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巢女人，我亦飘零久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九月 乌耕

《莫愁·智慧女性》语汇新解——无巢女人，我亦飘零久

女性的身体内，有个孕育生命的“小房子”——子宫，从生命的萌芽到成熟到出生，都给予了全部心血凝结的呵护与温暖。但一部分女性因为生活奔波等种种原因被迫离家，而成了无巢女人。她们在各地劳作、迁徙，像只永不停息的鸟，在天空飞来飞去，却没有一根可以停留的树枝，更没有一个可以栖息的暖巢。她们在生存的边缘挣扎，一如本文中的杨柳依们，漂泊大半生，依然无家可归。

巢，在这里是一个意象，喻意平等机会、公平竞争、相互尊重；喻意安全感、归属感、价值感。

无巢女人的现象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当今社会性别平等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和难题，更是优秀传统伦理与价值观的沦丧。本篇策划，旨在唤醒你我他的觉醒意识——不做麻木的看客，更不参与其中成为帮凶，而是要携手创造一个适宜栖居的温暖的社會大环境。这既需要社会保障机制的健全，更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让人性闪亮，让生活充满人情味。

因为，假如我们沉默，下一个飘零者或许就会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女儿。

没有一扇门，可以盛放晚年

2017年5月3日下午，孙子刚办完满月酒，儿媳就对杨柳依说：“为了以后让你孙子上个好学校，我们想买学区房，你接着去挣钱吧。”说完，儿媳从她怀里强行抱走了孩子。杨柳依一愣，抬头看向儿子，儿子赶紧低下头，佯装看手机。杨柳依心里似一阵寒风刮过，重庆的5月，已是初夏了，她却冷得颤抖。

当天下午，杨柳依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离开儿子家，这所她几乎付了一半房款的房子。天黑时，她到了父母家——重庆郊区的一个乡镇。母亲已去世两年，父亲拄着拐杖在门口接她。她强忍住眼泪把父亲扶进屋，父亲指着茶几上的一包方便面说：“还没吃饭吧？自己煮包方便面吧。”

方便面还没吃完，弟媳进来了，阴阳怪气地说：“大城市的人回来啦，怎么不在市区带孙子，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了？”杨柳依笑笑，不知如何作答。

记得从上海回重庆的那天，公司几个要好的姐妹给她送行，姐妹都羡慕她“熬出头了，以后安心抱孙子就好”。为此，她几乎带着全部家当奔赴儿子家。可是一个月后，她又无家可归了。

弟媳的一番揶揄，让今年56岁的杨柳依，想起二十年前。1997年的冬天，她离婚三个多月，住在娘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弟媳嫌弃她，让她每月交伙食费。她没钱，弟媳就每天阴阳怪气地羞辱她，说她连个男人都拴不住，三番五次地找茬和母亲生气。杨柳依知道弟媳对她不满，前夫在外面包工程，弟弟跟着他干，现在她离婚了，弟弟怎么好意思再跟着前姐夫干活？弟弟找不到好工作，弟媳就把气撒在杨柳依身上。

杨柳依和前夫是小学同学，住的村子相邻。两人初中都没毕业，到处打零工。杨柳依20岁时经熟人牵线嫁给前夫，次年生下儿子。随后，前夫外出打工，她在家带孩子。上世纪90年代初，前夫带着一帮老乡在外面包工程，赚了不少钱，但也有了小三。前夫当时的意思是，如果不离婚，他每月都给杨柳依母子生活费。但心高气傲的杨柳依执意离婚。

杨柳依带着仅存的1200元回了娘家。一大波娘家人，尤其是之前跟着前夫干工程的亲戚，都说她傻，说只要前夫给钱，自己带着儿子过不是很好吗？反正有儿子，以后老了，男人终究是要回来的。一时间，杨柳依成了众亲戚的“公敌”。在娘家住了三个月，见她没有复婚的念头，亲戚与邻居们又开始游说她：“复婚吧，你不能总是住在娘家呀。”

那段时间，母亲愁眉不展。杨柳依心疼母亲，在一个冬天的深夜，她掏出全部积蓄的一半递给母亲说：“明天我去北京打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些钱就当给你养老了。”当晚，杨柳依和母亲抱头痛哭。

其实当时，杨柳依连北京在哪里都不知道。她只是在无意间听村里年轻姑娘们说起，在北京找工作比较容易。她当时想，哪怕在饭店给人家刷盘子都可以，只要人家给口饭吃，给个地儿睡就行。

那是杨柳依第一次出远门，先坐汽车到重庆，再坐火车到北京。她一路心惊胆颤，又一遍遍给自己打气。无家可去，身处悬崖，唯有往前冲。

度过最冷的冬天，却看不到阳光

杨柳依在火车上认识了同来北京打工的贵州人葛红梅。当时，比杨柳依大三岁的葛红梅已经在北京做保姆三年了。在葛红梅的介绍下，杨柳依进了一个家政公司，经过简单的培训，开始做保姆。

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奥运冠军家做保姆。奥运冠军的家是一个三层别墅，她负责打扫卫生、整理院子等，每个月工资2500元。这对当时的杨柳依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但杨柳依一踏进门，奥运冠军的母亲就对她说：“你只能睡三楼的阳台。”北京的冬天，夜里气温近零下二十度，每晚，杨柳依蜷缩在阳台上，抱着一床被子，再把所有衣服盖在身上，依然冻得瑟瑟发抖。她跟奥运冠军的母亲商量，能不能睡到专门放清洁工具的小屋，遭到拒绝。

那么多空房间，却没有一间可以避寒，那段时间，杨柳依几乎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完了。她想辞职，但想想一年下来的收入，是一笔巨款。有了这些钱，她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于是她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坚持。

那年的冬天于杨柳依而言，无比漫长。无数个冬夜，冻得睡不着，她只能在院子里悄悄跑步，围着别墅的篱笆跑了一圈又一圈，从凌晨跑到黎明。

杨柳依还是没能在奥运冠军家坚持完整个冬天。“太冷了。”杨柳依说，那是她生命里最冷的一个冬天。干了两个月，揣着5000元钱，杨柳依回到家政公司。公司领导以“不服从公司安排，提前违约”等借口为难她。公司的一位老大姐把她介绍到一个刚成立的月嫂公司，负责做饭、打扫卫生。杨柳依感激不尽，对公司创立人说：“工资你看着给，我保证把工作做好。”

公司没有宿舍，创立人给她带了两床棉被。每到晚上，同事都下班走了，杨柳依把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铺上棉被就是床。即使这样，杨柳依也很满足，“至少有个睡觉的地方了。”两张办公桌，杨柳依一睡就是两年。

公司创立人看杨柳依干活利索又忠诚，就让她参加月嫂培训。就这样，杨柳依开始做月嫂。后来，因为公司发展需要，她到了上海。

虽然做月嫂的工资比做保洁员高出几倍，但更辛苦。有的家庭不舍得让宝宝哭一声，杨柳依便整日整夜地抱着孩子睡。身体上的疲惫还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更痛苦。遇到挑剔的人家，吃饭不让她上桌，她只能在厨房站着吃剩菜。即使这样，她也觉得满足，感激这份工作让她食宿无忧。

这些年，杨柳依总是在行李箱里装一部计算器，计算器播报数字的声音，于她就是最优美的乐声。实在疲惫至极，她就在计算器上啪啦啪啦地计算，如果坚持两年、五年、十年，自己能有多少存款。她盼着儿子快点长大，结婚生子，她就回去抱孙子，颐养天年。

这个支撑她二十年的奢望，也被儿媳粉碎了。当晚，杨柳依跪在水泥地上，抱着母亲的遗像，哭到不能自已。她哭自己辗转这么多年的心酸；哭自己一大把年纪，依然无处可去。她很羡慕母亲，至少有个终老的地方，而她连一个盛放晚年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连去世之后有座坟茔都成了天大的奢望。

上海很多月嫂公司都不收45岁以上的月嫂，怕体力与精力跟不上。为此，杨柳依不敢跳槽去别的公司，她只能通过老客户介绍接单，或者给公司新来的月嫂做培训。这一行还能做多久？杨柳依不知道，“做不动了就去做保姆，或者做保洁，攒点钱，老了去养老院。”杨柳依跟好友葛红梅哭诉说。

没有家的，何止杨柳依一个

葛红梅是贵州人，之前在北京做保姆，2000年年初，到苏州一家婚纱厂打工。“我们那里穷得你们无法想象，山旮旯里，回一次家，坐火车转汽车，转三轮……”葛红梅逢人就如此说。她很早就出来打工，为了节省路费，好几年才回一次家。

儿子读三年级时葛红梅出来打工，回去时，儿子已经初中毕业了。她提前让儿子在车站接她，可是下了车，她却认不出自己的儿子。等到天黑，车站几乎没人了，她才走到一个年轻小伙面前说：“你是小亮吗？”儿子点点头，默不作声地接过她的行李。儿子在前面骑着摩托车，她在后座上眼泪流不停。她伸出手臂想抱抱儿子，儿子往前探了探身子，躲开了。

老公身體不好，出不了大山，就在家照看儿子和女儿，全家指望葛红梅每月寄钱回去。到苏州不到一年，葛红梅就跟同样来自贵州、同一个县城不同乡镇的一个男人同居了。两人租了一个类似于旧式学生宿舍的房间，吃喝睡都在这个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里。男人出房租，葛红梅做做饭、洗洗衣服。“两人各取所需，而且省钱，还有家的感觉。”葛红梅对杨柳依说。两人下班一起买菜、一起吃饭，休息日一起去公园，逛超市，如果不想起遥远的贵州的那个小山村，葛红梅会恍惚地觉得，自己也是这座繁华城市的一分子。那间杂乱不堪的小屋、下晚班亮着等她的那盏小灯，给予了她对家的全部向往，也给予了她家一般的温暖。而像葛红梅这样一起打工、租房的临时夫妻，不是少数。

5月5日上午，杨柳依抵达公司，住进公司的宿舍。不上户（去客户家上班）的日子，公司给她们提供了宿舍，每天只需要交10元钱。刚刚下户（从客户家下班）的刘大姐看到杨柳依既惊讶又高兴，惊讶的是她又回来了，高兴的是，住在公司的日子，又多了一个人作伴。

刘大姐听着杨柳依的回家经历，也不禁悲从中来。她前夫找了一个比她女儿还小的女人，父母都已故去，女儿结婚成家，她也是一个无家的人。十多年来，她除了上户就住在公司宿舍，连春节都没地方去。而月嫂中的大多数，都跟刘大姐和杨柳依有着相似的经历。

当天下午，几个姐妹约着杨柳依去逛上海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每人买了一堆衣服。晚上，几个人AA制在小饭馆聚餐。这是她们最惬意的时刻，窗外，偶尔有衣着光鲜、拎着名牌包包的女人，穿着高跟鞋吧嗒吧嗒地走过；有西装革履的男人，夹着公文包匆匆经过。

晚上十点，杨柳依和她的姐妹们，醉意醺醺地相互搀扶着走出小餐馆，她们高声谈笑，拎着新买的衣物，走在灯红酒绿的街头，一如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女人。这一瞬间，她们似乎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家。（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