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鲍勃·迪伦是当代流行音乐独一无二的现象，从成为一个民歌歌手至今，他用难以置信的勇气，最大限度做到了对后工业社会的商业规则的顽强挑战。他不屈从，始终遵循他的大脑。这让习惯商业规则的人们对迪伦这个人无所适从，反而激增了媒体和公众对这个“怪人”的兴趣，他的歌词、音乐、外表，甚至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能成为人们猜测、分析的话题。但人们始终没有搞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反，这个蹩脚的诗人、反商业的歌手，在他写过的上千首歌中，没有几首成为热门歌曲，他的歌词也没有多少人能看明白。换一个人，人们早就会把他忘记，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迪伦。

“我不能告诉你”

有时候，当远距离观看一件“庞然大物”时，再近观往往会发现并非如此。迪伦就像他说过的话一样。他住在加州海边的隐蔽居所里，生活非常简单。尽管他近来常常曝光，但这些丝毫不能减少他的神秘。

事实上，迪伦在今天重新定义了“艺术家”这个概念，但他仍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一生充满叛逆和不妥协的艺术家。迪伦从来不跟媒体和公众互动，不管在他成名之前还是之后。

迪伦的出现，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明星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作为明星有责任回答人们的好奇和疑问。1962年，只有21岁的迪伦刚刚出道，在一次广播节目采访中，主持人问：“为什么要到纽约？”迪伦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会牵扯到其他人。”在剩下的半个小时内，他回避了主持人提出的所有问题，导致这个节目的录制不得不中止。迪伦在接受访谈时的冷漠、嘲讽和机智，是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保护了自己，这让他在媒体和公共视野中逐渐变成了一个谜团。

迪伦的脑子里永远有无数和采访者希望知道的结果截然相反的答案，或者他的回答讓人抓狂又难以捉摸。包括他的歌词，读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却勾起人们如同破解密码一样的兴趣。他经常在歌词中引用很多人物或者发表无数观点，但是人们不知道哪些是代表他的。

1986年迪伦在接受《滚石》杂志科特·洛德的采访时说：“当我回望过去，我很惊讶写出了那么多歌，现在回想起来，我写歌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你知道吗？写《荒芜之街》的时候，我只是想着某一个夜晚，然后它就从我脑子里出来了，歌词没什么逻辑。”在另一个访谈里他的回答也大同小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反正那些早期的歌曲很神奇地写出来了。”于是人们喜欢分析迪伦的歌词，试图寻找答案。迪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厌烦人们的这种喜欢在歌词中搜寻隐含的意思和透露的信息的做法。所以人们评论迪伦的创作是“创造性完全是神秘甚至充满魔力的过程”。大概过于关注自我和技巧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无拘无束的创造性，人们对迪伦的期望就是失望的过程，包括他自己。

迪伦是少有的保持不可理解的神秘性——大隐隐于市的人。他50年来形成的深不可测的完美形象随处可见。然而，今天却很少有人了解他。在媒体无孔不入的时代，看起来很难做到，但是他却实现了。

“我不属于任何运动和团体”

谈论迪伦，一直都无法避免“抗议歌手”这个话题，这个头衔是迪伦最风光、社会背景最混乱的上世纪60年代扣在他头上的。与其他标签不同的是，“抗议歌手”不是贴在他脸上的，而是刺在他脸上的，让他一生都洗不掉。

迪伦最为著名的抗议歌曲是在60年代初期的20个月内集中创作完成的，但不到一年的时间迪伦就背弃了它们。恰恰这20个月创作的歌曲，成为迪伦后来最有影响作品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迪伦当初写出《时代变了》或者《答案在风中飘》这样的歌曲只是就事论事——因为谁都能看明白他写的是什么，那么后来迪伦抛弃对政治的兴趣，离开左翼激进主义，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激进。

《时代变了》给迪伦带来真正的成功，他变成了社会运动领袖。换一个人，可能此时会勇往直前，因为这样的机会可以为自己赚得很多实际的东西，但是迪伦没有。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不是他需要的，他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背叛这一切。作为一个叛逆者，他背叛了自己。他在1964年对亨托夫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去做什么代言人。从现在开始，我只想写我内心的东西，我不属于任何运动和团体。”

从此，人们看到了一个不断背叛自己的鲍勃·迪伦。但他的忠实歌迷并没有这样饶过他，他们希望迪伦继续抗议下去，继续为他们代言。在一次演出中，观众们喊着让他唱抗议歌曲，迪伦冷冰冰地说：“听吧，这都是抗议歌曲。”迪伦从心里认为这是观众和媒体对他的无理纠缠，妨碍了他遵从内心的意愿，于是他做了更为极端的事情。1965年在新港音乐节上，他恶作剧地给传统民歌通上了电。这在纯粹的民歌听众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迪伦听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多的唏嘘声。但恰恰是这一举动，让迪伦打开了自己的世界。

（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