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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北京·堕落故乡
——论徐则臣小说中的城乡叙事

2017-07-12唐雅妮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530000

大众文艺 2017年3期
关键词:花街徐则臣故乡

唐雅妮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530000)

欲望北京·堕落故乡
——论徐则臣小说中的城乡叙事

唐雅妮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530000)

徐则臣的小说描写了当下中国的两个情境:城市和故乡。并着重描写了城市和故乡中生活的人,他们的内心感触、生活情态。本文试图通过对徐则臣的北京叙事和故乡描写进入他的小说世界,从而窥见当代中国的城乡形态。

徐则臣;城乡叙事

徐则臣是“70后”写作中颇为显眼的一位作家。在一群写作经验长达几十年的作家面前,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像一匹黑马入围“茅盾文学奖”的最后提名,是惊喜之中,也是意料之内。徐则臣无疑是中国文坛的最具朝气的那抹气息,他的写作总是在反映中国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的大都市中底层人物的挣扎与期望、奋斗与失落,日渐衰退的故乡的堕落。人和城市、故乡的关系在他的笔下永远是关注的重点:城市对“底层”的排斥,人物各自逃离故乡,却永远在寻找“乌托邦”的路程之中迷惘、徘徊。

北京:欲望都市

北京一直是徐则臣小说的故事背景,在他的小说中,北京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还是一个文化概念:每个人渴望发财、出人头地的寻梦之地。

徐则臣的北京是流动的。1我们现在所说的“京漂”指的是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徐则臣小说中的“京漂”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没有固定工作和居所,“蜗居”在狭窄又租金便宜的北京平房里,大多来自小城镇、小县城,不满足原先收入微薄却稳定的生活,抱着衣锦还乡的愿望来到北京搏一搏。如《啊,北京》中的小镇教师边红旗,《天上人间》主人公原县城玻璃厂职工子午。同寄居在伏盖公寓中的拉斯蒂涅们一样,他们有着向上层阶级的流动的欲望,但是他们更迫切地想要拥有小富即安的稳定生活。二是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们。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天之骄子,活动在北大蔚秀园、承泽园等处,身受“象牙塔”的庇护,没有那么急切为生活奔波的打算,在小说中都是内叙事的角度或者旁观者的角色对周围的人和事进行全知全能的叙述,但他们同时也是身份尴尬的一群,一旦毕业就要面临“京漂”的困境。

徐则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平房”是北京的灰色地带,是众多主人公的安身立命之地。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地理空间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倒影,它呈现了北京在迅速城市化进程后的两个极端。高楼林立的都市之间平房稀疏错落,这本身寓意着城市发展中的不平衡,住房环境的差异本身也意味着财富、权力、地位的不等。

近些年,大批人口流入城市引发了“城市病”的发生,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困难都将内作用于城市居民,它人们带来的往往是心理压力过大、身体机能的减退等身心健康问题。边红旗们和沙袖们用“麻”“辣”刺激味觉,在这过程中体悟人生百味,获得对于现实生活的期许与体认,也只有在饱腹之欲的暂时性满足之后,愈发坚定留在北京的信念。《假证制造者》中的假证贩子“姑父”一入北京便感房事上的力不从心,进而导致性无能。在儿子小峰考上清华大学的当晚,兴奋之下与路玉离交合,惊喜性能力的恢复,在性高潮中警察破门而入,故事戛然而止。徐则臣颇费巧妙心思地写了个“后记”。“姑父”锒铛入狱,“我”去探监,他在北京城的主体行动看似告一段落,但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小峰即将去清华报到了。“姑父”在儿子身上看到摆脱了现有身份地位的机会,终于可以光耀门楣,由此一吐多年北京大街小巷东奔西突的郁气,恢复了性功能。然而等待小峰的是作为“漂二代”的身份,还是能凭借自我智慧与能力在这个能人如过江之鲫的北京的混得一席之地,徐则臣不是社会预言家,他也未说。因为诸如《啊,北京》《伪证制造者》《我们在北京相遇》里的叙述者“我”——北大高材生而言,“我”也只是北京城市居民而非城市公民。前者只是客居于此,后者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徐则臣小说中的矛盾与人物命运的变化究其还是“身份”二字。边红旗深陷他老婆和北京女孩沈丹之间的情感困境,不忍老婆在老家的辛苦付出,也无奈于沈丹的深情纠缠。边红旗对沈丹北京“身份”的崇拜终于动了同妻子离婚的心思,开始了同两个女人的周旋。《西夏》中王一丁阴差阳错中收留了哑女西夏,一开始王一丁只想尽快甩掉这个包袱,却在异乡人的情感共鸣中产生惺惺相惜之情。《浮世绘》中王绮瑶“身份”更大有来头,她无意中听到父亲所讲述的爱新觉罗家族史,便坚信他的祖父王世宁一定是清朝的王爷,并且还好好活着成为了一个富翁,上海姑娘王绮瑶义无返顾地踏上了皇城寻根之路,在各种片场跑龙套,王绮瑶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一样,充满着欲望和野心,在几个男人中辗转怀抱。最后,王绮瑶也没能知道她那有皇家血脉的爷爷已经沦为北京胡同里没钱看病的断腿老人了。她将继续带着她永远不可企及的梦在北京确认“身份”,找寻位置。

徐则臣小说中更多的是表现底层人物的心酸,他们在北京城内谨小慎微地生存方式。《跑步穿过中关村》,“跑步”两字体现出天桥、人行横道上那些假证制造者、盗版碟小贩的无奈与心酸。他们的生活是动荡的,居无定所的,同中关村那些西装革履、脚步从容的都市白领阶层不一样的是他们表现出近乎野性的生命力,可必须以如此卑微的方式扎根北京。一声“站住,警察!”就能让他们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跑步”两字实在平常,却道出了生活在北京底层的小人物最真实的生活情境。

《六耳猕猴》是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最能体现底层小人物精神压抑的作品。小说主人公冯年,是一名在北京做电子产品的推销员,他拒绝听从家里的意愿不肯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到家乡。他的精神状态是压抑的,晚上做梦中化身一只六耳猕猴,在这种无尽的折磨中终于还是回到故土。《西游记》中的六耳猕猴本为野生,即便本领高强,奈何路子不正,只得乖乖受死。冯年与六耳猕猴同出身草根,空有抱负与本事,还是到不了康庄大道。冯年始终还是没有挣脱梦境中套上的绳索,在冯年命运的处理上实现了现实与梦境的互文。但徐则臣的小说还是给他笔下的“京漂”一族以希望和野心。《六耳猕猴》中的冯年最后还是能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分店店长职位,这都是他辞职之后的后话,无非为他的遭际平添几分唏嘘。正所谓“去国怀乡,有黍黎之悲”。

徐则臣的“京漂”小说大抵还是充满暖意的,京居本不易,来自底层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三位不同身份出身的租客成为莫逆之交(《啊,北京》)、与阴差阳错找上门来的哑女西夏在一日一日地相处中产生情愫(《西夏》)、姑父一人顶罪却不愿将“我”供出(《假证制造者》)。

故乡:堕落与绝望

每一位写作成熟的作家都有属于他的文学故乡,例如莫言的山东高密乡、苏童的枫杨树乡、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徐则臣也有塑造了他的文学故乡——“花街”。

“作家有两个故乡,一个在地上,一个在纸上。前者与生俱来,是切切实实地生育长养你的地方,甩不掉也抛不开,人物和细节看得见摸得着,它是确定的;后者则是后天通过回忆和想象用语言建构出来的,它负责容纳你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见闻、感知、体悟和理想,它是你精神和叙述得以安妥的居所,是你的第二故乡。2这是徐则臣对于故乡的想象,前者是实体的故乡,后者是文化意义上的故乡。徐则臣笔下的故乡“花街”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她存在于每个人对于故乡的想象之中。“我写的一条名叫花街的老街,不仅仅是一条街,它可能是整个世界,它也正在成为整个世界。”在“花街”这条长达几百米的小巷子,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缩影。正如徐则臣所说“我把我对中国历史、现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落实到这条街上”,对花街的描述上溯几百年前,更是提到了现今形势下小城镇如何被裹挟到全球化进程中来。社会浪潮已经从大城市波及至小城镇,原有的社会体系秩序被打破,故乡已不复当年模样。

《水边书》中提到“如同世界的中心,四面八方的男人像女人一样也来了。”花街从此变成了香粉萦绕之地。陈千帆的母亲提到郑青蓝的姑妈永远是那个“卖”的,女人们变得面目可憎,言语激烈,夫妻关系出现裂缝。这样的故乡是堕落的。

故乡同样也是异化的。她在通往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已经被人为弄得面目全非。花街也遭遇了这样的尴尬,如《耶路撒冷》中提到依托运河而生的花街利用一些历史长河中或许存在一些轶事打造所谓的历史文化景观,而初平阳就这样充当了“历史的写作者”。同样,故乡的人在金钱社会面前也发生了异化。《先生,要人力三轮吗》是写“我”在家乡遭遇各色人力车夫的故事并蒙受勒索,这篇小说了续写了《骆驼祥子》的故事,批判的中心都直指“金钱吃人”。

米兰·昆德拉认为家园是“有我的根的地方,我所属的地方。家园的大小仅仅通过心灵选择来决定:可以是一间房间、一处风景、一个国家、整个宇宙。”3心灵的选择决定了个人的去向。有着少年武侠梦的陈千帆没能游走四方,而童年伙伴郑青蓝在花街的流言蜚语中选择再次出走(《水边书》);背负着弟弟景天赐意外身亡的内疚,秦福小一去可能不复返。(《耶路撒冷》)。

“出走”是属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命运,他们或多或少为了心中的梦想和未知的生活选择远离故土,如候鸟一般,四处迁徙,中途会选择一处暂时停顿歇息,故乡永远是他们的起点,却不是终点。此心不安处,非吾乡者亦吾乡。4他们心有“到世界去”的梦想,“世界”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在徐则臣的小说中“世界”就是对于未来的探知。边红旗的世界就是北京,“到了北京我真觉得闯进了世界的大生活里头了。”5石码头、铁路和运河是徐则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它们都承载了人物“出走”的特殊功能。运河是古老的运输方式,铁路是现代的交通工具。共同的是,不知会将他们运往何处。

徐则臣说“我在为他们回忆和想象时,也是在为自己回忆和想象:他们是我,我是他们。”徐则臣小说的城乡叙事事实上还是一部关于“人”的叙事。徐则臣在讲述笔下的“北京故事”和“故乡寓言”时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影子,或许就是他周围的人事,他用最为真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切中了关于“70后”一代人的痛,这也是后现代社会中正在成长的所有人的命运:故乡“出走”城市,而城市的人最终会返回故土或者再次“出走。”

注释:

1.徐则臣长篇小说《天上人间》封面语。

2.徐则臣:《通往乌托邦的旅程》,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年1月年第1版,第68页。

3.[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4.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141页。

5.徐则臣:《啊,北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6页。

[1]徐则臣,午夜之门[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2]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唐雅妮(1991—),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文学硕士,广西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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