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小心打掉了夏师母一瓶油。

夏師母是红旗镇小学的炊事员，她老公原来是红庙小学的老师。夏老师长年咳嗽，有一回正上着课，咳着咳着就倒下去了。他女儿夏小菊也在他班上，夏小菊是眼看着她爸倒下去的。她坐在最后一排，她爸倒下去之后她站了起来，双手撑着课桌，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夏老师再也没有爬起来。夏小菊像一只蚊子那样嘤嘤地哭起来了。

夏老师的后事是我爸去帮着办的，我爸在他家厨房里看见了一块腊肉皮，回来后跟戴校长汇报的时候，他说起那块腊肉皮。他说老夏家里太困难了，炒菜就靠一块巴掌大的腊肉皮，将腊肉皮放在锅底上按几下，按出一点油光，就当是放油了。戴校长沉吟了一阵子，问我爸，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爸说大家都反映老罗师傅背地里磨饭兜子，四两米饭的饭兜子被他磨成了三两半，所以都对他有意见。戴校长转了转眼珠子，对我爸说，老丁哪，你是管总务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没意见。于是我爸就用了戴校长的名义，把那个会磨饭兜子的老罗师傅辞掉了，把夏师母请来了。

夏师母来的那天身上还戴着孝，胸前第二粒扣襻上挂着一缕麻丝，左臂上箍着一个黑袖箍，头上还有一朵栀子花。栀子花很白。有一只蜜蜂跟着她。我爸领着她穿过一条带长天井的走廊，走廊两边是老师们的宿舍，宿舍墙上横七竖八地贴着好多标语。前两年搞大跃进时的旧标语所剩无几，都被新标语盖住了。新标语是反帝反修。有几个老师蹲在房门口对着天井洗漱，见有人抬头看着走过来的夏师母，我爸就简单介绍一句，这是夏师母；又对夏师母说，这是某老师。某老师满嘴牙膏沫子，一边点头，一边含混地哦哦着。夏师母却不出声，她似乎有些怕羞，红着脸点一下头。她点头的时候那只蜜蜂还跟着她。

走廊尽头就是厨房，厨房旁边有个小房间，我爸领着夏师母走进这间小房间的时候，房间里还满是老罗师傅的味道。老罗师傅的味道就是一般男人都有的味道，就是烟味汗味再加臭脚味。但蜜蜂不喜欢这种味道，蜜蜂在门口转了转便飞出了天井。夏师母也只在里面站了站就出来了。夏师母的脸还像刚才那样微微地泛着一些红。她做的第一顿饭是早饭，也就是稀饭；早饭后她问我爸有没有旧报纸，又问有没有糨糊。我爸便又领着她去拿旧报纸和糨糊。那两天她没停手，除了在厨房里做事，其余的时间都在贴旧报纸。她贴完了一面墙又贴另一面墙，连那面用篾筚子做的天花板都被她用旧报纸糊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爸又给她找了些旧报纸，他拿着报纸刚要出门，忽然又把报纸交给我，叫我给夏师母送过去。我去的时候她正站在一只凳子上，几只小灰蛾子围着一盏罩子灯转圈，弄得她和刚贴上去的报纸都好像在忽忽地转个不停。报纸上全是好消息，粮食棉花钢铁都堆得像山一样。她眨巴着眼晴问我，你爸叫你拿来的？你爸是丁老师？我点点头。她忽然朝我笑了一下。我觉得她的相貌挺和善的。她说你能不能帮一下忙？她要我帮她挂帐子，她一个人挂不成。她拿出一张黄黄的老夏布帐子，抖开帐子的同时也抖开来一股樟脑香味。她在樟脑香味里问我，你妈呢？也在这里当老师吗？我摇摇头。帐子上面有几块大小不一的补丁。怎么呢？她说。那些补丁都打得很讲究，针脚很平整很匀称，里面靠后墙正中的一块蓝布补丁上还并列着两朵小白花。我用指头捅一下其中的一朵，说，她死了。

那天晚上我还帮她贴了些报纸。我给她刷糨糊。我发现她喜欢把图片和好消息贴在显眼的地方。经她这么一贴，这个昏暗的、曾经充满浑浊气味的小房间完全变了样，大约一年以后，就在这个被报纸装扮得莺歌燕舞富足安康的小房间里，我打掉了她的一瓶油。

我不是故意要打掉她的油。我是玩躲猫猫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她床底下的一只油瓶子。那阵子我们天天放学后玩躲猫猫，她那个小房间又从不锁门，而且她也不讨厌我们，总是笑笑的，于是这个小房间就成了我们经常躲的一个地方。那回躲在她床底下的总共是三个人，一个是戴校长的儿子戴卫国，另一个是周士铮老师的儿子周援朝，再就是我。我的脚碰倒了那只油瓶子，油瓶子倒地时声响不大，只是“喀”地一声，但我们都吃了一惊。我们都看到一只油瓶子倒在地上，都看到油在从瓶嘴里咕嘟咕嘟地流出去。我们三个人同时伸出三只手，同心协力地把油瓶子扶起来，然后飞也似的逃出了这个小房间。

我们之所以要逃，是因为我们赔不起。我们知道油跟粮食一样金贵，甚至比粮食还金贵。我们少年老成，知道很多事情，比如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比如自然灾害，比如毛主席都没吃红烧肉了。我们还知道我们要支援亚非拉。我们什么都知道。告诉我们这些的除了老师们，还有标语和大喇叭。标语在墙上，大喇叭在树上和电线杆上。我们住的那个月亮门里就有一棵老苦楝树，树上就挂着一只大喇叭。

我说的我们，是指周士铮老师的儿子周援朝和我，戴卫国他们家没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家在那条带天井的走廊头上，所以最先逃回家的是戴卫国。我和周援朝逃出走廊之后还要右拐，在一面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青砖墙那儿，我们碰到了夏师母的女儿夏小菊。夏小菊是垂着眉眼走路的，跟我们擦肩而过都没抬一下眼睛。在钻进那个有点残破的月亮门之前，我们回了一下头，看见夏小菊拐进了那条走廊。夏小菊不常来这条走廊，她家就在红旗镇河沿街上，她是在家里吃饭的，她来这条走廊一般是给夏师母捎东西，有时候是一把缸腌菜，有时候是几件换洗衣服。

月亮门和那条走廊之间只隔着一排宿舍，宿舍的后墙也是我们这边的院墙。我家是这边院子里的第一间，周援朝家是最后一间，那棵挂着一只银灰色大喇叭的老苦楝树就对着他们家门口。这时又是春天，老苦楝树正在开花。天色已是黄昏，大喇叭在唱《社会主义好》。我们听见夏小菊在那边喊夏师母：姆妈，姆妈！夏小菊见了鬼一样喊姆妈做什么？声音跟人一样，干巴瘦削，从走廊的天井里飞出来，翻过了灰黑的瓦片和屋脊，穿透了高亢嚣躁的《社会主义好》，扎破了我们的耳膜。我们看见细碎的粉紫色的苦楝花在簌簌掉落。

我们的耳朵都嗖地一下竖起来了。

夏小菊又尖起喉咙喊了几声姆妈。大喇叭一直在响。苦楝花一直在飘。

天色已经灰麻，又飞快地由麻转黑。天怎么会黑得这快呢？我们听见夏师母在吹那只铁皮口哨了。那只口哨是我爸给她的，教体育的麻老师找我爸领新口哨时，我爸便问麻老师要那只旧口哨，然后我爸就把旧口哨给了夏师母。我爸说省得你喊，喉咙吃不消，你吹这个口哨吧。其实夏师母的喉咙没什么问题，她也不是三餐都要喊，要喊的也就是晚上这一餐，因为下午放学早，老师们都趴在办公室里改作业，有几个老师——我爸是其中的一个，常常会废寝忘食，拖到很晚，夏师母就会跑到走廊口子上去喊一声。本来开饭都有时间的，可是自从夏师母吹了几回口哨以后，大家就不怎么看钟了，都听夏师母的口哨了。

夏师母的口哨声很圆润很绵柔，听起来像一只婉转的鸟。但那个黄昏的口哨声听起来却变了味，毛扎扎的，冷飕飕的。我看见周援朝缩了缩脖子，便拍他两下，他看看我，眉心都耸起来了。他胆小。在和那瓶油有关系的另外两个人里头，戴卫国应该没问题的，我最担心的就是周援朝。

我呆呆地看着那面被苔衣和雨水弄得花一搭绺一搭的墙，看着墙头黑黢黢的瓦檐。瓦檐上也星星点点地落了一些苦棟花。我看见夏师母的口哨声像一只黑色的正在生气的鸟一样贴着瓦檐和苦棟花飞过来。

那天晚上，我担心的事情居然没有发生，夏师母居然没问我们。我们心里都清楚，夏小菊一定是看见了那摊油，才会那样喊姆妈，所以夏师母也一定会看见那摊油；既然夏师母都看见了一摊油和躺在油里的草纸瓶塞子，那她肯定要问我们，是谁打掉了她的油？所以我们都低着头不敢看她。但我们又躲不开她，我们饥肠辘辘，前胸贴着后背，饭兜子却在她手上，菜勺子也在她手上。先是戴卫国，缩头缩脑，跟在他爸身后，她没问他；然后是周援朝，也是缩头缩脑，夹在他爸妈中间，她也没问他。那么她是要等着问我了？或者她已经知道了是我？假如她说，丁国平，你打掉了我的油还不吭声？我怎么回答她？

我把饭菜票递给她的时候心里直打鼓，怦怦怦，很响，我都听到了，估计她也听到了，可她还是没问。

她为什么不问呢？

她接过我的搪瓷碗，先往碗里扣了一兜子饭，又舀了一勺子韭菜炒豆干。透过毛茸茸的热气，我朝她打了一个飞眼，我看见她抿着嘴唇，嘴角上似乎还挂了一丝笑意。她的样子还跟平常一样，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但我知道她是装出来的，因为我看见她门上挂了一把锁。在从厨房门口斜过来的昏黄灯光里，她门上的那把锁显得非常突兀，就像一个怒目金刚，倏地一下站在我面前。

从这天晚上开始，她锁门了。以前她不锁门是为了进出那个小房间方便，从厨房出来跨两步，一推门就进了房间；现在她不图这个方便了，她宁愿给自己添麻烦，进门要开锁，出来要锁门。原来那只长了几点红锈的像麻花似的门搭子长年吊在那里，现在它搭到门鼻子上去了，门鼻子上则挂着一把浅绿色的铁皮锁。尽管她表面上装得跟没事一样，可是有了这把锁，便是此处无声胜有声。虽然我们年少懵懂，但我们都能感觉得到，这把绿漆铁皮锁不简单，它在说话。它究竟说了什么呢，那几天我一直在想，却想不清楚。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一句：丁国平你真不要脸！

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回不要脸的纪录会像一块疤，在我心里长一辈子，没想到只过了两天，事情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有人很刻意地把这件事情张扬出来了，其次是事情的性质变了，主角也不是我，換成了夏师母，而且夏师母的问题还挺严重：她床底下怎么会藏着一瓶油？

把事情张扬出来的人是周士铮老师。那天是星期天，周老师用夹鼠板夹到两只老鼠，他把老鼠扒皮切块，捡了几块断砖头在老苦棟树下搭炉灶，又拿个凹凸不平的破铝锅，架起火来红烧老鼠肉。烟气缭绕中，苦棟花悠悠飘忽。大喇叭正在很铿锵地骂着苏修。周老师大声说，香了香了，援朝你过来！周援朝不肯过去。周老师说老鼠肉与猪肉狗肉是一样的，都是蛋白质。周援朝说我不要蛋白质。周老师说，你还不要？我告诉你，生命在于蛋白质！他老婆邓老师小声反驳他，别乱说，生命在于运动。周老师说天天吃肉才运动，你有肉吃吗？周老师搛起一块红烧老鼠肉塞进嘴里，一边嘁嘁嘬嘬地吃着，一边喊我爸，老丁老丁，来尝尝我的手艺！我爸笑着走过去，蹲在那只小铝锅旁尝周老师的手艺。我爸说不错不错，就是太辣了！周老师说，不辣怎么行呢？吃不出别的味道吧？我爸说嘴都麻了！周老师说，你看啊，姜葱蒜，花椒五香八角桂皮，一样不少的！他又招呼小院里其他的老师，老麻老张老李老胡小朱小陈，来尝尝，都来尝尝！周老师还叫我也吃，他说丁国平，周援朝不敢吃，你敢不敢？敢吃就来！他说着扭头朝我爸笑着，哎，老丁。他用下巴朝我点一下，说，他跟你说了吗？他老婆邓老师用力说，老周！我爸看看邓老师，又看看周老师，说，他跟我说什么？邓老师又说，老周，老周！但周老师不理邓老师，他笑了笑说，没说哈？怪不得！他打掉了人家一瓶油，他都不说？你这个儿子，肚子里还真装得下事！

我正在想要不要勇敢一下，也去吃一块老鼠肉？我的口水已经淹没了舌根，周老师却说起了那瓶油，冷不丁打了我一个猝不及防。我被自己的口水狠狠地呛了一下。我抬眼去看周援朝。我爸的脸色本来就有些灰，现在是灰里泛青，他说丁国平你过来！我还死盯着周援朝。我说狗叛徒！可是狗叛徒却不看我，轉身跑出了月亮门。

我爸说，你还怪人家？你过不过来？

这件事情就这样被传出来了，那天在场的老师都听到了，他们的表情都差不多：眉毛跳起来，眼睛睁得很大，然后说真的？怎么可能？他们七嘴八舌地喊我爸，老丁，老丁！我爸搡着我回房间，准备打我板子。板子就是尺子，我爸从前念过私塾，从私塾老先生那里学会了用尺子打人手板心，只要我犯的事情稍微大一些，他就要让我吃一顿板子。

今天这顿板估计会很要命，幸好老师们拦住了他，老师们的嘴巴里都是老鼠肉的香味，他们说老丁你别打孩子呀，这个事情要认真想一想的呀！我爸说他做了坏事还藏在肚子里，还不许别人说，不打怎么行？老师们说，实在要打你也等一下，你先听听我们的想法。我爸说什么想法？老师们说，老丁哪，我们先问你儿子几句话行吗？我爸说问他？他做了坏事都不肯说的，还问他，他还不是瞎说！老师们说，我们还是问一问吧，啊？问一问。

老李老师很温和地问我，那瓶油是不是在床底下？我点点头。老麻老师和老张老师也很温和，他们问我那瓶油是不是满的？我又点点头；小王老师更温和，她甚至还摸摸我的头说，什么油呢？我想了想摇摇头。小陈老师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问我闻到什么味道没有？是芝麻油的香味还菜籽油的香味？芝麻油香味浓，菜籽油香味淡，你觉得是浓呢，还是淡呢？我又想了想，犹豫着说，好像有点淡吧。花白头发的老胡老师说，真是的，管它什么油呢？他把脸转向我爸，老丁哪，现在的问题不是你儿子打掉了人家的油，而是人家床底下怎么会有一瓶油，你说对不对？我爸硬邦邦地笑着，我说？怎么说呢？一个三两的油端子，我们每天就只给人家一端子油，这么多人的菜，人家还能把菜炒得碧青泛绿，菜叶子上还能看得到油花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老胡老师说，你说的都不错，可是那瓶油是怎么回事呢？我爸说人家就不能有一瓶油吗？夏老师在的时候跟大家相处得都挺不错的，有些事我们是不好去瞎想的。老胡老师笑道，哎呀，老丁你要这样说，这话就不好说了！

周士铮老师还蹲在那只小铝锅旁边，他用两根精瘦的指头从唇齿间拈出一根老鼠骨头，慢悠悠地说，哎呀，大家都莫着急唦，莫着急莫着急，事情要慢慢商量的唦，来来来，锅里还剩了几块肉，消灭它！

这天我没吃到周老师的老鼠肉，也没吃到我爸的板子。我爸没心思打我板子了，他的心思跑掉了。他悄悄扯我一把，意思是叫我回家。过一会儿他也回来了，坐在那里，叹一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根，拿起桌上的火柴，嚓嚓地划火柴点烟。

一个人，一盏灯，一点暗红，一张旧五斗桌，桌上搁着一包一毛三分钱的劳动牌香烟，一扇半开半合的窗户，然后就是一大团氤氲烟气，浓酽厚重，影影绰绰。那个晚上的情景印在我脑子里，非常深刻，如刀砍斧凿。

大约晚上九点多，大喇叭刚停不久，周老师和老胡老师来敲我们的门。我们的门是虚掩着的，留了十公分左右的口子，但他们还是坚持敲门，而不是直接推开。这说明他们很有礼貌。周老师笃笃笃敲三下，说，老丁。老胡老师也笃笃笃敲三下，也说老丁。从中午吃过红烧老鼠肉到现在，他们就这样笃笃笃地到处敲门，最后敲到我们家来了。他们一个说老丁你还没睡吧？另一个说戴校长让我们来叫你过去一下。我爸说，没睡，来了！

我爸站起来，拉开门，同时扔掉烟头。烟头落地时溅起了几粒火星子。

那棵老苦楝树上的花很快就谢了，小苦楝籽长出来了，等到有知了在叫了，苦楝籽长得比花椒籽稍大一点的时候，我爸接到了上面的调令。我们离开红旗镇小学的时候是在一个很清爽的星期天早晨，他一根竹扁担，一头是被褥，一头是一只樟木箱。我背着书包和一只用被单做的包袱，跟在这只樟木箱后面。樟木箱是红色的，据说是我妈的嫁妆。

我们走过镇上的老街，街上的露水集才刚刚开始。大喇叭在很起劲地唱一首什么歌。不断地有人跟我爸打招呼。街角豆干店里的一个拐子，还把夹在自己耳朵上的一根烟取下来，夹到我爸耳朵上。在河沿街一个有些歪斜颜色乌黑的杉木门框旁边，我看到了夏小菊，她端着一只同样乌黑的木盆站在那里。她一直在瞟着我们。从河边船只上飘上来的炊烟从她头顶上飞过去。还有一只鸟也从她头顶上飞过去。她看了一眼鸟，又继续一眼一眼地瞟我们。她好像还没梳头，河风吹着她的乱糟糟的头发。有一个嘴巴漏风的老女人的声音从黑糊糊的门里传出来：你娘就走了？她说嗯。

走出河沿街就是大堤，下大堤走了一阵子，我又看到了夏师母。路边有两棵老树，一棵是苦楮，一棵是樟树。她从老樟树后面走来。她手上挽着一个猪腰篮子，篮子这头装了几件打过肥皂的湿衣服，她说她是来洗衣服的。她把放在篮子另一头的一个正在洇出油渍的纸包拿给我。纸包里有馓子和米糕。她对我笑一下，说吃吧，赶热的。我爸也叫我吃。他把担子放到苦楮树那边，将人家夹到他耳朵上的烟叼到嘴上。夏师母也往那儿移了几步。他们隔着那根竹扁担说了几句话。不过他们好像没什么可说的，几句清汤寡水的话，两个人却像挤牙膏似的，半天才挤得出来一句。

你洗衣服呀。

本来是要洗的。

等了好久？

猜到你会这么早。

不早，再说早晚不都要走的？

也是噢，也是。

那里离得也不远的。

晓得。怪我……唉！

唉。

路上你也吃些哈。

会吃。

……

我爸在那棵苦楮树下一共抽了两根烟，然后就挑起担子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距红旗镇两公里的一所农业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不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就是思想品德有问题的，总之都是些前途堪忧的。我爸在这里呆了好多年，这里有水田旱地，还有猪圈牛棚，还养了鸡鸭鹅，所以这里的油水比红旗镇小学要好一些；不好的地方是被学生贴了几张大字报，还被学生打坏了腰。

有一篇大字报说我爸是流氓，当年在红旗镇小学管总务，利用手中的权力，偷伙食团的油，送给一个叫夏师母的漂亮寡妇，企图讨好她，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于是我爸就成了一個思想肮脏的卑鄙小人，学生们对他不留半点情面，批斗会上的一顿拳脚，让他的腰至少在大半年都直不起来。

写大字报的学生叫戴卫国。这个戴卫国就是当年戴校长的儿子戴卫国。三年前戴卫国小学毕业，因为成绩不怎么好，加上他外公又是在土改时吃了枪子，所以他不能去读普通中学，只能读这所农业中学。不过在写大字报的时候他的自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他说自己是一名战士，他在落款处写道：某某红卫兵战斗队战士戴卫国。

我曾经问过我爸，戴卫国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爸不吭声。我又问，你和夏师母，真有那样的意思？我爸还是不吭声，但他把脸皱起来，皱了半天才松开，慢腾腾地说，那么久的事情了，哪个还记得它？说着，忽然嘴一咧，嘿嘿了两声。我说你笑什么？他很茫然。他说我没笑呀，我笑什么呢？

作者简介：熊正良，男，1954年生人，著有长中短篇小说若干。现春秋居南昌，夏冬巢惠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