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7-06-17 张燚 音乐周报

吴跃华在《音乐周报》刊发《是“学院病”了还是“大夫病”了？》，文章对笔者的《“学院派”到底怎么了？》提出质疑，这是好事。但是往下看，我却开始摸不着头脑。

首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在有限点出学院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吴文却在用很大篇幅翻检别人怎么定义“学院派”的概念还有“学院派”的历史演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吗？再者，吴老师又是怎么无缝对接到指责我“无视学院对‘规范的合理要求和已做出的发展，这本身也是一种‘病”的呢？这两者连间接联系都没有啊。

吴文在开篇提到“规范”，在结尾则专说“严谨”，“把‘严谨也当成‘学院病，这简直就是天下奇闻”。更为天下奇闻的是，我的语言水平糟糕到何种程度，竟然使得吴老师认为我在把严谨当成“学院病”？我的原话是：“有几人的‘严谨是在大量研读资料和音乐分析后的主动的严谨？多数‘严谨不过是懒惰的简单复制‘大师就是这样罢了”。意思很明确，我支持“在大量研读资料和音乐分析后的主动的严谨”，反对加引号的简单粗暴墨守成规的“严谨”（伪严谨），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仅不反对严谨，而且以反对不严谨为己任。吴文“质问”我：“伯克利大学一年学费几十万你怎么不说的呢？”我的回答是，您这么问不够严谨。第一，美国人均年收入约28万，约等于吴文的“几十万”。第二，美国人不用把大量收入花费在买房上。第三，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学费灵活多样，不是简单的一刀“几十万”。第四，我们买房买车等商业行为都是在支付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附加费。第五，多数国家的教育财政支出主要用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却主要用在高等教育方面。第六，我们绝大多数大学的运行都不是依赖学费而是财政拨款，教师工资也是来自财政（这正说明大学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换句话说，每个人（不管你上不上大学）其实一直都在“秘密”为大学支付“学费”……我提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供我们思考“帮助学生打通他们与社会的联系”，难道有必要在有限的篇幅内介绍它多样的收费情况吗？

我想，很多教师都发过大学的牢骚，但牢骚并不能构成“话语”，依然等于“沉默”。少数几个学者发了几篇文章提到过音乐学院教学的不足，但都不是核心问题。此外，大多数学术论文除了评职称时显贵，其他时候不都是“静静”躺在资料室吗？难道我这篇《“学院派”到底怎么了？》会形成“话语”吗？如果吴老师还是认为我“让人不可思议”的话，可以翻翻《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如果没有量和度的思维，去钻牛角尖找特例，那么社会学所有的结论都将失去容身之处。

尤其是，我反对教育的行政指令化，吴文却说“其实上面的指令是要求教学‘以人为本”。面前万千佐证，我只提一個“评估”。学院每年都会面临一到两次各种名目的兴师动众的“评估”，一方面所有评估并不重视师生感受只看殚精竭虑做出来的数字、整出来的文字，询问师生只是走过场；另一方面那些学校的师生——不包括我所在的大学——也会事先被告诫“不要乱说”“要维护学校的荣誉”……这行径本身不就是在败坏学校的荣誉吗？《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指出“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是多此一举吗？不过这样的“好指令”好像也没什么用，学校及人员的行政是具有选择性的。

学校人力“重视”招生还是就业，这个问题我们自行脑补就行了，还用讨论吗？如何重视就业，《音乐周报》2013年7月17日有一篇《就业率：85.79%背后的真相》可供参考。另外，重视就业就是成立就业处、成立就业处就是重视就业，这是简单的行政思维，作用不大，还可能导致机构臃肿。就业是与招生方式、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形式、教学方式、教室形式、师资水平、校风学风、实践基地建设、社会服务水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吴老师的就业工作做得好，何不传经送宝、为大家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吴老师说我有病，这个结论是没错的，但我的病并不是吴文所断出的病。我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已经被教育和学院塑造，我不知道离开学院如何单靠个人能力在市场立足。在这种意义上我是病人，根本不是大夫。很多人都在闷声发财，我却没有相应的素质与之为伍，还在喊为教育负责。在这种意义上我也是病人，根本不是大夫。我对水质、雾霾和食品安全都无能为力，我只能提醒自己多留心，别以为自己很健康，记着体检和锻炼。

最后还有必要补充两句。第一句：为自己的作为赋予价值，这是我们的本能，可以理解，但更应该做的，是开拓自己的视界、探索作为的多种可能性、探求切实的真正的意义。第二句：我是病人，却绝不等于学院没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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