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蕊蕊［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萧军延安时期新诗中的自我修辞

⊙杜蕊蕊［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萧军在延安时期写了不少白话新诗，并且大多记录在日记中。这些诗歌呈现或隐含着他的多重自我身份及其修辞意图。这主要表现为战士、传道者两种自我身份，以此置换令他尴尬的“边缘人”的现实身份。延安时期，这两种身份彼此联系，贯穿始终，体现了诗人萧军某种自我心理诉求。

萧军 新诗 战士 传道者

萧军的文学生涯从诗歌开始，但是，最初他专注于旧体诗创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诗歌创作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时代的影响和推动下，萧军阅读大量新文学作品，并练习用白话文写作，不仅在小说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也留下了很多很有价值的白话新歌。虽然萧军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不如其小说，但诗歌是萧军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中都未曾中断过的文学创作体裁。真，是萧军诗最突出最本质的特点。写真事，动真情，说真话。故其诗是我们研究萧军的思想、艺术观、创作个性等的重要参考资料。萧军在延安创作的诗歌或是感伤爱情，或是直抒胸中郁闷，或是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勉励，或是赞美党和战士。这些诗歌呈现出或隐含着他的多重自我身份及其修辞意图。这主要表现为战士、传道者这两种自我身份，以此置换令他尴尬的“边缘人”的现实身份。延安时期，这两种身份彼此联系，贯穿始终，体现了诗人萧军某种自我心理诉求。

一、战士、传道者形象

所谓传道者是萧军侠义精神的表现，也是其人道主义的呈现。作为一个传道者，面对艰难的前进之路他有时必须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延安时期的萧军，无论在作品中还是在生活里，他的战士形象、战斗精神都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如其在《我是大海中一块顽强的礁石》中所说：“我是大海中一块顽强的礁石，我的身虽然记留下万千的战斗的伤迹，但是那些浪群的头啊，你们要万万千地碎在我的脚底。也许有一天你们会消灭我，当我存在的时候，决不低头于你。”其战斗精神一览无余。《痛苦艰难是什么东西呢？》中“只有敢于和能够闯进明知是痛苦的阵，杀出来，再杀进去……这样才是自己的主人——征服痛苦的王！痛苦、艰难是什么东西呢？—— 一摊卑丑而柔软的泥！我将要随我的意志把它踏在脚底。”这首诗中，诗人频繁使用破折号来进行解释说明，以表示对痛苦、艰难的鄙视，凸显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同艰难作斗争的战斗精神和战士形象。为了这痛苦和艰难，萧军自知他需要坚强的意志，他在诗歌中进行自勉与自励：“我不独需要一具坚强的肉体；更需要的是一颗坚强的灵魂！侮辱、粗糙的待遇、轻蔑、误解、阻害、烦琐、缺乏……这全是磨炼我灵魂的砂！让我忍受这些砂们底折磨罢！少为自己的痛苦或快乐而思想罢！——一切为了文学，为了人。”这首短诗写于1943年7月8日。这首诗不仅仅是萧军的自我勉励，还表现出他的传道者的形象，需要一颗坚强的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文学，为了人”。虽然萧军本身处在严肃的政治氛围中，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圈都受到了影响，但是他从自身出发，由己及人，由个人遭遇上升到了全人类的高度。萧军不止一次在日记中提到自己保护者、拯救者的形象。保护、拯救，其实正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道，这个道即萧军侠义精神的体现，很多时候是为了公道，也是其人道主义的呈现。传道者和保护者是相通的。在传道的过程中，他就变成了人类的保护者。在日记中萧军经常提到做人类的保护者和监督者,保护者更多的是对于弱小者来说。正是由于他把自己放在监督者的位置上，所以对于诸多不合理的不符合自己理想的地方极容易产生不满，再加上他敢做敢为的性格，到处出头，在他对丑陋现象不满的同时，亦会惹来别人对他的不满，还落下个爱挑刺的话柄。很多诗歌尤其是表达他的战斗精神的诗歌，针对“黑暗”自己甘愿做一只不被理解甚至被孤立的孤独的狼，不愿做一只被驯化臣服的狗。《只有远望着天边的希望》中：“我的心灵被卑俗压力所击打，啮伤！我的羽毛凋零而湿落不能飞翔！只有远望着天边的希望，吃着自己的肉，渡过这等待的暗夜茫茫！我现在正像一只孤独的狼了，为了饥寒和迫害，一时躲进这可悲的山谷里，那些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猎取我了，同时还宣扬着狼底残忍和无良——非打死不可的理由。我应该从那枪火最密集的地方冲出去吧？还是自动地躺下好，去完成我的罪！他们的希望？我是狼，我是野生的狼！我不应该有狗的卑怯和训良，先爬在地上息一息，让他们去喊叫放空枪吧，我是狼，我是野生的狼……卑怯和训良那只是狗的美德，我是狼啊……”这首诗充满了心酸，萧军无论是在日记还是诗歌写作中都常常出现省略号。感叹号的使用加强了语气，省略号的使用加强了无奈之感，“我”是狼可那又怎样，“我”高贵的脾性不被欣赏反倒遭到猎杀，即使如此，“我”也要坚持做狼，哪怕是一只遭到人们厌恶的狼！《在有风暴的时候》中：“在有风暴的时候，你们到我这小小的港湾里避一避吧。现在海面平静了，挂起你们的小白帆——敬爱的人儿们，驶向你们要去的方向罢。”在萧军自己看来他经常充当避风港——保护者的角色。李又然、张仃、舒群、罗烽等人是萧军在延安时期比较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向萧军倾吐自己心中的郁闷，萧军也是有问必答，帮他们梳理思想的混乱或是创作上的问题。思想、创作、婚姻、恋爱等无话不谈。萧军对他们真诚以待，但当延安政治氛围突转，人们自顾不暇，尤其是“整风”发展到抢救阶段，人人自危，甚至出现了为了证明自己互相揭露甚至互相攻击的状况。当政治氛围不再轻松活跃时，萧军在传道的艰难道路上学会了韧性战斗，在寂寞和荒凉的岁月里，“要忍耐地一步步走过去，只有忍耐——才会战胜一切！”萧军的这一改变除了是时势所迫，与《圣经》的接触也使他在动荡的社会里找到一丝安慰。从其诗歌中可以看出，孤独的战士姿态频繁出现，所表现出的保护者、监督者的形象亦是他作为一个传道者的不同体现。

二、边缘人身份的置换

无论在受到他人礼遇之时还是“整风”之后，萧军作为非党派人士与党内人士存在分歧与摩擦，到达延安之后难以融进新的朋友圈而且与先前朋友之间又频繁出现矛盾等，都使萧军处于尴尬的边缘化的处境。在延安树敌不少，按萧军自己的话来说，“我统计着我的仇人，几乎成了九面楚歌了”。“整风”是萧军在延安的分水岭。虽然之前也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但是由于其鲁门弟子的身份在延安还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整风”之后，鲁迅传统在延安的实质已发生变化，不仅统治者强化，知识分子也主动附和，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崇尚自由精神的萧军对于政治施加的枷锁怎会甘心，然而一次次的事实说明不懂得政治难以在延安立足。萧军本身有着侠士义气、绿林情结。他的性格使他难以被束缚在延安体制下，况且他又喜欢指摘他人的毛病，常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帮朋友出头……这些行为自然会引起他人不满，引人诟病。萧军与好友丁玲的关系最终由亲到疏，虽与萧军的性格有关，但更与二者的政治身份有关。丁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要顾虑的比萧军要多。出于党的利益和党内人士身份的考虑，丁玲从最初的暴露派走向歌颂派，完成了从一个作家到政治家身份的转变。在政治圈、人事圈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萧军，用他的诗歌表达出自己在无奈中的忍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的就是战斗，无论是直接以冰刃拳脚相见，还是韧性地战斗，他都像一株坚韧的小草，在延安这块土地上默默扎根。他最擅长的便是把自己比作高傲的孤独的狼，把其他一些人比作被驯服的可耻的狗，明明是自己在延安生活中遭到了孤立甚至是群体攻击，却说自己是不断同黑暗，同不公平战斗的孤独的勇士。“被动的受难变成了主动的献祭，施加的刑罚成为自我证明必不可少的仪式”，萧军多次在日记中提到自己是被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其诗歌《一支孤独行驶的船》《不要太多的责备人》等中也时常强调自己的牺牲，其实这正是自我证明的一种方式，是处于边缘地带的萧军想要得到集体认可的另一表现。

三、结语

萧军新诗的艺术造诣与其旧体诗相比并不高，但是这是作者勇敢的尝试，新诗的思想价值是不可抹灭的，某些诗篇真实地反映生活，思想性很强，但却显得过于松散。“这样的作品有如一个面貌丑陋而心灵却伟大的女人，你可以对他表示惊讶，但爱她却是不行的”，还有一些新诗形式上比较杂乱，内容写得也太过粗浅，总体而言艺术价值不高。但其在延安时期的白话诗歌中表现出的以战士、传道者这两种自我身份，以此置换令他尴尬的“边缘人”的现实身份，对于我们研究萧军的思想却大有裨益。

①④⑥⑧ 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上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第212页，第404页，第99页。

②⑤⑦ 萧军：《萧军全集》第14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第90—91页，第104页。

③ 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⑨ 李遇春、魏耀武：《萧军1950—1970年代旧体诗中的自我修辞》，《江汉论坛》2014年第9期。

⑩ 高翔：《论萧军早期的新诗创作》，《东北作家作品研究》1984年第5期。

[1]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下)[J].鲁迅研究月刊，2004（4）．

[2]萧军.人与人间——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作 者：杜蕊蕊，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化。

编 辑：李珂 E-mail：mzxsl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