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十蕊［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银川 750021］

——以阿来长篇小说《瞻对》为例

⊙尚十蕊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银川 750021］

长篇小说《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采用历史纪实与小说书写相结合的方式，书写了康巴藏区一个部落近两百年的历史变迁，起到以史鉴今的作用。本文从作品历史纪实的特征着手，分析作品的文学审美特征，表现边缘群体在流离状态下对身份文化认同的追求，以及多元环境下本民族文化现代性反思的主题思想。

以史纪实 干预性叙述 多重离散状态 身份认同

阿来的长篇小说《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下简称《瞻对》）延续了《尘埃落定》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写作方式，描写了康巴藏区一个名叫瞻对的部落，从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近两百年的历史变迁。但作家又推陈出新，采用历史纪实与小说书写相结合的方式，清晰地展现了瞻对——这个“铁疙瘩”如何在西藏、汉地以及国际势力的斡旋下逐渐“融化”的过程，进而又将笔锋扩展到今天的甘孜州乃至整个川属藏区，并涉及历史上这一地域与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史鉴今。

近来，评论者关于《瞻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文本的“非虚构”创作手法、作品深刻的历史反思意味和作家鲜明的思想意识等三个层面。笔者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文本入手，认为作家在描写瞻对百年史的同时，细腻而深刻地刻画了边缘群体在离散状态下，精神上具有漂泊感、无根感以及追寻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表达了多元环境下本民族文化现代性反思的主题思想。

一、以史纪实的历史书写

以史纪实的历史书写即作家根据历史文献、历史人物书写文本，将历史事件一一呈现于读者面前，真实地还原历史，增加文本真实性，进而取得以史鉴今的效果。作品《瞻对》在书写历史时就从以史据书和以史鉴今两个方面表现了以史纪实的写作方式。

“历史通常有三种类型：原生态历史（无法重现和客观记忆的历史事实）、遗留态历史（保留至今的古器物等）、叙述态历史（历史典籍）。”阿来就利用叙述态历史进行文学上的再创造，以丰富的历史典籍资料为主要依据，试图再现一个历史中的瞻对，如清朝年间的《清实录》、“民国”年间的《瞻化县视察报告》、新中国成立后新修县志《新龙县志》、台湾学者冯明珠所著《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以及外国人如英国人荣赫鹏所著《印度与西藏》等等。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文献史料不仅帮助作家还原历史原貌，还展现了瞻对在不同时期、多方位的发展情况。阿来还在作品中注入了大量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增强文章的真实性。《瞻对》根据清朝官员琦善在由西藏驻藏大臣调任四川总督的途中，遇到了藏人拦截的历史事实为背景，描写了瞻对与清廷及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系列故事。文中出现诸如乾隆、嘉庆、琦善、赵尔丰等清朝时期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阿来根据瞻对地区的历史文献、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书写文本，既将瞻对地区的历史一一呈现于读者面前，真实地还原历史，也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

但阿来说：“我越写越感到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他既还原历史真相，又警醒现实，使作品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达成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思考与批判。在第一次用兵瞻对时，乾隆皇帝因顾及朝廷与西藏的政治局势，而不愿严惩违反军纪的藏军军官。光绪年间第五次用兵瞻对时，清朝政府利用瞻对人民对清廷的归顺之心，欺骗群众，镇压了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可见当时的清政府与西藏关系的复杂性，双方局势的严峻性。阿来曾感叹道:“今天，常从各级行政机构人员口中听到一句话，西藏无小事，藏区无小事，恐怕这种感觉从乾隆朝时就开始了吧。”但是，瞻对以及整个藏区两百年来在维护佛教文化和信仰方面，是值得后世借鉴的历史遗产。贡布郎加的儿子松达贡布因为对佛法的尊重，保护了德格印经院免遭烧毁；瞻对群众因为信仰关系，认为西藏的军队是“佛爷”派来的神兵而不敢抵抗，将文化信仰神话了。作家描写这些事件也在警示后世该以何种态度正确地对待文化。阿来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忧患情怀走近历史，披露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历史旧事，无疑有着现实的警醒作用和历史的借鉴意义。

二、历史书写的文学魅力

阿来虽然以以史纪实的方式书写瞻对地区的历史原貌，继承了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某些特点，但又推陈出新，使《瞻对》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他又搜集大量民间故事充实文本，充分表现文学的虚构性特征，展现历史书写背后的文学魅力。

历史小说是“兼具历史与小说的双重‘弹性’导向”，是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在适当的虚构中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而“新历史小说是‘旧瓶装新酒’的历史小说”，它强调“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重写文学史”，强调民间话语与个人视角、真实与虚构并重。阿来继承了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展现了瞻对两百年的历史，契合新历史小说强调的“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重写文学史”，反思历史挖掘人性等主题思想。但认为“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已经非常精彩了，根本不用你去想象和虚构什么”，因此，《瞻对》不属于历史小说或新历史小说。作家不时地游离于古今之中，将历史事实与民间传说相结合，形成历史书写背后的文学魅力。

《瞻对》中大量人物和地名的民间传说的穿插，使得历史枝叶更加饱满，叙述生动，也使作品由“纪实”悄悄地滑向虚构的一端，并起到了多重作用。文中第四章——谁是布鲁曼这一小节中，作家就用在民间搜集的各种传说向读者描述布鲁曼是何方神圣。新龙当地人将布鲁曼当作豪杰，宾馆、茶室都以此为名。关于布鲁曼的独眼，民间传说是因战争造成的。一位活佛认为是一位高僧为减贡布郎加的魔力将其一只眼关闭，而凡俗人等因看不到他的第三只眼睛，便以为他是独眼的布鲁曼。这一传说不失有夸张传奇的色彩，但也丰富了作品的美学性。文中诸如这样的民间传说比比皆是、丰富多彩，各种民间传说虽然加大了历史考证的难度，但民间传说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意识形态，可补正史之不足，用本地人的视角来看瞻对的人与事，可能更接近客观事实。

《瞻对》中流露的也并不完全是史家的纪实风格，作家还用评论性干预的叙述风格为读者呈现一部关于瞻对的“心灵秘史”。罗钢认为：“评论可划分为阐释性评论、判断性评论和自我意识评论三种。”也有学者认为评论干预也包含公开的评论，即叙述者直接用自己的声音述说对故事的理解和对人生的看法，包括解释和议论。阿来就运用干预式评论，对文中历史事件进行公开评论、补充解释，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作阐释性评论和判断性评论。如“写文章这是好笔法，到紧要之处，宕开一下，着些闲笔，其实是增强悬念。但用兵之事，恐非如此”。作家在议论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此时收兵实为不妥。又如“一句话，战事要顺利进行，后勤系统的建立与运行是必需的条件。而这一切，用今天的话，就是要粮，要经费，要人员编制”。这是对纪山上奏乾隆皇帝奏折的解释说明。这些干预式评论不仅表明了作家的观点态度，也丰富了文本内容，也是《瞻对》一个文学性特征。

《瞻对》虽然是以以史纪实的方式描写历史，但民间文学的大量穿插，干预式评论叙事的运用增强了历史书写下的文学魅力，也说明它是一部以历史纪实方式书写的历史题材小说。

三、历史中瞻对人的多重离散状态

阿来在书写历史时，向读者展现了处于边缘群体的瞻对人们是如何在清廷和藏政府之间艰难地生存，揭露了瞻对人们艰难生存中的多重离散，增加了文本的思想深度。

“离散”最初可以追溯到《圣经》中关于犹太人被罗马人驱离耶路撒冷的记述。有学者认为“离散”是“各民族人民一种自愿的，或者强有力的从家园朝向新区域的运动”，是离开原有驻地，“散居各地”的结果，具有空间、地理层面上的意义。后被延伸理解为与传统的一种割裂，具有时间及文化上的意义。而人们的文化由于各种状况的影响而容易被影响，所以“离散”还具有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因此，“离散”就具有了时空、文化、精神三个层面上的意义。处于边缘区域的瞻对，在清政府和藏政府的双重管制下，人们在地理空间、精神上处于离散状态；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又处于文化上的离散。

多年来，瞻对一直归清政府管理，但清政府不顾百姓生死，先后对瞻对展开了七次战争或以武力的方式镇压农民起义。征服后又统而不治，瞻对的野蛮性依然存在，百姓生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清廷管辖下的瞻对人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精神之根也没有最终的落脚点，人们在精神层面上处于离散状态。瞻对也曾多次受西藏政府管辖。藏地区主要是通过藏传佛教实施的，借用寺院的佛教喇嘛与世俗的头人控制瞻对这片新征服的地域。噶厦政府从未谋划改变瞻对地区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跟清廷一样腐败无度。瞻对就这样徘徊于汉藏之间，瞻对人们在地理空间上处于离散的状态，无论是对于噶厦政府还是清政府而言，它都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始终游离于两者之间。

但这种离散也是瞻对人们自身愚昧的思想、落后的生产力导致的。藏兵占据瞻对后，藏官对当地百姓勒索无度，残暴异常，瞻对人一方面到西藏申诉苦情，一方面派代表向清政府衙门投递“夷禀”，要求瞻对脱离西藏管辖，再归四川。瞻对人们并没有看到事情的实质，仍将希望寄予清廷或者是西藏，最终导致起义失败。虽然瞻对英雄在清廷的对抗中有所作为，但都只是为了自己能成为一方之霸，从未真正地想过改变瞻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几百年来一直靠抢劫为生。瞻对人们的这种固步自封是他们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瞻对人们对传统生活习惯的坚守实质上是由文化上的离散导致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坚持。无论受哪个势力的管辖，他们都在坚持自己文化之根，或许这就是他们对“精神之根”的一种维系，而这恰恰也是瞻对这一独特地域长久被关注、一直被重视的原因。

四、身份认同下的文化反思

一直徘徊于汉藏之间的瞻对人们产生了在清廷与西藏僧俗政权之间的身份认同焦虑，精神与文化上的离散加剧了他们对民族身份、文化认同的追求。这也是阿来在延续《尘埃落定》与《空山》中，对族群身份认同与文化思考的主题。

我国在革命斗争时期至“建国”之后，国家的认同意识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尤为突出。革命斗争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救亡图存”的同质性社会语境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地把自己纳入“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共生共荣、共存共亡的社会群体之中。“建国”之后社会改革及以后各种民族政策，使作家个人性的少数民族身份意识已经深融于集体性的中华民族身份意识之中。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趋同性的刺激下，强势的西方文化乃至汉文化冲击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面对母语的消亡，传统文化的流失，国家认同意识被强劲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所取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通过“历史重述”以构建族群文化，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以本民族的历史作为书写对象，提炼族群文化精神，建构族群文化。阿来的《空山》选择从机村人民的日常生活琐事出发思考民族命运。在《瞻对》中，作家延续这种思想，面对清廷、藏族等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瞻对人民坚持自己群体内文化，但最终仍抵挡不了群体被“融化”的趋势，作者借鉴瞻对的百年史来晓谕当今在全球化下，外来强势文化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强烈冲击，使少数民族的文化被放置在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少数民族文化应在多元文化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寻找适合的发展方式。

阿来以史据书书写历史，向读者呈现了一部异于传统的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历史题材的作品。民间传说和干预式评论的使用又增加了作品历史书写背后的文学魅力。以史纪实的《瞻对》更起到以史鉴今的作用，瞻对人们近两百年的离散史引发了作家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思考：瞻对人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及被“融化”，暗示了当今少数民族文化，应该寻找一种在多元化环境中的发展姿态，而处于边缘的群体应该进行文化上的反思。

① 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②③⑥⑧⑨ 阿来：《瞻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第32页，第5页，第13页，第21页。

④ [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8页。

⑤ 朱栋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⑦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⑩ 王敬慧：《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阿来.瞻对[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

[2]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N].新民丛报,1902.

[3]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阐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5] 王敬慧.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朱栋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作 者：尚十蕊，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