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

“第三里程碑”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互为表里

1967年上半年，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来试一试，我也准备失败。现在看来，群众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

其实，在夺权后，“走资派”已经被关起来。夺权的群众很快分为两派，两派群众由争吵、文斗，很快发展为武斗，一开始用木棍、石块，到夏天变成真枪实弹的打仗。而毛泽东还停留在原有的设想之中，认为是群众起来向“走资派”进攻。既然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向“走资派”斗争，当然越激烈越好。7月22日，江青支持、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火上加油，变成“全面内战”。9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春节前”解决了，这比他在年初的预测提前了几个月。

9月30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既然实践证明“文革”的“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就要给予理论的总结、阐述，也就是明确“第三里程碑（文革）”的理论。

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15期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伟大理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革的伟大实践，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航道，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树立起了崭新的伟大的里程碑。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1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第六稿，批示：“修改得好，可用。”

这篇社论主要内容是阐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写入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党章，写入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

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含义，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方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里程碑”唯一或最重要的标志，两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龚育之主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专门写了1万多字。因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仅提一点，笔者认为，虽然第一条提到正确处理两类不同的矛盾，但是重点在于第二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实践中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解决，将党内斗争按阶级斗争办法处理。

这个理论是对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倒退。1957年毛泽东认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正因为“文革”一次又一次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内乱。1969年春召开了中共九大，但是人们并没有“文革”胜利的感觉，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则又发生一场恶斗，1971年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不知陈伯达、姚文元等脱离实际的秀才，在他们起草时有没有想过，他们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给国家、民族、党带来什么！？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沦为阶下囚。和他们一样积极推动“文革”的那些人出狱后的回忆录中只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可是为什么不反省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

“时代”问题写入九大党章

“第三里程碑”的类似提法写入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1969年3月上旬，毛泽东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上批示：“已阅，退康生同志。”为什么退康生？因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起草党章的工作。

在1969年4月14日通过的中共九大党章的总纲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种提法又回到1966年12月16日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崭新的阶段”。仅仅名词有所不同，其实质、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即：“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紧随其后的是：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中共九大是毛泽东主持的，党章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毛泽东是举了手的。写入党章就可以板上钉钉了，载入史册。

另外，毛泽东几次审阅、修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特别增加了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虽然加上了前提“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但可以看出，他仍然认为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党纲中没有直接写“第三里程碑”，而退回到林彪所说的“崭新的阶段”呢？笔者没有找到系统的文字资料，但根据笔者对毛泽东这段思想的研究，这与毛泽东对“文革”、对“全面内战”的看法发生改变有关。

以前中共领导的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都是在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有明确政策规定下进行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与以前历次运动有本质不同之处。将刘少奇、邓小平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派了工作组，镇压了群众中有反对意见的人。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群众运动。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前面讲了毛泽东在1966年12月提出“全面内战”是指人民群众对“走资派”的“全面内战”，一直到1967年下半年他仍然这样看。1968年，他要收尾，要“从大乱达到大治”时，却发现全国“全面内战”不是他所設想的，已经变成破坏铁路、航空、公路、航运、邮电；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国家财物，抢劫车船、仓库；殴打和危害解放军，抢劫解放军武器；幕后挑动和操纵群众武斗，破坏生产；抢劫档案、机密文件；私设电台，违法广播；组织地下反革命组织，成立脱离生产的战斗队、武斗队；冲击国家监狱和劳改农场，甚至组织犯人斗看管人员；制造反革命谣言。

这时，毛泽东开始明白“全面内战”不是他提倡的群众对“走资派”的内战，而是两派群众间的内战，形势几乎失控，危及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必须解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他不能看着国家倾覆。于是，他改变了1967年对武斗支持、容忍、善意批评的态度，用越来越严厉的口气发布内部讲话、电报、文件以制止武斗，坚决制止“全面内战”。1968年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中说，广西发生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无条件交回失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文革”是由学校而起，红卫兵是“文革”的生力军。毛泽东要结束“文革”，首先从解决大学的武斗开始。他选择了首都最有影响的清华大学。派出3万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可是没想到遭到蒯大富所领导造反派的武装反抗，此事被称为“七二七”事件。

派军宣队、工宣队和当年派驻工作组的性质是一样的。这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创造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理论的失败，证明“文革”这种“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形式是行不通的。

8月23日，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起草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时，写下这段话：“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他已经承认“文革”不是“史无前例”，这是他放弃“第三里程碑”的前奏。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现在好多了。”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撤销了临时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还政于中央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除已经被打倒的外，都进入了政治局。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姚文元负责上海。江青没有具体分工，实际上是不管部长，打着“代表毛泽东”的旗号，以“保留批评权”自居，到处挑毛病，到处插手。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宣布，毛泽东认为“时代没有变”

时间过了四年，情况又进一步发生变化，“第三里程碑”的提法在中共十大上被明确取消了，或放弃了，不再提及。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做政治报告：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中共十大的党章中也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義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和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正如前面所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的时代是第二里程碑。现在明确仍然是列宁的时代，这就表明放弃了“第三里程碑”的提法。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长谈，说：“‘四个伟大讨嫌。”“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教员在英文中和导师是一个词teacher。毛泽东有意将teacher译为教员，其实teacher还可以译为导师。有了导师的称呼，就确定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人们知道，毛泽东最在意的称呼是导师，而“其他的一概辞去”。

从1966年到1973年，经历八个年头，对“第三里程碑”提法的变化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变化。严酷的现实使毛泽东看到“文革”并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文革”并没有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并没有形成“第三里程碑”。毛泽东的心境已不是“文革”初期那样神采飞扬，不再号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面对？毛泽东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他要直面现实，勇敢地宣布：“现在仍然是列宁的时代。”

但是，毛泽东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或者重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第三里程碑”的标志，所以他宣布取消“第三里程碑”也是不彻底的。

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主要由“九一三”事件引起的。林彪叛逃、自我爆炸惊醒了毛泽东。他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指台湾）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第三里程碑”降为“一生办了两件事”。既然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生办了两件事”之一，他不可能否定“文革”，不可能承认“九一三”事件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这一年，他即将满80岁，年老体弱，腿不行，不能独立从椅子上站起来，气管不行，耳朵不行，看书困难。我们也不能奢求暮年的毛泽东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更不要说解决江青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在如何对待“文革”的错误和“成绩”之间摇摆，想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全民能接受的、他认为合理的说辞。

“文化大革命”遇到巨大挫折。毛泽东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短期内都难以解决。全国人民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人否定“文革”。他不满干部、群众的这种言论，无奈用老办法提出“文革”是“三七开”进行解释。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他批评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沿着继续革命的思路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另外，取消“第三里程碑”的转变也与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有关。1968年8月下旬，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是社会帝国主义，由大国沙文主义变为世界霸权。毛泽东不能让苏联、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要利用两霸之间的矛盾为中国的发展、富强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既然毛泽东认为当时的时代“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不是“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随之而来，我们的任务也要发生变化。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仍是列宁规定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还不是取得胜利的任务。在帝国主义没有灭亡之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要和平共处。毛泽东主动伸出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2年初，毛泽东重病一场。毛泽东年老体弱之时，仍在考虑国家大事。在他放弃“第三里程碑”的提法之时，在解决“九一三”事件带来的政治、信仰危机的同时，也考虑如何处理“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首先要撇清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关系。因林彪已经叛逃、自我爆炸，成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做法。

毛泽东认为江青集团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批评江青，提醒江青，希望她能看到“文革”中的问题，能随他一起纠正“文革”中的问题，团结大家。其次，他安抚被批判、被打倒的老干部。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从监狱中放人。提出革委会中实行新的“三结合”，即老中青三结合。“老”就是指老干部，“中”指“文革”中提拔的干部，“青”是指造反派或基层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劳模。造反派由“三结合”中的第一位降为第三位。可是江青执迷不悟，反对解放老干部；批评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主张发展经济、生产的干部；利用“批林批孔”号召、支持造反派继续造反，以“革命”压生产，批唯生产论，越来越脱离群众，越走越远。

对林彪集团，首先批林整风。1973年8月20日，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党籍。仅做组织处理不够，还要在思想上批判。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找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谈到评法批儒。8月5日，召见江青再次谈评法批儒。后发展为“批林批孔”。江青出面要求评法批儒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被周恩来拒绝。周恩来说得很巧妙：“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发生改变，渐渐与其划清界限。1972年初，以江青干扰治疗为由头，不准她随便回家。汪东兴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指示。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无论江青怎样闹，卫兵就是不准她进毛泽东的住地。1973年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1975年2月，王洪文、张春桥担任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张春桥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原地不动，仍是政治局委员，仍然没有具体分工。这引起江青很大不满。无论江青怎样写信说自己是“闲人”，毛澤东就是不让步。由表扬改为批评，因江青的愚不可及，他的批评越来越严厉。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这段话重要的内容是“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毛泽东对江青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不满。当时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得到在政治局占多数的老干部的拥护。毛泽东是要她尊重政治局的多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这与“文革”初期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做法完全不同。

3月20日，毛泽东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1974年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会上两次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这段话中重要的是两句话，一句：“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从此，毛泽东一直这样坚持。1974年，他让周恩来负责，召开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他让华国锋当代总理。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他破例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将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华国锋。在毛泽东病逝后，华国锋就有了收拾“四人帮”的机会和权力。因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合理合法地一举粉碎“四人帮”。

另一句话：“你积怨甚多。”毛泽东以批评江青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对“文革”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悔意。

1975年5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他最后一次出席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批评以江青为主的原中央文革小组，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他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虽然毛泽东认为“四人帮”的问题与林彪不同，但还是要“四人帮”做自我批评。同时，他承认自己也犯了错误。他说：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因为是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写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主动替张春桥、姚文元承担了责任。但是他首次提出“四人帮”的概念。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5年11月，毛泽东已经不能出门，接触的人很少。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评邓小平之前，第一句首先是批评江青的，江青十分恼火。毛泽东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

毛泽东就是要管束江青，不让她再无法无天。这点一直坚持到他临终。

从“第三里程碑”的提出到取消，不仅能看出毛泽东对“文革”认识的变化，而且能看出毛泽东与林彪集团、“四人帮”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四人帮”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只看到林彪垮台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以反林功臣自居，弹冠相庆；而没有看到“九一三”事件从理论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实际上宣布了“文革”的破产。毛泽东则看到“九一三”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和伤害。

在垂暮之年，毛泽东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发现自己部分错误和不足，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改变。关于对“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就是一个明证。（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