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华

看到《音乐周报》上的《音乐圈那些要不得的“学院病”》（虎皮纱文）和《“学院派”到底怎么了？》（张燚文），我感到很诧异，学院有“病”不假，但给学院把脉的“大夫”也“病”了。

学院派是一个引进西方的概念，广泛运用于人文学科领域，其含义强调按照既往的规范进行专业音乐教育，重视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和基础训练，看重师承关系，追求艺术的本体价值即“为艺术而艺术”。从历史角度看，其含义并不总是褒义词，在我国，曾经的“学院派”是与“救亡派”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的恩怨纠葛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到了当今的音乐教育领域，“学院派”一词往往意味着“缺乏创造性”的意思。但即便把这“学院派”风格称为“病”，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学院”之“病”，前者是艺术流派概念，后者只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名称，不是学院所有发生的“病”都有资格称为“学院派”之“病”的，如有一些刚升格为专科、本科的职业学院音乐系，至今连教学体系都很难说是完善的，对“规范”的强调难道不需要吗？即使对“规范”的强调有僵化的地方，但并不代表这“规范”就没有变化过。就民族音乐来讲，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曾经靠卖艺乞讨为生的人都被请到专业音乐学院当教授，这种创举估计世界罕见。到了当前，为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许多专业音乐院校特设这方面的专业。河南声乐教授武秀之提出“三女唱法”，吴碧霞的跨界唱法等早已跨越以前的“土洋之争”。无视学院对“规范”的合理要求和已做出的发展，这本身也是一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