初的阶段，即从固守国内，到期望走出去，再到思考如何以自身优势与世界交流并获取认同的阶段。走过模仿之路、走着市场之路，更焦虑如何走过艺术文化的影响之路时，我们迎来呼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好时机。这是一个新的面向世界和提升自身的机会，中国电影需要站在这一基点上来重新审视其历史和现实。其实，“一带一路”是一条注重交流而不是主观设定和闭目塞听的路径，是一种面向更多世界寻求认同的文化，它需要我们以宽阔的视野来实现自身的跨越。

在此背景中来看待，中国电影必须跨出相对自保的路径而进行更为开阔的创造思考。如果说它当初为了市场需要而不断屈就现实市场趣味而学习好莱坞、揣摩受众娱乐感知还有其生存第一的某些权宜合理性，如果说面对技术主义和续集创作不断轰炸的好莱坞创作以大片认同和创造来保持抵御的阵势也是时代使之进行的必须追求，如果说为了实现世界第二大市场向世界扩展而力求文化传播的拓展需要“走出去”一度热闹无比也有壮大影响的需要的话，那么，都多少限于忽略自身文化品质去依赖外在和屈就物质存在和数据的缺憾，这样就难以为继。文化品质来自于内在的文化精神，而平等地展示自身与冷静地看待他者，以沟通交流来审视自我的长短处，才是文化自信自立与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的正确态度。对于近期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热映的意义，美国外交网站2017年7月8日的文章是这样评价的：“在象征意义的层面，其让人们看到印度电影通过与中国加强融合而取得票房成功，也能够推进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目标实现。”[2]于是交流沟通的命题凸显在中国未来电影发展的任务之中。这正是勾连“一带一路”的文化追求中交流高点认识的基础。因为无论是怎样的文化交流，都需要思考兼顾几个因素：自身独特性所在；国际认识认同的基础；可以交流借鉴的沟通话语；高于现有存在的文化追求意识等。这正是我们对于国家倡导“一带一路”给予文化交流的巨大魅力所在。尽管在习总书记所亲自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具有不可分割性，但文化的影响力却还需要更为开阔的眼界，也必须更扎实地行动。电影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可以施展的所在，但根本的还是以自身基础开始拓宽发展，并且扩大交流，增强借鉴创造所需要的认识。

当我们呼应时代热点，将“一带一路”建设与电影加以联系时，实际上已经站在互通互联的时代高度上了。“一带一路”建设策略以国家倡导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1]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是一种开阔的思路，撇去简单的防御或者强制性地走出去，站在国家战略高点来实施文化的传输和联系，会更好地将中国电影置身在非单一的和好莱坞或者一对一的文化比照上看待的层面。文化交流通达处是情感和人际群落的感知，绝非单一性所能概括的。“一带一路”是立足历史传统而创建的现代国际交流途径，汇集世界也得到越来越大的呼应反响；对于文化的“一带一路”建设思路，则要同时惠及世界和周边，也反转来提升我们的文化视野与开阔眼界。中央对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立足中国而影响世界的认知，同样适应中国电影。这里的电影跟进“一带一路”建设则首要是立足中国电影的现实，但需要有本土意识的升级版，即我们所持的艺术观念要是能走出去的，是要思考交流需要的。以往的走出去带着主观意愿，把自己的作品或者产品拿出去试图让异域接受，或是拿在本土受未受到欢迎来确定人家接不接受，或者拿着人家比如好莱坞的标准来选择和造就具有适应性的作品，甚至急功近利地去取舍，从合作推销到使用人家创作者到联合制片再到《长城》这样的规模化深度合作，招数都有了，似乎都没有奇效。其实“一带一路”的升级版思路之一就是与周边地域文化影像上知晓认知互相理解而获得情感上的交流。比照来看，美国的《速度与激情8》在中国首周3天8.59亿元人民币，远超同期北美票房，放映几天就突飞猛进，最终令人惊讶地实现26.69亿元的收入，占据全球过10亿美元的近一半。显然是其品牌已经为中国年轻人的情感接受也有影像上的亲近熟稔。回顾历史，当年东南亚华语电影的风行，自然是有其情感上的接近和需要。问题在于需要你自有的可以被了解交流的东西，自身没有确立文化的独有性，则未必是可以惠及他国的，恐怕是自己持续发展的尊严都无法树立。而观照世界的价值是确立自身更扩大沿线影响。只有交流才能看到远比概念深入的实际内容，也只有交流才能看清自身的优劣得失。比如，在对于印度电影的认知上，一般人们都简单地拿以往的概念来认识，“今年5月，巩俐在戛纳电影节上说：中国的电影市场不能像宝莱坞，只顾自娱自乐。这话要是搁在几年前，可能在理。可惜，时过境迁。”[3]但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亚洲文化的交流性增强时，我们发现了远非其所言的。我们拍《功夫瑜伽》因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印度电影载歌载舞形式的吸纳获得了国人心理定式的呼应，但实际上深入了解印度电影时，我们发现了人家坚持自身的独特的载歌载舞的形式，的确也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但《摔跤吧爸爸》的到来却让我们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印度电影固然歌舞还是常态，而未必全老套的优秀创作远超我们的想象。以往所谓印度电影又唱又跳的调侃不再，励志的叙事和坚强的奋斗精神让我们感动，豆瓣评分获得少有的超过9分的极高评价，超高票房居然接近13亿元人民币。显然这一案例说明，互联互通的价值就在于知晓、了解、理解、认知和获得情感接受，既然印度电影可以如此被重新被认知，中国电影急需要更多地为世人知晓，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电影的“一带一路”的观念发展需要得到强化。

二、电影需要强化文化辨识度

“一带一路”给予的启发是各国都有自身的自有特色，你要保持优势特色而得以传播独特性，也需要具有感染力。而当打开视野来反观中国电影，一个严肃的问题便凸显而出：你凭借什么来立足世界？以为左顾右盼地仿造好莱坞而期望获取市场显然失败；以为从类型片中造就出通向世界的影像的企图也成功很少；以为根据粉丝年龄和趣味去俯就的拍摄却难以为继；而东鳞西爪地偷艺拼接的作品，根本得不到人心的认可；至于翻拍题材与借国外导演来试图走出国门的创作也未必多成功。这时，自己是什么的问题就无法回避。站在什么角度都不如站在真切的自我认知角度来得纯正，自我的犹豫不定、疑惑自身价值、东施效颦的失败率几乎是铁定的。没有自身的一体性，没有本土的精神气质的电影，总不是中国电影的追求目标。越是在国际化和扩大交流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电影就越需要有恒定心，无论如何去追随世界潮流，都不可丢弃自己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也不能丢弃自己的文化细节，由此才能因其具有文化的辨识度和特色显现而得到尊重。

不妨再换一种亚洲电影来比照。伊朗电影的自足性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比如艺术追求的本土性，质朴的创作特色等。从理论上看，作为政治上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对付的伊朗，难以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但在电影上却不然。2017年第89届奥斯卡奖授予伊朗电影《推销员》最佳外语片奖，而导演法尔哈迪则第二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此前他执导的《一次别离》曾在2012年获得奥斯卡提名与获得金熊奖。这时候其电影文化的品性和个性魅力就凸显而出，人们评价伊朗电影给中国导演上了一课：“无论如何，伊朗电影这些年在国际影坛上的表现非常抢眼。除了奥斯卡奖、金球奖等，伊朗电影还是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国际A类电影节的常客，深受各大奖项的青睐。”[4]作为这些电影节常客就因其具有独特性的吸引魅力，从评论家观察的角度看也许更容易看到问题的关键：评论家陆支羽看来，“他们并不仅仅只是靠题材取胜，而是在剧作、情感、技巧、表演上都极具伊朗特色，且创作能力都非常值得肯定。”同时，伊朗电影也切合目前电影创作的国际潮流。而影评家韩浩月表示，现在影坛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对商业片的厌恶，而伊朗电影的人文气息很浓。[4]伊朗特色已经为人所知，人文气息正是伊朗电影本有的一贯追求，事实上这些使得伊朗电影具有不受外界诱惑而令人倾慕的艺术魅力，其成为上述电影节常客就是合理的待遇。民族自信的追求，其实是需要恒定的价值观和自然的本土特色的把持；始终在摇摆不定地追风逐浪，以为这就是现行风尚，却不知古人早有邯郸学步忘乎自己的警示教训。其实没有定律的电影会造就没有定性的观众，似乎奇怪的是印度电影观众是中国的一倍，而银幕才有我们的三分之一，观众拥戴的是形成影响力的自身习惯。人们提及最近关于《功夫瑜伽》《大闹天竺》等的印度元素凸显，前者显然不错，但也其实意味着我们长于吸纳却也容易趋附而失去自己的本色。但随性而改的观众并非不会欣赏有特色的影像，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其实必须正视其主流形态的感召力，国家意识的鼓舞精神和对于人的追求不懈的观众情感认同，因此该片自然大获全胜，在中国居然就获得12.95亿元票房，而投资据说只相当于9600万人民币，在全球获得的票房达到3亿美元。就世界角度来看中国电影的影响也许是令人遗憾的：“从近两年的数据来看，目前印度电影的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且在北美和英国的影响力高居进口片第一。以2016年的北美市场为例，在票房过100万美元的46部外语片里，印度电影就占到29部，中国电影才只有3部。而在TOP10的榜单上，印度电影更占据了6席，第一名就是不久前在国内热映的《摔跤吧！爸爸》，中国票房最高的《美人鱼》也只排在第7位。印度的海外票房已达到了本土票房的10%—13%，而中国平均每年只有5%左右，中印电影的出口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3]在印度电影的出口优势面前，除了语言外,其独特性无疑是值得中国电影反思的，事实上，企图按照世界潮流去露脸，混同于一般的所谓世界性，往往适得其反。

我们需要反思近年中国电影发展是不是一味推重市场而忽略了这应当是建立在艺术文化传统保有基础上的市场适应，是不是过于强化了外在的“适应时代”而降低了内在的精神强化，是不是把向票房高的和观众猎奇推高的不断变化的商业创作当成范本，而忽视了自己的特色和气养所能产生的源源不断的新鲜样态。总之，当我们随波逐流的时候，一时成功却可能长远失去优势。而电影发展的时代命题与受众期望，都应聚焦到文化品质上来。千万不要以为追求文化就失去市场，恰恰是良好的市场需要良好的文化来打造。而一个国家的电影必然需要自身的文化辨析度来显示自我的独立价值，只有市场和追随他者随波逐流的电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具有独立性的电影。站在这一角度看，中国电影似乎还有需要反思的许多观念。

必须强调，电影，都是因为自身具有某种特质，而得到惊讶的眼光。早期超出国境被世人关注的电影如《渔光曲》自是独特的中国人生活体现。《马路天使》《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世界电影节高度的赞誉，被称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先驱，就因为其对于当时人们生活遭际和东方人情感表现的深度。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些创作多得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电影节的肯定，也是因为其有新生活的鲜活性。从电影节大致可以透视文化认知度的高下，在影像文化呈现中，中国电影的被认知是可以得到比照的。一般认为威尼斯、柏林和戛纳电影节各有各的特色取舍，但近一年世界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都没有中国电影的踪迹，至于第67届柏林电影节中国电影则完全缺席。只有第73届威尼斯电影节也只是在主竞赛之外的地平线单元，有王兵的《苦钱》得到最佳剧本奖，最好的也只是70届戛纳电影节将最佳短片金棕榈给予了邱阳的《小城二月》。无论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近一年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节的不得宠是明显的事实。我们首先要归之于文化显示度的问题。在中国电影规模化走向世界电影节的时代，文化的张扬和个性十分明显，从欧洲三大电影节为主要场域的获奖状况，可以看到我们的辉煌时刻都有其文化激扬的原因。比如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续不断的获奖中，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1989年吴子牛的《晚钟》获第39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银熊奖；1990年谢飞的《本命年》获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张艺谋的《菊豆》获国第43届戛纳电影节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1991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1992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获第1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和“最佳女演员奖”；1993年谢飞的《香魂女》和《喜宴》同获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宁赢的《找乐》获第43届林国际电影节新电影论坛奖和特别荣誉奖；这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获法国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和国际影评联盟大奖；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获英国影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1995年李少红的《红粉》获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优秀单项奖视觉效果“银熊奖”，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第4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技术奖”、获美国全美影评人联盟年度格里菲思电影奖“最佳外语片奖”和美国第61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年度电影奖“最佳摄影奖”，张艺谋的《活着》男主角葛优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1996年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69届奥斯卡摄影奖提名；严浩的《太阳有耳》获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评论协会奖”和最佳导演“柏林银熊奖”。在那样一个国际获奖频仍的年代里，中国电影的独特标识高扬在胶片世界里，世界重要电影节有没有中国电影加入是值得关注的要事。文化的中国在影像中带着东方世界的文化符号哪怕是被一些人阐释为伪民俗等等，却的确是带着文化和地域的特色洋溢优势。显然，在第五代和一些第四代导演的电影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接续不断地在三大电影节中获奖的年代，也是中国电影文化追求显赫的时期，显然当下的电影文化在市场化追求中显得有些偏颇。文化标示不仅是曾经在世界电影中独树一帜的武侠电影，还有诸多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生活故事。可惜，市场为大的时代，却被一个潮流带着新的潮流的类型云集，失去了文化风采和个性激荡的特色，这就是中国电影需要警示而改变的要害。

三、民族品性与乡土意识的重要性

关于“一带一路”的文化话题，必然关涉沿线的文化交流，而需要进入我们的视野的是如何感知交流的基础，自然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坚持特色，也需要尊重特色，而交流正是以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独具一格的本土风情来相互感染的。中国电影也理应如此。考察2016到2017年的电影，几部独特的文化呈现的创作令我们关注，似乎中国电影在整体上追风逐浪却姿色平平时，依然有独特表现的创作，一部《师父》将传统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和表现进行新的挖掘，冷兵器时代的心态、决斗和时代暗影交织在一起，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天津武林深藏不露的风俗。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武侠创作延绵不绝，需要打破某种成规进入更为深邃的境界，《师父》做了新的开拓，但依然是中国的风习和文化气息。而《长江图》的冷静中的诗意，现实化后面的人心高深莫测，冥冥之中的男女心灵推手般的探寻，虚无迷茫却触手可及，一条中国文化指向性的长江，蕴含了历史深处的哲学意味和人际思索，显然是文人性的东方意味的影像投射。《路边野餐》的现实性笼罩一切，但文化上的思索却含蕴其间，孤独与萧索居然可以在寻找的途中形象地抓取你，置身其间的感受难以摆脱，湿漉漉的乡野和湿漉漉的情感充满而来形成地域的乡土的质感，电影完全进入人的粗糙的世界和细腻的身心体验混合的境界中。《返回·狼群》的故事完全是记录当下人的事态人心的，在都市生活的画家，为了挽救一个狼群的遗孤，不惜重返若尔盖草原保护区，将受到保护接近人类的幼狼野化后让它返回狼群，在一个记录性的故事中，其鲜活的情态不仅将人和狼的稀罕影像捕捉到位，人和动物世界的复杂关系不动声色地被展示出来。中国有识之士对于和谐自然与人家情感的认知，与依然蛮荒残暴的可怕社会一角交织在一起，自然保护与自然伤害的混淆，让电影具有当下鲜灵的状态呈现。许鞍华的主旋律创作令人意外，《明月几时有》的生活情态，使得东方主题具有了稀罕的内地和香港地域的的结合，战争与生活的冷静处置，革命与乡土风情的浑融一体，彰显着不同以往的抗战故事风貌。可以说，超越了简单的娱乐欣赏，上述这些电影都具有文化精神的投注，而创作原本就是地域风情与国家文化在内涵中的展现。上述这些近年的出色作品，不能忽略其本土基础的乡土意识，即基于这一块土地上生存的生活遭际、情感波动、记忆思索和真切体验的精神世界。乡土文化就是自己国家中的一种文化积存，取自于生命成长的环境，眷恋于生活的点点滴滴，汇聚而成思索的艺术聚焦。没有乡土存念的电影就只能是短暂的娱乐游戏和玩闹体验，既不能打动人心，更不会留下记忆的美好存念。

中国电影需要保持自己的独一无二性，在题材选择的趋向性、情感展示的东方色彩、故事生存的现实土壤印记、叙事方式的人心亲近性以及乡土精神的无可替代上，必须发扬自有自信的传统。在越来越多和西方靠拢的太空世界、梦幻玄幻题材选取的时候，我们的本体文化精神和乡土意识呈现出流离失所的状态。没有根的故事、无稽之谈的玄幻固然能产生一时的新鲜感，但得以吸引世界的还必然是其独特地域的生活景观和精神生活的表现。还是以案例来说明，若干年前日本的获奖影片《入殓师》获得第81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就是讲述一位日本刚入道的新人入殓师，在其职业的执守过程中，发现了周围美好的情感世界的。依然持日本电影沉静悠缓的风格，却深入表现了人心底的眷恋爱戴的精神。去年创下观赏人次记录的韩国电影《鬼乡》，对于历史上的慰安妇的表现，深深打动人心。其以真切的历史、不忍回顾的伤害，揭开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对韩国人民内心的痛楚的叩击让观者感同身受。伊朗获得金熊奖的《一次别离》，在似乎简单却充满生活艰难矛盾困惑的情境中，展示了伊朗人民生活心理的复杂性，将其简单至极的宗教信仰的细微之处展示出来，而这正是这个国家的风貌之一。2010年5月，戛纳电影节上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电影《日照重庆》未能获得奖项，而泰国电影《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战胜戈达尔、北野武、阿巴斯的电影夺得金棕榈奖，该片充满了泰国电影神秘的人与鬼魂相通的气息，这也是泰国电影常见的一种表现。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致辞说感谢泰国的“文化积淀”将他带到了戛纳，所谓文化积淀也就是泰国的文化习俗。至于2001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印度电影《季风婚宴》，将一场婚宴前后各式人等的复杂心态表现得栩栩如生，印度人际生活中常见的家族关系与不为人知的隐秘都被暴露无遗。

比照而论，当下中国电影更需要增强自身的民族文化与乡土意识表现，在“一带一路”电影文化的行列中凸显我们曾经有过也继续延伸的文化精神。实际上，我们有过多重形态出色的世界感知的影像形象，而民族乡土的世界认知也并不缺乏：在《神女》《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早期创作中，中国人的家庭伦理情感与现实悲剧遭际，构成了人在社会境遇中的悲剧呈现，直击下层人民的苦难，掏挖内心凄凉感，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而《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等艰难生活中的小民鲜活的个性展示，深陷不良环境却总能自我排遣的喜剧性表现，构成悲喜剧交织的中国电影描绘现实的一种特色。从《小城之春》到《乡音》《归心似箭》《城南旧事》《边城》《那山那人那狗》等创作，特别凸显出民族诗意内心的特质，注重心理生活，期望美好的散文化诗意，以情感的东方化与人性深处的可望不可求的压抑与自我排遣的升华，构筑出东方性的抒情样式。《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等载歌载舞的喜剧形态创作，曾经风行一时，至今仍然让新观众津津乐道，因为即便是在政治压抑的年代，情感表现和时代的巧妙融合，使得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能够让大众欢悦接受。而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电影更是源远流长，从早期电影人的《桃李劫》《渔光曲》，到第三代电影人的《林家铺子》，再到改革开放开始复苏的《邻居》《野山》《人生》《老井》《背靠背脸对脸》，以及新一代电影人的《小武》《十七岁的单车》《苏州河》《过年回家》《二十四城记》等，构成中国电影重要的创作存在，时代变迁和人心波动的微妙性，为历史留下了一批难得的精神文献。而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横空出世，以中国人开始舒展身心以影像展示生命力的激情，造就了更为开放大度的电影创作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一个与八个》《黄土地》等开启影像造型世界中国气势的创作，一度让世界影坛刮目相看，那种面向世界学习影像语言，又极具中国极致化追求的创作，将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实践推向了新的境界。而中国还有艺术化的少数民族电影，《婼玛的十七岁》《图雅的婚事》《黑骏马》《塔洛》《静静的玛尼石》等，向世界展示了多样化民族电影的艺术力量。至于在独特的中国制造的主流形态创作中，也有不俗的影像创造，近年的《湄公河行动》等，国家意识与公民生命维护的意义也已进入其深层把握中。有过良好传统的中国电影，也具备着创造世界电影的中国景观的条件，但比起以往一些阶段的整体艺术追求并且形成中国特色潮流而言，近年却是一些个体的自我创作偶尔露出峥嵘，其主流形态的艺术和市场得计的形态，都难以成为具有世界电影文化竞争力的对象，这显然值得思考。

多元形态的中国电影就要打破简单单一的市场环绕的追逐，千篇一律地赶潮流不是良好的创作局面。鼓励各种形态、不同机构，尤其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创作和不同创作者的个性创造，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光彩才能够呈现。在比照中，我们需要注意，比如印度电影其实是一个多样性的存在：“印度电影不等于宝莱坞！除此之外还有托莱坞(Tollywood)、考莱坞(Kollywood)、莫莱坞(Mollywood)和桑达坞(Sandalwood)。宝莱坞是位于北印度孟买、印度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其生产的影片每年大约占全国票房的43%，而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大部分出自于此。但其他的四大电影产业基地均位于南印度，其中考莱坞和托莱坞也各占近20%的市场。”[3]事实上,美国电影也不简单等同于好莱坞，而中国电影原本呈现出不一样的创作风采，在上影、北影、长影竞相创作的多样化优势呈现的时候，电影文化的特色就丰富多彩，而西部电影的兴盛一时也是我们叹赏不易的。

无论就市场规模还是文化积存而言，中国电影的世界形象都应当特色鲜明，中国电影依然需要自然地呈现风貌：包括来自于我们多民族聚合的宽容大度的品性、坚忍不拔的精神、注重人伦情感的优美责任、抒情浪漫的精神气质、与自然相融和谐一体的本性等，都需要更为多样的表现。而注重现实世界的人生描摹的现实表现电影，具有东方风情的诗意抒情内敛的情感表现电影，具有柔中带刚应世态度的创作，尤其需要加以展示。我们不乏题材的多样性，也不缺生活向上的丰富性，文化深处诸多的审美传统取之不竭，现代人生的开放视野越来越宽广，多民族瑰丽的精神情感差异性更具有表现素材的优势，中国电影的特色和五光十色的创作局面一定会到来。

(责任编辑 彭慧媛)

[1]“一带一路”三年，“五通”走了多远[N].光明日报，2017-05-13.

How far Have the “Five Channels”Gon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GuangmingDaily, 13 May, 2017.

[2]美国外交网站.中印电影合作可实现双赢[N].参考消息(转引)，2017-07-10.

US Diplomatic Website: Sino-Indian Film Cooperation Can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ReferenceNews,10 July, 2017.

[3]《摔跤吧！爸爸》战绩神奇 “宝莱坞”成为中国资本追捧的下一座金矿？[EB/OL].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3,20170526742110298.html.

DangalHarvests Magic Box Office: Bollywood Becomes Next Gold Mine for Chinese Capital? http: //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3,20170526742110298.html.

[4]聂宽冕.伊朗电影给中国导演上了一课[N].北京日报，2017-03-03.

Nie Kuanmian, Iranian Film Gave a Lesson to the Chinese Directors,BeijingDaily, 3 March, 2017.

About the author: Zhou Xing, Professo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or of the Asian and Chinese Film Research Center, Director of the Commission of Teaching Instruction on Film and Tele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 Film Festival, Beijing, 100875.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Film in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ou Xing

The cultural thrust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new idea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s-we should expand our vision,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adhere to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films. Culture should not simply yield to the market and should boost the market vitality. The mere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technology and type cannot bring the enormous and everlasting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s fil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is of such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ture national films that we should by no means disregard local values and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not only try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the world culture, but also know the advantages of our own culture and art and adhere to our art and values to build a film art with distinctive cultural identity.

“Belt and Road”, Chinese film, cultural vision, cultural identity

2017-07-12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J902

A

1003-840X(2017)04-0128-07

周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戏剧影视类教指委主任，大学生电影节执行副主任。北京 100875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4.128

引言:本专题是基于第24届大学生电影节与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分会场学术研讨会精选而出的文字。本届大学生电影节唯一在京外举办这一场学术研讨会，就是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开拓亚洲电影认知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是大学生电影节对国家文化战略的参与以及对于云南在西南边陲联系亚洲电影重要地位的凸显。无疑，三方商定开设“‘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民族电影发展”论坛，正是将电影与“一带一路”建设策略相呼应。论坛邀请7位在各自学术领域中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进行主题演讲交流；而本届论坛发出研讨邀请，共征集到论文、提纲和摘要100份(含英文论文)，经论坛专家组评议确定47篇论文、55位作者前来参会。依据主题需要，从研讨发言作者中择选出几位青年作者的论文与本人的文字一道，刊载于此。其中既有对于丝路题材电视纪录片的全面梳理，显示记录形态影像在文化上表现“一带一路”题材早有积累的成果；也有云南地域表现的民族电影的既往历史呈现的回顾分析，证明这块土地无论是迷人的水土山川还是多民族生活的绚丽多姿，都具有影像表现的魅力；关于他域电影的研究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本专题选取了印度电影作为研究的案例，展示出不同文化在影像中的特殊性，也对我们开拓“一带一路”电影多国研究具有指向性价值。本人的文字则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文化促发力给予中国电影发展新思路：扩大观照视野交流促进理解，而简单追逐外在技术与类型不能获得长足发展，强化民族特色与乡土意识对于成熟的国家电影意义重大。

研讨交流有着许多收获。“一带一路”建设策略的制定具有深远意义，而其中亚洲作为文化历史悠久与文化多元性的聚合所在，在电影文化相关于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族个性、不同语言的差异等方面，呈现出不一的状态。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始终存在，并且有着相互的影响。无论是差异还是彼此联系，都难以割舍需要自然增强的跨文化交流愿望；在一个大陆上的文化或者明显或者潜藏的关系中，都有着更为迫切加强本地与他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跨越对话的契机；作为地球村，在互联网时代不同文化的碰撞加速的过程中，跨越文化的交流、碰撞、冲击和吸纳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从文化上看，哪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但和西方文化景观相比，其不同显然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方在情感表现和文化质地上都更为差异明显。在好莱坞一统天下难以抵挡的背景下，各国电影依然有各自的招法保持自身的存在，这尤其是在亚洲电影中显示得更为明显。在亚洲，伊朗是自足社会，不担忧好莱坞规模侵入，但依然不断在世界电影界包括奥斯卡奖中获奖；在印度，自有特色的本土电影占据着受众主体而保持独特市场；在韩国，以吸纳和坚强的本体创造力，造就足以和好莱坞抗衡却又开放的电影格局；在泰国，民族性的类型也自成体系而获取一定的受众；在日本，电影的风格独特性造就了早年黑泽明获得最早的世界电影节奖项......我们期望透过这一专题促发人们更加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策略的影像表现，增强对亚洲电影在自身文化多样性和东方特色的表现上的认知。通过这次学术研讨，我们尤其要意识到：面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文化建设，中国电影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光十色的各国影像展示在面前，并且这种交流将越来越频繁，促发中国电影多样化呈现自身优势特色的要求越来越急迫。在不同时期，我们曾经有过奉献世界影坛的各种佳作，尤其是改革开放展开的岁月里，第四代、第五代电影人批量化地创作出世界重要电影节的获奖作品，人们惊讶中国电影的独特性和文化质量，也为有中国电影参与的电影节倍感荣幸，就是因为其具有中国电影的辨识度。电影是一种文化产品，其承载了创造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印记，独特的影像景观才能让世人眼睛一亮。而随着市场不断扩大，中国电影需要重新亮出自己的文化成色，也需要创造出和市场与国家文化大格局相匹配的出色作品。任重道远还需努力，相信在“一带一路”建设策略推动下，中国电影的国家文化精神和多样化的鲜活创作会更加凸显在世界电影之林中。(周 星)

收稿日期:2017-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