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衡水中学最近又成了热点。原因很简单，它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应试能手，虽与社会素质教育主流理念相悖，却办得很“成功”，且在争议中不断壮大，四处开办分校。衡中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位衡中毕业生这样回忆在校生活：“不能退步，不能生病，不能顶撞，不能心情不好，不能慢，不能笑，不能和同学说太多话，不能走神，不能咬笔，不能总跑厕所，不能啊都不能……”为了取得好成绩，衡中让学生们长期处于亢奋状态，大量做题，挖掘应试潜力，除此之外的其它东西似乎都是多余的，还美其名曰“半军事化的封闭管理”。

再来看看民国时期的另一所名校——南开中学，当年的南开中学也曾推行“强制性”的教育。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强迫体育”：规定学生的体育成绩必须达标，否则不能毕业。因为南开中学的主事者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因此，学校要求，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门全部锁上，所有学生必须走出课堂，融入课外活动，如果有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要记大过一次。

台湾著名作家齐邦媛回忆，当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各科成绩都好，唯独体育糟糕。初一时，她因身体瘦弱，竟在晨间升旗训话过程中晕倒，成为同学们的笑柄。但经过锻炼，半年后，她就成为班里垒球队的一垒手。初三时还成为学校女子田径队的短跑、跳高和跳远选手。至今已过去60多年了，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15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如今，93岁的齐邦媛仍思维敏捷、身体硬朗。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是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在他记忆中，南开中学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不合格者必须淘汰，为此几乎每年都要淘汰几十名学生。而吴敬琏因为身体差，体育不及格，第一年就差点“被刷了”，后来吴敬琏每天下了自修课就去操场跑上800米，日复一日，身体渐渐强壮，终于达标。吴敬琏还对南开中学的“公民训练”记忆深刻：南开中学除了教授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还说：“我虽然只在南开中学读了两年，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年。我在从少年到青年的转折期进了这么一所学校，乃人生大幸。”

南开中学这种德智体并进的教育理念，对当年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育也有一定影响。党内资深教育家蒋南翔在延安时期提出“南开中学论”，认为中学教育要像南开那样，系统、完整，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接触社会、懂得社会的学风。

历史早已证明了当年南开教育理念的巨大成功。如今，号称“考试集中营”的衡中也像南开那样在国内到处布局，又将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呢？

当然，为衡中辩护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衡中模式”可为贫困子弟的上升提供便捷的通道，只要数理化好，脱颖而出，改变命运乃指日可待。德智體美？那是城市的孩子才有条件享受的综合素质教育。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却经不起事实的推敲——难道衡中的学生都是贫家子弟？为何南开中学当年在战火的缝隙中多次迁校办学，仍能坚持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到了和平年代的今天，却有中学反而做不到了呢？

读书的确是普通学子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但别忘了，学子首先应该是活泼的青少年。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本应活得自由自在，释放天性，发挥创造力，他们的潜力不应该由试卷和分数来衡量。若要再等历史来验证这个道理，一切恐怕都迟了。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