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珊珊［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 桂林 541004］

试论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家园”书写

⊙莫珊珊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 桂林 541004］

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具有浓重的“家园意识”，小说以记忆中的故乡为原型，以敏锐细致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北方小城，具有民族生存的寓言化色彩。《呼兰河传》既传达出作者浓厚的个人生命体验，又表现出对国民灵魂、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延续了五四以来关于“人——故乡——民族”的启蒙表达。

《呼兰河传》 家园 民族隐喻 文化价值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女作家，她一生命运坎坷，31岁时在香港寂寞离世。在她仅仅九年的创作生涯中，在生命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展现出了极为浓重的“家园意识”。萧红以记忆中的故乡为原型，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致描绘了一个极具寓意的北方小城，传达出丰富的生命感悟和文化思索。

一、精神还乡下的“家园”回归

乡土根性是人类的普遍情感，乡土根性作为一种恒久固定的力量始终影响着生命个体，故乡承载着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人的价值选择和审美趣味。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常常通过书写故乡来固守精神家园，表达文化价值。任何一种关于故乡的心灵表达和文学书写，都可以算作是一种精神怀念，对故乡意象的描摹、场景的建构，对故乡的情感表达，都是故乡想象的具体化，成为艺术创作上的精神还乡。故乡经常给予创作者一种对抗现实的动力，具有强大的慰藉补充功能。

1930年，年仅20岁的萧红不甘于屈从包办婚姻，逃离了家庭，此后直到她离世也没有返乡回家。在逃离故乡的日子里，她的生活几经变迁，历经坎坷，感情上极需安抚。与萧军感情上的割裂，恩师鲁迅的离世，孩子的不幸早夭，异地的颠沛流离，让萧红沉浸在痛苦中，进而强化了她的孤独寂寞。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的时间，正是她人生最苦涩的阶段，她将自己的不幸与孤独通过成熟的艺术笔触转化为深刻的生命体验，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切。《呼兰河传》是萧红生命主体意识由弱渐强的展现，她在创作中反思故土，心回故乡，融入了对故乡和生命的爱，具有精神还乡的意义。

二、“家园”形象的民族隐喻

中国现代作家们在进行精神还乡时所建构的故乡是不同的，可以分为泛指和实指两类。泛指是指故乡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不可实证的，例如师陀笔下的“果园城”，其地域指向是模糊的；实指是指故乡具有地理上的具体定位，例如鲁迅作品中的未庄、鲁镇或S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萧红《呼兰河传》中的故乡属于实指，作为一名东北作家，萧红的作品带有浓厚的黑土地文化印记。小说中的故乡原型来自于她的家乡——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无论是泛指还是实指，现代作家笔下的故乡都有某种寓言化的意味。作家在塑造故乡时，会在斑驳、割裂、歧义的历史和文化片段中进行重新选择，以带有诗意性、象征性的语言在文本世界里对故乡进行描摹。关注故乡人的思想、感情、社会伦理、道德、宗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意味、民众性格这些要素，可以勾勒出民族文化及民族生存的特点。

（一）泥坑——生存环境的隐喻

不同于沈从文在描摹故乡人时自然刚健的原始雄力，萧红笔下的故乡充满了钝化苍凉的灰色，这与其导师鲁迅在乡土题材风格上有共同之处。作为鲁迅的学习者和传承者，萧红继承了鲁迅“力图勾画中华民族沉默的国民的灵魂”的主题。鲁迅以启蒙者的姿态，勾勒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民众的精神状态，而萧红的作品却多了一份独特的人生体验，在表现个体感伤之时，更多是从生活细节中展现千姿百态的现实人生，挖掘出深埋于平凡生活之下的民族性，探讨故乡人的生存价值。

《呼兰河传》里呼兰城东二道街上有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这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在这里发生的人和事是小城生活的展示台，是小城生存的隐喻。泥坑是小城生活的参与者和审视者，它默默凝视着发生的一切，它横在大路中央，阻碍车马行人的通行，同时它堆积着的混沌淤泥，像一张黑暗大口试图将活物吞噬进去。这泥坑里的泥浆闷死过猫和狗，淹死过小猪，鸡鸭也常常死在边上，是一个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的陷阱。对于这个给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的大泥坑，人们也曾想过一些办法，比如将沿街的墙拆掉以增宽道路，还有沿着墙根种一排树，下雨的时候可以攀着树过去，也可以多走一些道绕过泥坑，甚至有人宁愿冒着危险踩着泥坑上的印儿过去，他们从来没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出用土或其办法把这个坑填平，更让人深思的是，或许人们根本就不希望把泥坑填平，因为这泥坑俨然已成为小城人们生活消遣的重要来源，时常上演陷车陷马的好戏可以成为茶余饭后说长道短的谈资。在这个以大泥坑为中心的生存场景中，他们知道天亮了就要起来干活，知道冬天来了就要穿厚衣，夏天来了就穿薄衣，知道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人一旦死去就“完了”。人们对现状感到自足，他们不会改变也不曾想去改变，在强大的生活惯性面前他们习惯了习以为常，顺应了惰性，在自然、鬼神观念和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中循规蹈矩地过日子。《呼兰河传》描绘了在这个以大泥坑为代表的“家园”城中人们的生存意义被消解，生存价值隐退，在跳大神、放河灯、唱秧歌、野台子戏和娘娘庙大会等一系列热闹的民俗集体狂欢之下，流淌着的是一成不变、无聊刻板的岁月。《呼兰河传》中呼兰城大街上的这个大泥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象，是小城民众生存的隐喻，象征着故乡“家园”中民众生命意识萎靡退化，泥坑里厚重混沌的淤泥凝滞了人们的生命活力，最可悲的是人们身处精神荒芜的泥淖而不自知，揭示出生命钝化的触目惊心。

（二）看客——国民灵魂的隐喻

研究者们早就发现，在鲁迅的《呐喊》《彷徨》里，存在着一类叫“看客”的人，鲁迅曾经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中深思：“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看客是鲁迅对病态国人的苦涩发现。《呼兰河传》中也有看客，他们大量存在，是小城民众集体群像的写照。“看客”的基本特征就是观摩他者的悲惨经历，鉴赏别人的痛苦。小城生活中从来不缺生存的悲惨，小说中写：“哪个乡，哪个县，哪个村都有些个不幸者，瘸子啦，瞎子啦，疯子或是傻子。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冯歪嘴子要上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奔走相告，好的病的，老的少的，怀里抱着、手里牵着孩子的全都着急忙慌赶着来了，生怕错过这一场好戏；跳河或投井的尸首被打捞上来，要摆着让大家看两天才埋，即使虽然觉得恐怖，但仍有很多人去看；胡家小团圆媳妇被婆家“跳大神”，一天之中必须连续洗三次“热水澡”，人们对这个刺激的“节目”翘首以盼，“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人们在无动于衷和惊恐中观赏了婆婆一步步断送小团圆媳妇生命的全过程，然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人们饶有趣味地看村妇打骂孩子，看别人跳河投井，看各种被陷到泥坑里的“趣事”，他们都习惯了这种不花钱就能看热闹的生活，本来百无聊赖的平静生活，因为有了这些事件而使精神活跃了起来，“看”满足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成了乡民们重要的精神休闲方式。《呼兰河传》中不知名却大量存在的看客，是沉默惨淡国民灵魂的象征，他们的“看”折射出愚昧病态的精神内涵，在好奇和雀跃中透视出人性的残忍，使小说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萧红试图通过对小城看客精神群像的描绘，对民族的现状和发展做出哲理性思考，深化国民性启蒙的内涵。

三、“家园”书写的文化价值

萧红青年时对故乡的逃离竟然成了永别，现实使她与故乡越来越远，她再也没能重返故乡。无论作家后期的生活如何不幸，她始终以满怀的深情惦念着故乡，关注着民众的命运。萧红后期的作品，比较深入地反思民族文化的顽疾和民族灵魂中的病态，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先前的创作，带上了深沉的人生意味和文化反思色彩。

美国的文化学家怀特认为，文化有其自身的规律系统，文化的存在发展不受个体生理和心理的制约，个体被文化氛围包围且影响。关注故乡中的人，描绘故乡个体身上所传达出的精神共性，才能更深地挖掘出民族文化和生存的内涵。萧红的《呼兰河传》承袭了现代作家借助故乡人事来反思民族文化的传统，延续了“五四”以来关于“人——故乡——民族”的启蒙意义，作家们既站在现实故乡之外，又置身精神故乡之中，由故乡的病推及民族的病，从故乡人的生存状态拓展至民族文化的深沉内质，以文化诊疗的视角对故乡小城进行寓言化书写。《呼兰河传》是在萧红生命后期中最艰难的阶段创作的，就创作动机而言，或许最初不是为文化批判而作，但是从作品的意义内涵而言，萧红在现代精神的视野下，对故乡人的生存场景、精神状态和文化困境作了理性思考，显示出深沉的文化批判力量。

结语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精神还乡之作，具有浓厚的家园色彩，她以自己的东北故乡小城为原型，展现故乡人的生存场景，建立起了一个文化拟态空间。《呼兰河传》中的小城书写，对于作家个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情感慰藉功能，充满了作家个体无处安置的悲凉；对于文化价值而言，是一部民族生存和民族灵魂的隐喻，是作家在精神流浪中责任意识的展现，表现了现代作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浓厚的精神探索的意义。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杜秀华.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兼谈《呼兰河传》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4）.

[3]赵德鸿，张冬梅.萧红《呼兰河传》的文化阐释[J].学术交流，2007（5）.

作 者：莫珊珊，文学硕士，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