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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无恙

2017-07-10宋小词

北京文学 2017年7期

这是关于母亲与父亲的故事。他教会母亲唱歌跳舞，教会母亲快乐生活，母亲却在批斗他的大会上，给了他致命的一脚，让他对生活彻底死了心。现在年老丧夫的母亲又想嫁给他，却惹来全家人的反对……

1

我母亲要找老伴这话一年前就听说了，这是谣言，不可信的。小地方的人就是舌头长，一天到晚无中生有，乱嚼舌根。镇子里以前还有人说我在广州当小姐，有人亲眼看见的，说坐台费一个小时三百元。天地良心，广州在哪方我至今都不清楚。而且也太抬举我，一个小时三百元，就我这姿色，不是寻死吗？可是嘴长在别人身上，我又能怎么样呢？但今天小姑打电话也说我母亲要往前走一步。我说，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小姑的语气不容置疑，再说小姑是什么人，有必要造她亲嫂嫂的谣吗？在我说第三遍不可能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相信这是真的了。

记得当初父亲死后，母亲捶胸顿足，发丧时头直往墙上撞，恨不得随父亲一起去，亏得身边人眼疾手快拦住了。大半年里，每跟人说起父亲便言语哽咽、双眼落泪。父亲三周年过后，我曾试探性地问过母亲可有再找个老伴的想法。话一出口，母亲两只眼睛刀一样横了过来，恶狠狠地说，你再说这种话，小心我用鞋底板抽你。又说，你若嫌我是个包袱，不想养我，要把我往外推，那我宁可讨米，也不指望你。由此我便知道了母亲的心志，她是要从一而终的。

我们家的女人好像都是寡妇命，也都有守贞节的气性。我太祖母三十五岁太祖父走了，太祖母一人拉扯六个孩子长大成人；我祖母四十岁时祖父去世，那时国家处在亢奋年代，“大跃进”赶超苏美，农村里搞集体挣工分过日子，祖父没了就等于家里天塌了，可是天塌了我祖母也没有另找男人，她守着三个半大孩子以野菜树皮和糠面混在粥里，也把日子过过来了。现在轮到了母亲，她四十七岁的时候，父亲身患绝症，拖了三年就向这人世道了别。她便成了我们家又一代寡妇。

我问小姑那个男的是谁？小姑哼了下鼻子说，你妈不说，多问一句脸上就跟撑了篾一样，绷着。母亲的态度令我不快，她是出于保护对方才不说的，还没踏出高家门呢，胳膊肘就朝外拐了。我心里一阵毛焦火燥。母亲的性格脾气一向温软，知进退又善忍，但遇到事情，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浑身都是硬骨头。

虽然到了年终总结的忙月里，但娘要嫁人是件大事，我只得厚着脸皮孙子似的向老板磨了两天假。车程原本只有四个小时，但路上堵车用去两个小时。到县城，天已黑了。隔着车窗看满城灯火，记忆中的许多街道和房子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开的门面和超市，县城里还新添了电影院、商业街和国际酒店，重新选址修建的县委县政府如泰山般巍峨，让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县城变了，变得我都不认得了。这种陌生令我羞愧，这些年我确实很少回家了，父亲去世后，母亲便没有了经济来源，为了更好地赡养母亲，不使她在钱上感到拮据，我在工作之余不停地接私活。每次节假日前母亲打电话来问我回不回，我便总以事情多、忙来推托。母亲每次都是“哦”一声就不再说话。电话里的沉默让我感知了她的失望，这让我烦躁。我觉得母亲总是在情感上绑架我。但现在，我真的觉得我就像个骗子、无赖。

到家才9点，左邻右舍灯火通明，人声喧闹，独母亲的屋里黑咕隆咚的。母亲一直都有早睡的习惯，父亲走后，母亲睡得更早了。问母亲，她总说，我一个人又没什么等的盼的，早点睡，一觉睡醒，一天就过完了。我说，人活着又不是挨日子。母亲说，活着可不就是挨日子么？母亲这种对生命的消极态度也让我恼火。但临到家时我忽然体会到母亲的孤独，一个人每天没有等的盼的是多么悲伤。那些亮着灯的人家不是在等孩子就是在等爱人，一家人等齐了便收门关灯睡觉。十三年前母亲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那时母亲从来不觉得人活着是在挨日子。

我举手敲门，蓦地感到心酸。

谁？母亲在里面问。因为母亲的手机处在无法接通的状态，我這趟回家她是不知道的。我说，是我。

是洁儿吗？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母亲说着就把门打开了。

见到我，没有流露出多少欢喜来。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如果我这样回来，母亲定是喜出望外，她会一把搂住我亲热一番，然后进厨房做吃的，做吃的还要哼着小曲儿。现在母亲还是像以前一样下厨做吃的，但她一脸的淡然，让我觉得她锅里煎的不是鸡蛋而是我。

半晌后，母亲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端到我面前，说，你吃完就放桌上别管，我先去睡了。

她不坐在一旁看着我吃，这又与往日不同。我内心愈加伤痛，我为我这一年来没有回来看望她感到愧疚，但也为母亲这样待我感到气不平，我再不孝，每月两千元的赡养费却是分厘不差，为了母亲用钱宽展，我经常是熬通宵赚外快。

鸡蛋面还是昔日的味道。鸡蛋打匀，在锅里摊成薄饼状，然后切成细丝下在汤里，切上几片肥瘦相间的腊肉煎出油来盖在蛋面上，撒上葱花胡椒粉，又好看又好吃。从记事起，每年的生日母亲都要如此与我过一番。在外求学后，不常回家，每一次回家第一餐母亲必要做鸡蛋面与我，这碗吃食看相朴素，做起来繁琐，既要熬汤又要煎肉，但母亲必要以此隆重来表白她做娘的心情。

鸡蛋面虽然咸淡适口，香气扑鼻，但我却吃不出从前的滋味了。才吃上两三口，便觉得胃胀，起身去敲母亲的房门。母亲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母亲一定知道我此番突然回家的意思，她再嫁的消息亲戚们都知道了，唯独没有说与我知，她的心里必定很是为难，亲戚们俱是反对的，她也知道我的态度。因为中秋节的时候我跟她说过这个事，我表明了我的立场，是不同意的。母亲说，这是谣言。这事也就没再提起。

母亲的拒绝，令我周身感到寒意，回房时途经走廊，看着墙上挽了黑纱的父亲遗像，胸中忽然生出委屈，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2

次日起床，见母亲要去集市买菜买米，我要同往，母亲拒绝了。我站在廊檐下看着母亲单薄的背影，心内一阵难过。

母亲在四十五岁上发福，胖成大肚罗汉，身上晃荡着的肉跟端着一碗汤似的，要泼了出来。母亲想方设法减肥，节食、吃药，还绑过一段时间的收腹带都不见效。但在父亲走后的半年时间里，母亲的这身赘肉像是被刀割了去，瘦得连肋骨都根根可见，母亲也一下子老了许多。从此母亲再没长过肉，永远是这副皮包骨的身架。

廊檐下炉子已经生好了，两块蜂窝煤都烧红了眼，炊壶都开始嗞嗞作响了。六十三岁的母亲身体硬朗，脚尖眼尖，走起路来，足下生风，做事手脚麻利。大早上的，一旁的炭盆也已生好，蒲扇扇去浮末，便是一盆鲜亮的炭火，端到屋内来，心里顿时便一阵发热。我和母亲到了冬季都喜欢烤炭火，每年父亲打年货，买炭是重头。大雪天，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炭盆边烤火，母亲唱歌，父亲打拍子，他们的拍子打着打着就会打在我烤火的手上，然后捉住我，使我不得挣脱，他们笑，我也笑，惊得一旁的猫儿直拿眼瞪我们，埋在炭边的橘子发出一阵阵煳焦的甜香味儿，这是我记忆中最为温暖最为浪漫的冬天。这样的冬天再也不会有了。

我掏出手机给亲戚们打电话，邀他们来家中吃饭。知道我此番回来的意图，亲戚们都答应了。从我记事起，我们家每遇家庭矛盾，或口角或争吵，父亲便会请亲戚们出面调停劝解商量。父亲不在了，我延续了父亲的治家传统。大姑小姑离得近，母亲买菜还没回来，她们就已经到家了，两位姑姑多年来在我们家都没把自己当外人，一进门不用我忙活，便自己给自己倒茶，自己给自己找椅子。屁股一落座，便开始说起母亲的事情。

大姑说，洁儿，你妈的话我们说了很多，她不听人劝，这次当你面说也不一定就听我们的。还不如你做儿女的多说说，你说跟我们说不一样。

小姑说，说了还要听得进去才行。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想的，这么大年纪了，经期都回去了，还有这心思。

小姑到底是没进过学堂的人，说话粗糙。我虽对母亲这事不满，但这么说她我还是不高兴的。是人便会有七情六欲，跟年纪、跟绝经没有关系。我说，我妈太孤独了，我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我一走她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倘若倒回去十年，我不会阻止她这个事，但现在她老了，这个年纪哪里还能与人做夫妻，只能与人作个伴儿。说白了我妈是去伺候人，我妈伺候了我爸几十年，我不能让她老了老了还给自己添个包袱，再去伺候旁的人。

母亲买菜回来后，舅舅和姨妈们便都前后脚进了屋。我们围坐在火盆旁，母亲要进厨房做饭但被小姑硬拉了坐下，简单寒暄后，便直接进入了主题。

大姑说，姐，这事还是要过细想一下的，出了高家的门路大，再回高家的门路就小了。

小姑说，也要替洁儿多想一下，她又不是不孝顺你，不养你的老，你往前走这一步，后人脸上多不光彩。

姑姑们历数了高家三代寡妇，说她们在丈夫做了亡人后是如何如何为人处世的，是如何如何含辛茹苦拉扯孩子长大，如何如何撑门立户，不下堂不改嫁，她们的为人和志气在地方上受到了怎样的恭敬，方圆几十里一说起高家的女人都是人人竖大拇指的，都是被人高看一眼的。两个姑姑你一句我一句像是在说相声，口若悬河，喉咙粗声音大，一口一个我们高家，好像高家是多么的高高在上。我忽然感到有些羞愧，守寡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姑姑们居然能说得这么陶醉。

姑姑们在讲话的时候时不时抬起头看看对面，对面坐着的是我母亲和母亲的娘家人。我的舅舅和姨妈们一人端着一只塑料茶杯，低着眼睛盯着火盆里的炭火，泥菩萨一般一动不动。母亲的腰快弯到地上，双手捧着脸，像是在听也像是在打瞌睡，这令我的两位姑姑有些不高兴。我知道一个人讲话讲得唾沫星子横飞，听的人像聋子，这是很得罪人的。

大姑说，高洁，我们讲完了，你让你舅舅跟姨妈们讲几句。

我没吱声。这不是会议，也不是研讨会，没必要人人都按着顺序讲几句。亲戚们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无非是劝母亲打消再找老伴的念头。

沉默了半晌。一直低着头的母亲抬起了头，她说，大妹、小妹，当年搞集体的时候，你们的妈挑着一担松毛跌在水沟里，扑腾半天才爬起来，一身的泥巴，全大队的壮劳力看得哈哈大笑，那个时候有谁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恭敬你们了？我嫁进高家，分田到户，屋后的钱家为了多占几分菜园子地，唆使全村所有姓钱的人来家里闹事，把我陪嫁的一张五斗柜都打烂了，那时又有谁高看了你们高家一眼的？母亲轻言细语的两句问话，问得两个姑姑四门倒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连我也有一种被抽了耳光的感觉。毕竟我也姓高。

给人家打破这种事，就跟断别人的财路一样，是讨人嫌的，我们是高家的人，也是凭良心说话。大姑比小姑多读了一个三年级，心性高，是不轻易输掉半颗芝麻的，她说，高家再怎么对不起你这嫂嫂，大哥在世时，对嫂子可是没有半点假心，你跟了大哥，大哥跟别的女人玩笑话都不讲一个，把嫂子你是很当人的。

大妹妹，你大哥生前敬重我，我也没有玷污你大哥。你如今说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母亲明显有些生气了。

咳。火盆旁的大舅舅咳了一声，又抽了抽鼻子。他制造出的动静令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瞄了瞄我们仨姓高的女人，说，我来说几句吧。文梅自从嫁到这个家以后，这个家除了与人合伙喂的那头黄牛外，主要劳动力就是她了。高大哥说起来是公家人，每个月有工资，但钱没有打文梅手里过，家里有老太太作主。高大哥身体又不好，不能负重，分田后第一年，我们兄妹几个来看她，在田边上看到她扬着鞭子用牛耕田，一身泥。我的心是最硬的，那天我都流泪了。大舅舅说到这儿，声音哽咽。母亲的眼眶也开始泛红。母亲说，哥，别说了，那个时候，农村里每家每户都是从钉板上滚过来的。我知道母亲的不容易，小时候我亲眼看见母亲挑着一担稻子在雨中飞跑，脚底一滑连人带谷摔在了泥塘里。那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想起来我的心口都会隐隐作痛。我瞥了瞥两位姑姑，她们有些坐立不安，像是有几只生虱子在身上。

大舅舅说，好，这段日子我们掐掉不说。家里老太太得病倒床三年，是文梅请医煎药日夜照顾，把老太太送上山；没过几年，高大哥又瘫痪在床，久治不愈，磨的也是文梅。本来这话不该这样讲，但事实就是如此，文梅在高家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要说对得起对不起的话，只有高家对不起我妹子的，没有我妹子对不起高家的。我妹子这一生太苦了，如果高大哥去世后的头三年里，我妹子说要再找人，只要对方投缘，我们绝不会反对。如今高大哥走了十几年，文梅也成了老人，应该过几天好日子，再找个伴住到一起，照顾别人一日三餐，洗洗涮涮，沒多大意思。文梅要是说一个人孤独，没个说话的人，我们兄弟姐妹勤走动。再者，在外面有说话说得来的人交交朋友可以，但没必要结婚。

大舅不愧是泥瓦匠老师傅，說话跟砌墙似的，一口砖咬着一口砖，有条不紊，有一点缝隙最后也都用水泥糊得密不透风。我不由得朝他多看了一眼。

我知道这是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年代，谁都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母亲虽然老了，但她作为一个人，她享有任何自由，包括婚恋自由，儿女本无权干涉。这些大道理我都懂，只是出于对父亲的情感，我无法接受此事。如果母亲不另抱琵琶，即使父亲离去十多年了，我已然觉得我们仨还是一家，但母亲要是跟别人过日子去了，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在我心里母亲就像一个叛徒。

所有的人都是反对母亲再婚的。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们你一嘴我一嘴，鸡啄米似的不停地劝说着母亲。他们列举了身边许多找了老伴的人家，没有一家可以作为母亲效仿的榜样，想着以后不孤单了，但却凭空多出许多的烦恼，两家子女的不和，亲戚间的掐架和耳朵里听不完的冤枉话，你不服气我，我也不服气你，当初的花好月好，最终也不过朝东朝西，让人看笑话。母亲没再吭声，她像一块修炼成精的顽石，千锤万凿，愣是不留一点印子。看来母亲是铁了心的。母亲这辈子有两件铁了心的事。第一件是不顾家人反对，拼死拼活要嫁给我爸。我外婆差点都跪在我母亲面前了，说高家穷，又没劳动力，进了他家门饿肚子不说，她生的女儿到了这家就成了耕田的牛了。母亲说，我就是吃糠都认了，当牛做马我也认了。第二件事就是生下我，80年代，我母亲怀上我后因妊娠反应剧烈到县医院住院，B超得知腹中胎儿是个女孩，奶奶一心要抱孙子，派了大姑医院里带话叫母亲打掉孩子，母亲毫不所动。奶奶以死相逼，父亲最后动摇了，与母亲打商量，说，文梅，要不……母亲说，没什么要不，离婚都可以，我是不会打孩子的。从此，我母亲与我的祖母矛盾深重，二十年争吵不断。如今，母亲的态度又是这般坚决，我知道这事再劝说也无益。这是一定要做成的。就算我威胁她断绝母女关系，母亲也不会动摇，她有一种革命者的气质。当初外婆没有威胁过？奶奶没有威胁过？没有任何用，她谁的账都不会买。

但我好奇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他竟有如此魔力，令母亲可以作出这样的牺牲，差不多是众叛亲离了。

我说，妈，这样吧，您的事我不会说什么，虽然我内心里不情愿，但我也不会再反对。只一样，那个人是谁，应该要让我们知道吧。就跟您一向教我一样，临出门，得跟家里人交代去处，家里人也好放心。

所有人瞬间都住了嘴，被炭火烧得燥热的客厅陷入一片死寂。我的亲人们也晓得在母亲内心是尖刀子也杀不进去，搭再多的言语也是枉然。而且说来说去，连对方到底是谁都没弄清楚。好比女人怀了别人的孩子，打掉孩子是重点，但把奸夫挖出来同样也是重点。

大家一起的沉默反倒比语言更有力量，母亲感到了些压力。她脱掉了棉袄。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默契地不发出任何声响，都静静等待母亲交代出那个人。过了半晌，母亲说，那人叫周向楚。

这个名字令我的舅舅和姨妈们都惊讶不已，可我的两个姑姑却是一头雾水。但没有关系，我的姑姑们有特工的潜质，她们一定会顺着周向楚这根细藤慢慢去摸索的。我估计不出半个月，我的姑姑就会知道周向楚是我母亲娘家那地方的人，当年从省城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村小学当过老师，教语文也教音乐，“文革”结束后就不知去向了。这人并不算是个人物，而且活到现在也是个正宗老头子。

我很小就听母亲说起过这个人，母亲在音乐舞蹈上的才华全出自这位周老师之手，他教母亲学会了识简谱和拉手风琴，学会了指挥乐队和指挥合唱，学会了唱歌和跳舞。母亲说，周老师为人很温和，很尊重学生，不像别的老师对学生大吼大叫，把学生当成无知的孩子，动不动就体罚辱骂。字里行间一点也听不出母亲与周向楚之间，除了师生情外还夹杂着别的感情，斗转星移，如今我母亲却要与此人结为夫妇。这么多年来，难道母亲的内心除了父亲还一直隐藏着别的男人？我觉得我和我父亲受到了侮辱和欺骗。

一截生炭忽然爆出响来，陈了十多年的炭如今烧起来还是这么热烈，像一段死灰复燃的旧感情。

小姑说，这是大哥在世时买的炭吧。

大姑说，嗯。

我忽然替我的父亲感到愤怒，我将一杯水倒在炭上，“噗”地一声腾起一阵白灰。它们于半空中落下，颜色与形状令我想起了父亲的骨灰。父亲已经灰飞烟灭了，而母亲还是有血有肉的母亲。一个伟人不是说人定胜天么，可人却无法胜过时间。这是多么悲哀却又多么无奈的事情。

3

我母亲有一副好嗓子，她的歌声像早晨秧苗上映着太阳的露珠，水灵灵、滴溜圆，还带着光芒。小的时候听母亲唱“马儿哎，你慢些走哦慢些走哦”，那声长长的“哎”让我觉得母亲的嘴里有锅麦芽糖，又黏又香又稠又甜，能把人听得定住神。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是整个村子里人气最旺的人家，到了冬季的闲月里，我家的堂屋常常是黑压压坐满一屋人，女人们做针线，男人们搓麻绳。我母亲边做针线边唱歌，唱的是那种有故事情节的鼓词，唱词差不多有小半本书，但她却能一字不落地从头唱到尾。她惊人的记忆力让从小背书为难的我佩服得四脚朝天。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唱的《张百春拜年》，起头是：“春到百花开，草死根还在。人生百岁不再来，男儿赴幽台。人在阳世上，善恶两大行。女学贤德男忠良，万古把名扬。”一句连一句，小河淌水似的。

以前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乡会组织所有小学进行文艺汇演，这是一次公开向乡镇领导和群众亮相的机会，全乡十三所小学都暗暗比拼着。我们村里的小学每年在汇演中的名次都是倒数。在我进了学前班后，一次在学校的操场上随便哼了一段豫剧《花木兰》，“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被学校新来的音乐老师听见了，问我谁教的。我说我妈教的。他问我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妈是种田的。音乐老师说，能叫你妈妈来一趟学校吗？

自从我妈那一次来了学校后，她就成了我们学校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六一”汇演前的一个月，我妈待在学校操场上的时间比在田地里还多。而我们学校在全乡的文艺汇演从此稳居第一，令其他学校刮目相看。每年的节目中，不是我领头唱歌就是我领头跳舞。我一个小小人儿，头上顶着朵大红花，一边唱一边跳，因为年纪小，还不知羞，表演欲又强，小屁股扭得跟打算盘似的，只要我一出场，底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就会把巴掌拍肿，为我叫好，他们都会站起来看我。那些年，我也成了乡镇人民眼里的小明星。别的学校的小演员们服装都是统一的，但我们学校的演出服装从来不要求统一。母亲说，都是种田人家的孩子，钱不宽裕，不要为难人家父母拿钱出来做演出服装，节目出彩可以在道具上动心思。比方跳《春天在哪里》时，我母亲就会用皱纹纸做出一朵朵颜色绚烂的花朵，花盘大得跟洗澡盆一样，一上台就把舞台给铺满了。那些花朵打开收拢，收拢又打开，变幻出的造型，令人眼花缭乱。不像别的学校，孩子手里拿着塑料花，举上举下，呆滞又小气。每年演出完后，学校都会给母亲发一套床上用品和一对开水瓶，我们家的开水瓶身上都用白漆写着“一等奖”三个字，这三个字像一张嘴，跟所有的人讲着我母亲的风光。

在我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何缘故，乡里不再组织这种大型的文艺汇演和集会了。那栋贴满马赛克的礼堂大楼也就此冷清下来，弃妇似的矗立在清瘦的街边，木门的朱红油漆一块块剥落，缠绕在门杠上的铁链大锁锈得快要成粉末了。没几年，礼堂就被拆了，建成了一条门面房，生意人在那里卖些日用品，没多少人来买，那些货品躺在货架上通身一层灰，像死了半截没埋的。

没有了大礼堂，没有了文艺演出，我母亲的身上好像也布满了灰尘。以前我母亲蓄着一头长发，乌黑得像淋过沥青一样，每天一大早她就站立在镜屏前梳洗。我很喜欢母亲梳一种叫“蓬蓬头”的发型，把头顶前半部的头发拢起来然后朝前一推，孔雀开屏似的，再用钢丝夹子固定住，这种发式蓬松又整齐，给人妩媚秀气又精神抖擞的形象。母亲梳着这样高耸的发髻，骑着自行车奔走于学校与田地间的公路上时，会让村里所有干活的人抬起头来看她。但自从没有了文艺演出后，母亲好像再也没有梳过这种发髻，她剪了一种厚厚的齐刘海覆在额头上，像舞台上合上的幕布一般，虽然也好看，但是总觉得少了那样一种傲然的神采。

没有了文艺汇演，学校还是聘请我母亲做了几年的音乐代课老师，但最后我们村连小学也没有了，母亲也就无法教课了。不过母亲好像也能接受命运里这些飘忽不定的东西。但一个人内心里流失了些什么，往往会透过某种神情和姿态传递出来，我是感觉母亲没有了以前那般快乐了。

与母亲的聊天和旁人的闲谈中，我知道母亲小时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当年也是很受群众追捧的角儿。母亲每次说起来，脸上都透着一股子神气，她说，每次演出完后到农户家中吃饭，我的饭碗里经常能吃到荷包蛋、咸肉或是鱼干，这是主家老板的心情。母亲说这些格外的待遇时，经常能引得我流口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像母亲一样把歌唱好。我对村里王二婆家的香肠垂涎已久，她们家拉的麻糖又白又好吃，但王二婆又瞎又小气，我想我要是给她唱歌听，她一定会以香肠和麻糖来款待我的。为此，我每天没事就唱我母亲教我的《红灯记》选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母亲说，你唱歌都不拐弯的吗？唱歌又不是读书。

我说，怎么拐？我家的表叔，这没拐吗？

母亲摇摇头，说，你这歌唱得实在是换不来吃的，可以换几把扫帚。

我问，为什么？

母親说，扫地出门。

我有些丧气又很着急，那时我还没有上学前班，才三岁，心眼小，不能承受一点点否认。看我着急，我母亲安慰我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多唱几遍，慢慢就会拐弯了。妈妈十四岁才进学堂门，才知道唱歌，你比妈妈强多了。

我母亲是外婆外公的第一个孩子，她底下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全是由她带大的，她从两岁半就开始学着带孩子，一直带到十三岁。她的弟弟妹妹们都上学了，我的外公外婆才陡然想起他们的大女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才把她送进学校，不至于让她当个睁眼瞎。我母亲是整个学校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她高高耸立在一年级教室里的最后一排，一个人独坐，那些鼻涕流到嘴边又被吸了回去的小毛虫们都不愿意与她同桌，嫌她年纪大。我母亲那个时候挎个布袋子去学校，村里经常有人取笑她，说，这个年纪了还不赶紧找婆家，混在一群奶孩子堆里读书，不知道丑卖几多钱一斤。

母亲说，不读书当然不知道，读了书认了字才知道丑到底价值几何，到时候我一定会算给你听，就怕你听不懂呢。

哎呀，我的天，文家这大丫头以前多老实本分的娃，才读了几天书，好生霸道着呢。好啦好啦，再也不跟你讲话了，以后见着你啊，绕道走。

我母亲站在堰边哈哈大笑。哈哈，上了学，果然连走路都变宽了。

那天母亲上学时的心情格外好，村庄里到处盛开的油菜花和偶尔几株野桃花野梨花，黄的、红的、白的混着大片麦子的青绿，寻常看惯了的风光，头一次在母亲的眼里形成景色，她第一次仔细品味了她生命中的春天。

好心情、好风光让母亲唱起了她从广播里学来的歌儿，“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

母亲说，我一路唱到学校，路两边油菜花又高，蜜蜂一个劲儿地嗡嗡嗡，我也没留意后面还有个人跟着。直到进了学校门，我才听到身后有人叫我，问我，这位学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班级的？我说，我叫文梅，是一年级的。

哦。那个人哦了一声。就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文梅同学，你的歌唱得真好听。

母亲对我说，那个人就是周向楚老师，是才来学校的，教语文，也兼音乐课。讲话口音与我们这里不一样，听起来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

在母亲的回忆里，周向楚老师白白净净、文质彬彬，头发自来卷，很是洋气。不冷不热的天里，经常就是一件白衬衣，外套一件浅灰色的毛线背心。牙齿整齐又洁白，像上了一层釉，太阳下一张嘴，能反射出光来。长脸、高鼻梁，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目光里带硫黄能擦出火星来，让人又敬又怕。还有圈络腮胡子，虽然刮得很干净，但那隐隐的乌青像是墨汁滴到了水里，从这边鬓角一路荡漾到那边鬓角。这泼在脸上的水墨，令斯文的周老师凭空又多了份男子气概。

在母亲的描述中，周老师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头狮子。

母亲说，是狮子，也是一头不吃人只吃斋供的狮子。

读到下半学期后课表上终于有了音乐课，可母亲盼了一个月，才知道课表上的音乐课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这节课是全天的最后一节，班上的孩子虽然屁大点，但也是家中的小小劳动力，音乐课既不识字又不算数，学了何用？不如回去帮家里挣工分，所以学校里的音乐课有跟没有是一个样。

又一次音乐课，别的孩子收拾书包回家时，我母亲去了周老师的办公室。周老师正在窗边吹口琴，窗外是一排绽出新绿的梧桐树，清亮的颜色让人眼底生风。远处的田地里农人和牛正忙活着，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紫云英被铁犁翻出来埋在泥水里，准备沤成绿肥。农人使唤牛的喝喝声、青草与泥土混合的腥味都被春风吹进办公室。周老师吹的是那几天广播里天天都放的一首歌《我们的田野》，吹了一遍又一遍，他像是陷入了某种很深的情境里。母亲不敢打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她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口琴声。她们村也有人吹口琴，但吹出来的曲子就跟面没和匀似的，疙瘩成堆，听在耳朵里，就跟积食一样半天不消化。周老师吹的口琴，就如开闸放水，水沿新修的渠道汩汩而流，曲折蜿蜒，那水流啊流能一直流进心田，滋养五脏六腑，把内心里的泥沙也冲洗了，令人神清气爽。

母亲听着曲子，看着窗外，脑子里一片天马行空的景象，一会儿如踩在棉花上，一会儿如掉在河水里，一会儿又好像长出了翅膀飞在天上。

周老师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曲子戛然而止，一扭头吓一跳，你是？

我母亲也顿时清醒过来。说，周老师好，我是文梅。就是上次您说我唱歌唱得好的那个学生。

文梅，哦，想起来了。周老师看了看办公桌的钟，问，文梅同学，你有事吗？

周老师，我想上音乐课。今天最后一节课是我们的音乐课，我等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有等到。

周老师看着我母亲眼睛里的两点星光，叹了一口气，说，眼下，眼下吃饱肚子比上音乐课要紧，你们村一工分一角二分钱啊。

我母亲一字一顿地说，可是音乐课比挣工分更让我感到快乐，唱歌让我觉得投胎做人还有点乐趣。

哦，你是这么认为的。周老师的眉毛往上抬了抬，很惊奇又很欣喜。那样子像是在一堆鹅卵石里刨出了块美玉。他说，真是下雨出星星啊。周老师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说，可是就你一个人怎么上音乐课啊？

母亲没作声。她也忧愁，是啊，一个人怎么上课呢？生产队放牛放鸭子都是一群一群放的，从没见过老李叔只赶一头牛上山，或是只赶一只鸭子下水的啊。

周老师说，一个人就一个人吧，谁叫你喜欢呢。你说是不是？嗯，哈哈。

母亲说，真的？

周老师说，真的。一群羊是放，一只羊也是放嘛。

母亲说，说反了，我们那儿是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

周老师说，哦，是吗？哈哈。

据母亲说，周老师在教母亲唱歌前，先要求母亲上学放学必须跑步，中途不得停歇。跑了一个月后，也没教母亲唱歌，而是天天要母亲对着堰里的水发咿和啊的声。

咿——

啊——

发音从弱到强，起先从嘴里出来如蚊子嗡、苍蝇嗡，慢慢是蜜蜂嗡，再是蝉鸣，最后要如撞钟响，又次第回到蝉、蜜蜂、苍蝇、蚊子，循环往复，声不能断，直至气绝。

母亲说，喊了一个月的咿和啊后，周老师听了后说，不行，嗓子没吊起来还得继续吊。我又喊了一个月，周老师才给我放磁带听，学的第一首歌是《洪湖水浪打浪》。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啊——以前唱这首歌，遇到啊后面的拖腔总是一团乱麻，腔如果还长一点，嘴里就跟长了刺一般，张不开。周老师很有一手，又蛮耐心，他把一个长音砍成几段，跟喂饭一样，一截一截喂给我，又教给我一些偷气换气的方法，经他点拨，慢慢才开窍。学了一个学期，我自己不知道唱歌到底唱得如何，没想到周老师偷偷给我录下来了，有次在办公室里放，老师们问这是谁唱的，听起来像郭兰英又不像郭兰英。周老师哈哈大笑说，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文梅唱的。老师们都不相信。周老师就到操场上把我喊进办公室，叫我随便唱首歌给老师们听听。我唱《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我才唱第一句，就发现所有老师都停住了手里的笔；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我还没唱完呢，就听得满办公室都是掌声，办公室的两大扇窗户也趴满了脑袋。周老师示意我停下，又把录音机放给我听，说，你听听。我一听，连我自己都吓住了，原来我的歌唱得这么好听。后来校长决定，学校里所有课程必须严格按照课表上来，音乐课就是音乐课，美术课就是美术课，不准提前放学。母亲说这段时，说得喜滋滋的。

学校恢复音乐课后，母亲成了周老师的得力助手。周老师又陆续教会母亲识简谱，和各种舞蹈基础身段。母亲的悟性和勤奋也令周老师十分喜欢，对母亲没有半分保留，凭着自己知道的，统统都教给了母亲。这也是母亲自己说的。

现在再回过头去想想，那个时候，难道母亲对她的周老师就没有一点爱慕之情吗？而单身的周老师对她这个特殊的学生就真的是心底无私，没有一点儿非分之想？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我真的已经不相信男女之间真有纯洁的感情了，哪怕是母亲说她们那个干净的年代，哪里有什么干净的年代，只不过那个年代里，人性被压抑了，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假正经罢了。我就不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没有想过这个女学生，毕竟这个学生已经半大成人，身体在发育，不是完全懵懂无知的黄毛丫头，而正是婷婷袅袅的豆蔻年华。

4

火盆里的火熄灭后，亲戚们也都散了。母亲留饭，但亲戚们都说忙。母亲也就没有认真挽留，说，忙就都忙去吧。客厅里只剩下了我和母亲后，我们各自竟局促起来。

母亲说，你坐着，我去做饭。语气很是客氣。

冬天日短，待母亲一顿饭端出来天已经黑了。我和母亲坐在灯下，咀嚼、吞咽，像完成一桩任务。母亲吃了几口饭便开始打嗝，她一定是噎住了，吃饭的时候想事，食物就容易吊在胸间不下去。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她喝了，伸了伸脖子，似乎好转了。她脸上的神情忽然落寞起来。她的内心虽然坚定但还是难以掩藏忧伤。我绷着的心有了些松动，母亲是个可怜的女人。她从前都是守着父亲和我生活，后来父亲消失了，接着我也离开了她，虽没有消失，但与消失也没什么两样。她像是一下子掉进深水潭，又冷又黑。夜晚一个人对着四面墙，孤寂久了，人也变得反应迟钝，有时候我觉得她的身上在生锈。

我突然想到一年里母亲终会有生病的日子，头疼脑热，起不来床，身边连个端茶递水的人都没有，而千里之外的我隔三岔五打个电话也只是礼节性问候。我忽然觉得我好混账。

我浇灭炭火的那杯水，肯定浇在了母亲的心里。

我生长的乡村里一直有句话，生者为大。母亲与父亲，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我为何要以一个死人来绑架一个活人。

我的心里划了根火柴，我想传递给母亲一些温暖。我想和母亲友善和平地聊一聊周向楚。

我问母亲，周向楚现在好吗？还是住在省城吗？

母亲说，他腿脚不好，右腿截肢了，没有住在省城，住在他以前下乡时住的那个老乡家里。

截肢了？是个瘫子？我跳了起来。内心的火柴忽然变成柴火，腾起万丈火焰，熊熊之势。我的母亲真的是要去伺候人去的。我说，你要去伺候一个不能走路的老瘫子？给他端屎端尿，洗衣做饭，像牛像马似的度过你的风烛残年？我搞不懂母亲为何要将自己为时不多的岁月摁在污水沟里，要搬一座山来压在自己身上。

我真想掀翻这张桌子。我努力压着胸中的怒火，克制自己不要成为咆哮的兽类。但我体内的岩浆奔涌，受侮辱的委屈感决堤而来。我大声道，我的爸爸竟连个瘫子都比不过？我将手里的筷子和碗摔在了桌上，整杯水倒在了母亲的腿上，她愣了半晌，忽然掩面痛哭，她迈着湿淋淋的双腿回到房里。

我重重摔下我的房门，“砰”的一声，感觉连地基都震动了，几扇窗户也咯咯作响。这个世界真是糟糕透顶、荒唐可笑，你一直以为你的心里藏着一颗珍珠，到头来手一碾却是一把灰尘。没什么东西是可以值得放在心上的。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天花板上漏雨的痕迹像一只下山的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像是要把我吃掉，又像是一股扑向礁石的风浪，像是要把我卷走。我腾起而坐，听隔壁动静，母亲还在痛哭中，而我的愤恨也还没有消失。我们就这么对抗着，你磨我的心，我也磨着你的心，我们都躺在彼此的砧板上，受着活活的折磨。

这促狭的空间憋闷人，像是对我充满诅咒，桌子椅子书柜和四面墙壁全幻化成魑魅魍魉，逼得我后背发凉、汗毛倒竖。我的内心充满恐惧。是死去的父亲在表达什么吗？

这房子这村庄还有什么好留念的，我决定连夜出走，一刻钟也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许多事眼不见为净。我打开行李箱，将带给母亲的礼物拿了出来，一盒铁皮石斛、一盒灵芝切片，是给母亲煎水喝的，她眼睛不好，听说喝这个对眼睛有帮助；两件鄂尔多斯的羊绒衫、一只足底按摩器、一个平板电脑和一沓从孔夫子旧书网淘来的一些老歌本。那个平板电脑里我已经给她下载了很多老歌曲。这些老歌像烙铁一样烙在了她年轻的岁月里，听一听，能让她回到过去那些闪着光的日子里去。我一直觉得我在挖空心思地理解母亲，尽可能地让她活得自在舒适和满足。但是当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时，我觉得我是如此失败、狼狈。我将这些东西一一摆在客厅的条桌上，那是最显眼的地方，只要她出来就一定能看到。

那些包装都红彤彤的，搁在那里像一枚巨大的跳动的心脏。

我回房收拾东西。想着再也不回来了，我准备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尽量带走。书柜顶上有一只樟木箱子，是父亲年少时外出求学的行李箱，父亲说是他生命中第一位陪他远游的伙伴，父亲很是珍惜。里面放着父亲喜欢的书籍，有他年轻时订阅的《人民画报》，有他师范学校的校徽，有几套纪念邮票和几套钱币。父亲生前就说过，那只樟木箱子和箱子里面的东西在他过世后就归我保管。父亲也说过，箱子里虽然没有金和银，但却是父亲认为最有意义的，是金和银不能比的。父亲嘱托了，我肯定要将它带走。

我将那只箱子取下来，掀开盖在上面的金丝绒布，一枚铁质的小钥匙被宽胶布粘在箱子上，我割开胶布，撕下钥匙，将这只红漆斑驳的木箱子打开。一股久被尘封的霉味儿直钻鼻孔。十几本码放整齐的《人民画报》，每一本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上面有我的涂鸦、我用彩笔画的画、一些畸形的人物像，还有我小时写的毛笔字，都被父亲收在这个箱子里。翻了翻，有一个信封，打开看，全是我的照片，从满月的到我读大学时的，我看到我小时额头点红痣、头扎大红花在乡里礼堂演出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看，从前的岁月如浪打来，历历在目。

还有一个档案袋，我将扣绳一圈圈绕开，倒下来，也是一些照片和一些塑料封面的小笔记本。有一些是父亲少时和年轻时的照片，穿着中山装拿着钢笔的伏案工作照，有穿着灰色长风衣在水库大堤上手指远方照，有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聚精会神读《人民日报》照，还有摊开双手在大会上作报告照，每一张都打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迹，看得出年轻时的父亲心中有个红太阳。往下便是母亲的照片了，有烫着波浪头的母亲，有留着学生头的母亲，有梳着两条长辫子的母亲，还有梳着蜈蚣辫的母亲，还有几张照片是黑白的，应该是母亲在文艺宣传队时的演出照。有一张是母亲穿着军装弓着腿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照片，还有一张是母亲穿着一身补丁衣服，扎着长辫子坐在板凳上侧着头看着一旁，一旁站着一个笑盈盈的老头，手里拿着一根线。这是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那段戏。我仔细看了看“杨白劳”，长脸、高鼻梁，因张着嘴看得出有一口好牙，好像有一圈络腮胡子，是的，络腮胡子。天啊，真是冤家路窄，这头狮子竟然一直关在我父亲的箱子里。

我想起来了，父亲是认识他的。那时我父亲师范读了两年，因“文化大革命”未能完成学业，回到村里当小学代课老师，一年后调镇公社负责宣传工作。父亲说，那个时候他负责四处刷标语，出黑板报。后来他用攒了三年的工资买了一部海鸥牌相机，那是全公社第一部照相机，父亲也成了全公社第一个会照相的人。母亲的那些演出照片全是父親拍的。父亲那个时候穿着他的中山装，骑着他的凤凰牌自行车，带着他的海鸥牌相机，十里八乡地追赶着母亲。记得在奶奶去世后的那个冬天里，我们围坐在炭火边，父亲喝了些酒，便央求母亲唱歌，《红梅赞》《珊瑚颂》《绣红旗》《南泥湾》《马儿啊你慢些跑》一首接一首。他们最后还一起合唱了《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也长明。伟大的领袖灯前坐，铺写祖国锦绣河山……”唱到最后两人都热泪盈眶。那时，我不明白几首老歌会让他们如此伤感。慢后才渐渐知晓那一代人历经风雨磨难，像我家门前石磙旁饱受虫害的桃树，满身伤疤，又流出许多亮晶晶的桃油。

父亲有一次对母亲说，我当年那个相机就是为你买的。

如今，这个相机就在箱子里，全金属的机身，褐色牛皮包裹着，那个深邃的镜头凸出来，像一只眼睛在看着我。

我继续翻着照片，还有许多母亲与周向楚一起演出的照片，或是田间地头，或是学校礼堂，背景都是超大毛主席像，拉的横幅都是大桥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多少次母亲与周向楚四目相对，笑容满面，各自的眼睛里都像浸过油，亮晶晶的。看得出周向楚是喜欢母亲的，他的目光温和又真诚，像初夏的风，也像初夏的太阳，全落在母亲身上，绝不是做戏能达到的境地。而我母亲只是单纯地在表演。这赤诚多少令我有些动容，他是真心喜欢我母亲的。

有这样的目光落在我母亲身上，我即便不回来，我亦很放心。我将父亲的遗像摘下来放在箱子里，一手提着那只樟木箱子，一手拖着行李箱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此时母亲也刚好从房里出来，她脸上的泪痕还没干，眼睛红红的，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肩上还背了一个鼓鼓囊囊的挎包，这也是打算要说再见的架势。

她准备去哪里？回娘家？还是去周向楚家？我心头一紧，脏腑一阵跳动，有种绳索要即将断裂的感觉。

母亲说，没想到三十年了，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是一只白眼狼。

我的母亲终于将我砍在了砧板上。我说，您要去哪里？我的亲妈，这是要让我死吗？

母亲说，是你不让我活。

我真的要死过去了。我说，你的事我没有阻拦你，何苦要为了一个瘫痪的老头跟自己的亲女儿闹成这样。真是可笑。这般遭了疯魔，只会让我更加的痛恨那头瘫狮子。他是给你灌了迷魂汤还是下了巫蛊？老了老了还这么不自重。残废了还要算计自己的女学生去伺候他下半辈子。怪不得要瘫痪，怪不得流离失所，怪不得晚景凄凉，报应，报应啊！

母亲叫道，你给我住嘴，混账东西！

我说，你不用收拾东西出门，这个房子是爸爸留给你的，要走也是我走。我这只白眼狼不孝，不能很好地赡养您，这是我的错。但无论怎样，你是我的妈妈，生了我又把我拉扯大，你对我没有二心，同样我对您也没有二心，我只希望你能过得舒坦过得舒服。我指着条桌上那堆红彤彤的东西说，那是给您买的，完了告诉我，我再寄。您保重，再见。

我转身去拧大门的锁。我逼迫自己一定要果断一点，不能有一丝犹豫。我的左手提着我的父亲，我身上淌着他的血脉，我不能背叛他（我父亲生前对我说的，人立于世上一不能背叛祖国，二不能背叛祖宗，三不能背叛心灵）。

高洁！

母亲叫我，但我还是打开了门。

高洁！

我毅然走了出去。门外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了。

高洁！

母亲追了出来，她拉住了那只樟木箱子。她终于软了下来，她说，妈妈错了，妈妈不该说我的儿是白眼狼，你不是，你一直都是妈妈的骄傲。可是妈妈也有妈妈的苦衷。

我终于响亮地哭了。母亲一把拥住我，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我很久没有享受母亲的怀抱了。我们在黑夜中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相拥在一起。别扭又温暖。

母亲说，回吧，我们娘俩好好说一回话。

5

如果早知道母亲的身上有这样一块伤疤，我定会阻止她揭下。那些脓与血结成的痂，无论历经多少岁月都不会真正与皮肤融为一体，它突兀地存在，呈现麻痹状态，不碰到，可以相安无事，但如果碰到了，疼痛依然凌厉而尖锐。

母亲说，周老师不是生下来就瘫痪的。

我说，当然，要不怎么能下乡当知青呢，又怎么能教您唱歌跳舞呢？他是中风了吗？我是说脑溢血。

母亲说，不是。然后母亲就没再说话了。

我试探地问，难道他的瘫痪跟您有关，是您把他弄残废的？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她闭着眼睛斜靠在高枕上沉默着。我想这一定是深藏于母亲心中的秘密，是难以启齿的。我隐隐感知到了某种沉重与压抑。不能说的硬要说出来，是件多么残忍的事。那些言语带着锋利的弯钩，每吐一个字就会在心里划拉一下。就跟我至今都不愿想起父亲临死前的那段日子，我知道他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可是巨额的医疗费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亲戚们该借的都借了，单位上该捐的都捐了，那场疾病拖了三年之久，家里真的是油尽灯枯了。与医生交谈，说父亲只是在挨日子了。我不知道父亲还要挨多久的日子，而我还有一个活着的母亲，她没有工作，完全需要我来赡养，这都需要钱。以前一直隐瞒病情鼓励父亲战胜病魔的我，在那个鞭炮声响万家团圆的除夕夜，我站在病床前冷冷地對父亲说，爸，你知道吗？你患的是癌症，淋巴癌已到晚期了，我、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泣不成声说完这句话，父亲没有任何表情。但在夜里12点的时候，父亲一阵呼吸困难，来不及按铃喊医生上吸痰器，父亲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床上，顿时血色全无，苍白得如同一具石膏，他死得如此迅速而决绝，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以前每次呼吸困难，父亲都要挣扎半天，忍受吸痰之苦，一次次死而复生。我一直觉得父亲是含着对我的恨意去世的。是我逼死了我的父亲。关于父亲的死我至今没有对母亲说，我不能说，说不出口，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责，忍受心如刀绞的痛楚。

我不想让母亲说出来了。

我说，妈，睡吧，忙了一天，累了。

母亲闭着眼睛说，一晃也四十二年了。

母亲说起了1974年的春天。那是春天，但春没有立起来，异常寒冷，下了三天的雪粒子，一天到晚打得窗户噼啪响，像扔豆子。接着就是三天的鹅毛团，铺天盖地，直到雪埋膝盖。水缸的水都冻成了冰凌。下雪不冷化雪冷，到处湿答答的，走在外面，手如果不笼在袖子里，你会感觉那风长了牙齿，在啃你的指头。

天冷，无法进行春耕生产，队里的农活都停了，村庄难得地清闲。公社领导便安排文艺宣传队下各个生产队演出，一则慰问社员，二则为春播耕种作动员。母亲那个时候二十出头，已经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当家角儿。当时宣传队正排练一个新节目，叫《社员个个顶呱呱》，春风吹开遍地花，天上桃园开仙花。地上人民谱神话，挺直了腰杆来当家。社员个个顶呱呱，嘿，顶呱呱……这是周老师自己谱曲填词的歌曲，不仅宣传队所有演员参演，各个生产队也要出几个人参与节目排练，小到三岁走，大到九十九，男女老少，满台人载歌载舞，表现公社生产和收获时的劳动场面。已经演出两次了，不仅群众叫好，连公社的领导们也都非常喜欢很是满意，几次交代周老师要加强排练，精益求精，等节目成熟了到区里县里去演一回，让区领导县领导看看咱们公社社员的风采风貌。

宣传队排练节目的地方就在那所小学里，方便周老师课余编排节目。周老师上课去了，一摊子人就交由母亲来安排，或是继续排练或是原地休息。周老师对我母亲很是倚重，宣传队姐妹们就私下里开我母亲和周老师的玩笑。每次母亲申辩反驳翻她们白眼时，周向楚就会在人群里喊，文梅，文梅，过来，我们把这个挑担子的动作跳给他们看！姐妹们便一阵哄笑。周向楚继续说，我和文梅给大家伙跳一段，你们看看真实的挑担子跟舞台上的挑担子的区别，女人挑担子和男人挑担子的区别。姐妹们说，快去，让我们看看真的跟假的有什么不同。母亲哼一声，大辫子骄傲地一甩，落落大方地走到中央，与周老师一起挑担子。姑娘们啊快收割啊，小伙们啊来挑担啊，嗨哟嗨哟嗨哟，双脚踏得尘飞扬啊，劳动的号子震山响……

那天母亲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排练，经过公社，看到公社门口的水泥影壁上用红漆刷了“打倒臭老九，破师道尊严”十个字。字是刚刷的，红色的漆顺着笔画流下来，像流血一样。母亲打了一个寒战，前几年因为周老师的右派身份被红卫兵押着满大街游行，戴高帽子，架土飞机，天天挨批斗，差点没死过去。才宽松了几天，风向说变就变了。她警犬般地从风里嗅出一股血腥味，母亲的后背流出一身冷汗，她飞奔到学校。还好，排练正常。

办公室的角落里生着一盆炭火，几名生产队参演的社员蹲在那儿向火，一支叶烟你抽一口我抽一口，办公室里一股刺鼻的烟味儿。周向楚一看见母亲就招手道，文梅，快来快来，咱们把舞台上收割的动作展示一下，这个大妹子又忘了。一边的姐妹们又是一阵笑。

母亲问，周老师今天没课吗？

周向楚说，哈哈，你记性更差，今天是星期天。

哦。母亲稍稍松了一口气。看着气氛好像没什么要紧的，可能是公社例行公事喊喊口号而已。打倒了臭老九，学生们到哪儿去读书？打倒了周老师，这么好的节目还怎么到区里去展演？真是瞎担心。

母亲开始示范周老师编排的收割动作。左腿弓步，右腿绷直，身子下倾，抓稻、挥镰、抹汗。手上没有镰刀，但只要心中有，观众的眼里就有。在母亲再次直起身擦汗时，她看见操场上忽然涌进许多学生，有十多个高高大大的男生，应该是初中生，也像二流子。他们一番东张西望后来到这个大办公室，然后趴着窗户观看。他们犹如看西洋景，兴奋地吵吵，哎哎哎，你们快看，还有个男的跳舞，跟女人一样扭啊扭的，哈哈，好不害臊哦！

周老师朝窗户这边看了看，眉头皱了皱，微微有些生气。母亲说，小孩子无知无识，别理他们。

窗外又在叫嚷，嘿，还是个络腮胡子呢，我奶奶说长络腮胡子的都是畜生投胎，哈哈，畜生还会跳舞。

窗外一阵哄笑。

虽是孩子，但出言恶毒，充满了挑衅。周老师真的生气了，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这帮野崽子们。母亲心里一咯噔，这群孩子今日来得邪门。她拉住周老师，说，又不是您自己的学生，这年头莫要管闲事，管不得的啊，而且您又是外地的。母亲只想息事宁人。花坛里背阴的地儿还有一堆堆的雪没有化尽，寒飕飕的，天空也是阴沉沉的，这天总让人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周老师站在廊檐下，袖子一挽，吼道，你们几个过来！

那群大孩子嬉皮笑脸地过来了，问，怎样？

周老师问，你们刚说谁是畜生？

为头的那个大个子不紧不慢地说，我奶奶说的，络腮胡子都是野兽转世。

话说完，那群孩子叽叽笑了起来。

周老师说，你奶奶是几几年生人，你是几几年生人？你奶奶是封建社会里长大的旧人，你是受毛主席思想哺育的新人，全中国的四旧都破了，就你们家没破？张口闭口投胎转世，一套迷信说辞，我看你的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周老师手指着校门大声说，赶紧滚回去学习，没事别出来捣乱！

受训的那个大孩子突然抬起头，一双眼睛疯牛般横了过来，裤腿旁的手握成了拳头。

周向楚的火也被勾上来了，上前捏住他的下巴，说，嘿，你小子不服气？劲鼓鼓的，想干仗啊？

那个孩子抬起腿一阵乱蹬。周向楚一番躲闪，然后卡住他的脖子，将他抵在廊檐的柱子上，死死摁住。那小子脸憋得紫黑，却高声叫着，你们看老师打学生了，老师打学生了！

周向楚驳斥，告诉你，这不是打，是教育。

那小子呸了他一口，说，教育？你这是教训，是奴役欺压学生。说着喊了一句口号，打倒臭老九！响应党中央号召，破师道尊严。

周向楚一惊，手顿时松开了。他像是一下子顿悟了过来。喃喃自语，又变天了。

很快，公社革委会的唐主任领着一干人就赶来了。唐主任披着一件军大衣坐在办公室中央，黑风罩脸，额头上有一片乌青，一看就是伤淤。他还没问上两句话，就把周向楚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分子。他的录音机、歌词本连同他的自然卷头发和右派身份，再次成了他资产阶级作派的物证。说他的教学是意图资产阶级复辟。

母亲听不下去了，她说，唐主任，您今天喝多了吧？

唐主任愣了一下，随即听出了我母亲言语中的不满。冷冷一笑，说，文梅啊，你贫下中农，思想觉悟要高，要与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毛主席说过，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母亲说，毛主席也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您怒气冲冲地来，来了就听了两句一面之词就说人家是修正主义，是搞资产阶级复辟，您这样的工作方法，人民群众不认账。

唐主任嘿了一声，却没有嘿出下文，脖子伸得老长，像是哽住了。

母亲说，我看您今天不像是来解决师生矛盾的，您是专程赶来定罪的，哦，只怕这场事故的引线也是您放的吧。

文梅，你给我闭嘴！周向楚大声呵斥母亲。

唐主任头上火冒出三丈高，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一只搪瓷缸子吓得浑身发抖。唐说，你脑子严重不清白，我看你不要留在宣传队了，省得荼毒广大群众。

母亲顿时哽住，她觉得她身上的要害被人给拿住了，动弹不得。周向楚说，今天不排练了，你带着乡亲们都回吧。又朝众人拱了拱手，说，乡亲们都回去吧。

看这架势，大伙儿知道周向楚老师是又要挨整了。一路上也都替他惋惜，一个省城来下乡的知识青年，落在这地方，无依无靠，又是个右派成分，平时连大声说句话的日子都稀少，见谁都是笑脸，就这么个谨慎人，还是躲不过灾难。

一路上母亲却是又焦急又愤慨，又惧怕又担心。在冷风中走了一段路，心情松散了一些，她觉得刚才不应该表现得那么强硬，应该圆滑机智一些。既不让周老師吃亏，又不得罪唐主任，两全其美多好，那么冲动干什么，于己于人都不利。母亲为自己讲话不知轻重很是懊悔。

6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赶去了学校，才一夜，学校已经变得她不认得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风吹得呜呜响，像传说中妖怪在兴风作浪。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糨糊混合墨汁的腥臭味儿。大字报贴不下了，学生们还在到处贴，连花坛的杨树柳树上都贴满了。过去的大地主死了办丧事也没有这个场面。母亲头皮一阵发麻。

大办公室里，校长与老师们在矮凳子上坐成两排，一个个低着头，拿着小笔记本作记录。唐主任坐在一侧的高椅上，鼓眼子将军般怒目圆睁，一个男学生站在前面举着一张《人民日报》结结巴巴地读着：“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消、消（肃）清，旧的传充（统）观念还是很元、元（顽）强的。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力、形力（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没有看见周老师，母亲心里一沉。悄悄向自己生产队的一位小妹妹打听，小妹妹两边看了看，没说话，直往前走。母亲跟了上去，在学生厕所旁看到了周老师。一夜之间，周老师像变了个人似的，一件土黄色的棉袄，到处是破洞，棉絮挤汤圆似的到处挤出一坨坨来；自然卷的头发失去油润，蓬得像树上的鸟窝；络腮胡子明目张胆，黑黢黢地绕了一圈，消瘦加上憔悴，越发地显得脸更长了。他拿着一把竹扫帚，正清扫垃圾。他的背驼着。

周老师看到母亲，连忙转过身去。不想他背上居然背了一只大破鼓，两根鼓槌还吊在下面。母亲认得这是她们生产队的一只鼓，族里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用于开春的时候敲打，以此催促农事，吓跑害虫的。破四旧时被人用刀把鼓面划烂了，鼓就此废了，废鼓一直放在公社的仓库里。不用说，这鼓一定是唐主任示意这么做的。

周老师意识到那鼓的不雅，又慌慌转过身来，还是觉着不妥，看见母亲走过来了，索性抱着竹扫帚躲进了男厕所。

母亲在厕所外面叫周老师，不应声。不一会儿从里走出个枯猴一般的小男孩，边提裤子边唱歌，“周向楚，周向楚，资产阶级纸老虎，背上背个大破鼓，敲一下，噗！”

你个小毛崽子，站住！母亲一把扯住那孩子的衣领，那孩子泥鳅样挣脱去，在远处向母亲抛了块土疙瘩，正中母亲的脚踝，母亲哎哟一声。那猴崽子又唱道，“新姑娘，会情郎，情郎嫌她不漂亮，躲在茅房不出来，撅起屁股晒太阳。”

母亲跛着脚追了上去。那猴崽子嘻哈着一闪就不见了。母亲气得头晕，站在教室前的长廊上脑海中一片茫然。

文梅。有人叫她。她扭頭一看，是唐主任。

唐主任说，你跟我来。

母亲呆呆地跟在唐主任后面，进了校长的寝室。唐主任顺手关上门，母亲将门又打开。唐主任哈哈一笑，说，文梅同志，自我保护意识强，值得表扬。唐主任说，开门见山吧，我们宣传队一直都是你挑大梁，自古能者多劳，组织上要给你压担子，公社的节目《社员个个顶呱呱》由你牵头继续编排，我们去年就报到了区里，区里报给了县里，区领导和县领导对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重视，你要负好责。你成分好，业务精，组织上信得过你，这也是你个人挣前程的机会，弄好了，我们可以保举你进军区文工团，到时入党提干，把泥腿子洗得一干二净，永远脱离农村。

唐主任说得像打机关枪，“哒哒哒”，母亲被扫射得晕头转向。但她还是听清楚了，她没有被开除出宣传队，还可以牵头排练这个重要节目，而且还可以一步登天去往更高级的地方。周老师栽花育苗，长出的一个桃子，快要成熟了，却要被她采摘。桃子诱人，军区文工团也诱人，她仿佛听到了来自区礼堂、县礼堂打雷般的巴掌声。

唐主任又说，不过……

母亲问，不过什么？

唐主任说，组织上信任你，你也要向组织证明你是可信任的。

母亲问，怎么证明？我一定会好好排练的，遇到有拿不准的地方我会虚心请教周老师。

唐主任连连摇头，说，糊涂，无产阶级的节目怎么能让右派分子玷污，这是对毛主席思想的不尊敬，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尊敬。你晓不晓得？唐主任说，碰到这样的人，稍微有点觉悟的躲都躲不赢，你还往上凑，你叫组织怎么放心把任务交给你。

母亲说，这……

唐主任说，这什么这，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一声。要尽快，节目不能耽误。

母亲没动。

唐主任说，回去，回去好好想想。

母亲依然没动。

唐主任敲了敲桌子，说，喂，文梅同志，文梅同志！

母亲说，我想好了，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我与周向楚划清界限，我向组织保证，我会抓紧编排，使节目成熟，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唐主任一拍大腿，说，好！文梅同志，我是一直都很看好你，也很器重你，这个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7

排练场地依然是在学校里，天晴就在操场上，下雨就在办公室里。起先母亲心里别扭，特别怕碰见周向楚，每天便控制饮水，尿涨屎涨都憋着不去上厕所。母亲发现周老师也是怕见她的，不小心遇见了，远远地就背着那面破鼓绕开了。偶尔，母亲实在憋不住了去厕所，在拐角处咳一声，周老师就会躲进男厕所。

但还是免不了有看一眼的时候，看一眼，母亲的心里就像喝了汤药一般，又酸又苦。不到三十岁的周老师看起来已然像个小老头了，一脸的胡子也是卷的，快跟头发长到一起去了。身上那件破棉袄脏兮兮的，主要是背上背的那面鼓，豁了口的鼓面，和吊着的两根棒槌，这样的形象令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像一块美玉突然生了裂，这瑕疵就跟长在心里一样，受迫害的周老师每天都折磨着母亲。在沮丧与痛惜过后，母亲对周老师渐渐生出的隔阂，日久对老师也有了嫌弃与厌恶。

她去厕所再也不故意咳嗽了，周老师躲避不及碰见了，母亲昂头而过，看见了跟没看见一样。时间长了，各自倒也坦然。

排练没几天，公社就接到了县里节目调演的通知。母亲曾幻想过的县礼堂海潮般的掌声成为了现实。特别是灌溉一场，其他演员每人手拿葫芦瓢随便往天上一扬便匆匆下场，最后出来的母亲肩担一对桶，一上场连着三个大跳，稳稳落地后开始点翻，接着串翻，绕着舞台串，速度越来越快，像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舞台都被母亲扫出一阵风来，两侧的幕布都被吹动了。整个礼堂除了侧幕的乐队声响，台下鸦雀无声，待母亲稳稳站住，笑容满面向舞台一侧挥手喊道，“哎，队长，水满啦！”底下顿时掌声雷动，连县领导都忍不住站起来鼓掌。掌声弱了又变强，弱了又变强，一波一波如潮水一般久久不息。演出完后县领导上台与演出人员合影。县委书记握住母亲的手说，你旋转的时候，我们在台下为你吊着心，真怕你飞啰，真不敢相信你是来自农村文艺宣传队的农民演员，你的水平，专业的舞蹈演员也未必比你强，你是人才。

那一刻母亲的脑海里全是周老师的影子。她想起上学时，周老师给她练竖叉、下腰、旋转、点翻、串翻，寒暑不断，才有这样的好身段和基础。最后这场灌溉也是周老师特意为她量身定制的。周老师要的就是这样的高速旋转，不这样无以表现农民对庄稼、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丰收的期待。

从县里回来后，一干人在学校里落脚。喇叭已经播出了演出成功的消息。母亲去厕所看见了周向楚。周老师本是想避开的，但却迎了上来，在一旁的菜地边捡了一支木棍在地上画了几画，然后朝母亲看了看就又钻进了男厕所。母亲上前一看，地上画了一个伸大拇指的拳头。一时间母亲心内如潮涌。她贴着厕所墙壁说，周老师，谢谢你。然后哭着跑开了。

半个月后，公社突然决定开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的批斗会。批斗会前照例是宣传队演几个节目。母亲那天唱的是《公社是棵常青藤》，“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个个都是藤上的瓜……”

批斗会说是批斗所有的臭老九，但其他教师好像只是走了个过场，唯有周向楚是批斗重点。那天他站在台上，背上倒是没有背鼓了，但人依旧驼着，好像那鼓还压着他似的。唐主任在铺了红绒布的条桌前坐着，桌上一只话筒、一本红宝书。唐主任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然后他念了几张说是学生检举揭发周向楚的信。说周向楚自恃是省城来的知识青年，瞧不起农村穷孩子，上课教书态度十分随便；说周向楚偏爱女学生，给女学生的分数给得高些，男学生分数给得低；说周向楚暗示学生要家长给他送鸡蛋吃；说周向楚打着家访的幌子四处骗吃骗喝；说周向楚趁同学午休期间摸女学生的身体……起先台下是一阵笑盖过一阵笑，但最后一条令台下一片哗然。有些家长已经开始骂爹骂娘了。

台上的周向楚双目圆睁，对着台下群众说，这是瞎说的，这是瞎说的啊！没有的事，天啊，没有的事啊！

唐主任说，你是说学生们在陷害你？

母亲知道这是莫须有的事，是捏造的。批斗会散后，台下的学生和部分家长纷纷涌上台，将周老师打倒在地。母亲拨开人群挤上前去，连连喊住手，住手！喊着喊着，一个高个子男生抬起一脚直踢到周老师的裆部，周老师顿时惨叫一声，捂着裤裆哀号着满地打滚。这一脚太阴毒了！母亲的心也跟着蜷缩起来。学生们还没有停止拳脚。母亲心里长出千万双手想要替恩师挡一挡，但是她无能为力。看着周老师这样被作践，她真心地感到疼痛，她好像自己也在遭受着摧残与折磨。看着周老师揉搓裆部，丑陋又粗鄙，她难以忍受，她想起周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便突然飞起一脚踢向他，她想着与其尊严受践踏还不如给他个快行。这一脚将周老师从台上踢到了台下，摔在地上的周老师一阵痉挛，很快便一动不动，只睁了睁眼看了看母亲，就紧紧闭上了。

就是那一眼，深深刻在了母亲的脑海里。母亲觉得周老师满含绝望，他的心死了。在那紧闭的双目前，母亲仓皇又惊恐，她抱着头尖叫，凄厉又哀伤。她一下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事。她怎么可以这样待他？是她令老师绝望的、心寒的，他教会她唱歌跳舞，教会她快乐的生活，可她却要结束他的生命。母亲自己都觉得这多么讽刺，这是天大的罪过，是不可原谅的孽。在那紧闭的双目前，母亲仓皇又惊恐，她抱着头尖叫，凄厉又哀伤。

母亲讲到这里时已经泣不成声了，她捶打着自己的胸部，又敲打自己的头部。她说那双眼睛像两只灯泡经常亮在她的记忆里，照着她，烤着她，搅扰得她日夜难眠。

我抱着瘦弱的母亲，像抱着一个对人世感到恐惧的婴儿，我拍抚着她，亲吻着她。挤穿这积压了四十二年的脓包，疼痛必定是穿心的。我感同身受。

待母亲情绪稍稍平复后，我问母亲：周老师最后怎么样了？

母亲说，当时学校的校长用目光狠狠剜了我，然后将此事报告给了公社党委书记，书记说绝不能出人命，要迅速抢救。后来镇医院转县医院，县医院转地区医院，地区医院转省医院，抢是抢救过来了，但从此人就再也没有回来。

而之后没多久，唐主任托人带信给母亲，叫母亲到学校去找他，有重要事情。那时正值夏收，学校放了农忙假，没有一个人。母亲去学校后，唐主任欣喜地告诉她，县领导看重她是个人才，想以招工的形式让母亲去县城工作，推荐的表格已经寄来了，只差母亲的签字和他的盖章了。虽然周老师的事令母亲终日郁郁寡欢，思想包袱沉重，但是能去县城，离开这鬼地方母亲还是很向往的，想着换一个地方或许会好一些。她对唐主任说了声谢谢，然后签了自己的名字。

唐主任从抽屉里拿出红色的木质革委会公章，蘸上印泥后，欲盖却又放置一边。唐主任忽然一把搂住母亲说，文梅，你太漂亮了，可想死我了。说着一张臭嘴拱了上来。母亲一阵恶心，怒火直蹿到头顶。她死命推开唐，说，你再这样，我就喊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唐说，文梅，好文梅，就一次，你从了我，我立刻盖章，你从此展翅高飞做城里人了。我不图你回报我什么，就只这。啊，好文梅。说着扑上来，意图用强。

母亲死命捶打，挣扎中，抬起一脚踢中他的要害，唐夹着双腿倒吸一口凉气，不由得怒气冲天，说，你真是狗坐轿不识抬举，这张表格你休想让我给你盖章。你就一辈子待在农村吧！

母亲拿起那张表，撕个稀烂揉成一团砸向唐的脸上，又将那枚红彤彤的公章“砰砰砰”杵在他的脸上，弄得他一脸的革委会红章印，像撑采莲船的丑角。母亲说，姓唐的，你莫把我文梅瞧扁了，你姑奶奶我不吃你那套！

8

母親与父亲结婚是在1979年，那时我父亲追求母亲已经有六年了。父亲在1972年的时候就向母亲表达过他的心情，但母亲没有接受。但因为父亲的执着与真诚，母亲也渐渐转变了态度，尤其是发生了周老师那个事件后，母亲一度陷入抑郁状态，得亏父亲开导陪伴，母亲才慢慢走出阴影。1979年春上父亲去省城开会，回来给母亲传递了周老师的情况，说周老师的身子在省城调理了一年多才好转，恰逢文革结束，知青返城，他就顺势留在了城里，1977年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消息，母亲的心里才稍稍安稳些。有妻有子有家庭，居在大城市，周老师的苦日子总算结束了。父亲一说，母亲就为周老师念阿弥陀佛。

在我读大学时，父亲又去省城开会，回家后跟母亲说周老师已经随儿子去往美国，再也不回来了。母亲哦了一声。那天我在场，我明显感到一直凝结在母亲眉头间若有若无的那点愁容彻底消散了，像是一下晴了天。母亲像是对父亲、又像是对自己说，周老师这个结局蛮好，好人最终还是有好报。

八九十年代，说起移居美国，人人眼里都羡慕得掉出火星子来，好像美国是人生的美景湾，去美国，就像童话里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美好生活一样，是美满幸福的大结局。

母亲高兴，我和父亲也陪着一块儿高兴。晚饭时母亲说想喝酒，父亲就开了一瓶红高粱，给母亲斟一杯，自己斟了一杯，最后给我也斟了一杯。父亲对我说，丫头，小酌怡情，学习喝点酒，人生路上多个伴。那晚上为着周老师童话般的结局，我们一家三口喝了个小醉。留着残羹冷炙在桌上也不去收拾，母亲竟去房中将束之高阁的手风琴抱出来，边拉边唱《祝酒歌》：“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时刻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父亲被这一连串的“来来来”鼓动，也五音不全地掺和进去。唱完这首，母亲跟父亲还对唱了《蝴蝶泉边》，之后母亲单独唱了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母亲自己唱得眼泪汪汪的，我和父亲也为之动容。父亲说，文梅，唱个高兴点的吧，我们仨都会的。母亲笑着抹去眼泪，说，好，《打起手鼓唱起歌》预备齐，“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光。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一家欢快地唱着《打起手鼓唱起歌》。没多久，父亲就开始起病。三年后，我大学毕业，父亲便去了。留在记忆中最温馨最最快乐的便是那次趁着醉意，与父亲手拉手唱歌跳舞。

我们以歌声为遥远的周老师饯行，祝福他在富有的美国国土上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我从未想过他会回到这偏僻的小乡村，回到母亲的生活中，更未想过几十年后，我的母亲要嫁给他。

母亲说她是去年到娘家去走亲戚，偶然听到族里人说起周向楚。母亲一惊，问，周向楚？哪个周向楚？族人说，就是文革前下乡插队的那个知青，后在小学里教书，会唱歌会弹琴的那个周老师。

母亲问，他不是去美国了吗？

族人说，他回来了，现在就住在他当年插队的那户人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插队的那户人家搬去广州了，房子空着，给他住。

母亲内心一时天雷滚滚、狂风骤雨，摆好的酒席也顾不上吃，租了辆摩托车急急赶去那里。那户人家是外墙贴了白瓷砖的小楼房，在河边上，河对岸是一条铁路，隔不多久就会有火车轰隆隆驶过。田野里油菜花开了，萝卜花开了，紫云英也开了，黄的、白的、红的，一如母亲哼着歌儿去上学的那个春天。

一进屋就看见了周老师。他正捧着一只小碗吃饭。一头卷发全部变白，连络腮胡子也白了，但两只眼睛还是那么光亮，像两支燃烧的火炬。这眼睛发出的光烧灼了母亲几十年，如受烙刑。那次一见，母亲心里五味杂陈。过去的事像长了翅膀似的全飞奔了过来。

母亲叫了声，周老师，别来无恙。

周老师搁下碗筷，将自己的一双腿正了正，缓缓站了起来，问，您是？

母亲流下眼泪，走上前去，说，我，文梅啊。

周老师踉跄一下，赶紧扶住桌子，拖着右腿走了几步，认真看了看，哽咽着说，是你，果真是岁月不饶人啊，你也是这般年纪了。

母亲说，我们都老了。周老师，我是专程来向您说声对不起的。当年我做错了，把您害惨了。

周老师泪流满面却大手一挥，说，没做错，文梅，我知道你那一脚的用意。你是见不得我挨整，想要替我解脱。

母亲突然百感交集，一下子哭出了声。周老师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蒙上天怜悯，我们都还活着。最成功的人生是寿终正寝，你我还有努力的机会。哈哈。

自见了那一面后，母亲便隔三岔五或乘车或租车去看望周老师，次次都不空手，有时提一包鸡蛋，有时拎一尾鲜鱼，有时割一斤肉，有时提一壶酒。一去便是一天，他们在时不时有火车打扰的巨响里大声说话。

母亲在稻场上择菜，问，您腿怎么了？瘸了吗？当年不是说没问题吗？

周老师撩起他的裤腿，用拐杖敲了敲，砰砰响，说，1976年截的肢，一直坐轮椅，这个义肢是在美国装的。

母亲问，您妻子呢？她应该还是挺不错的，没有嫌弃您腿脚不方便，还跟您生儿子。好女人呢。

周老师说，我没有妻子，没娶，儿子是领养的。

母亲定定地看着他，大半天没有话。她不知道再问什么了，当年这个男人与我父亲合伙隐瞒了事情的真相，我的母亲在爱的谎言里生活了几十年。

良久，母亲说，您这一生真不值得。都是被我害的。

周老師大手一挥，说，不要那样想，失去了右腿，但我获得了一门手艺——修鞋。经我修过的鞋再也穿不烂啦。我的顾客叫我铁鞋周。哈哈！在我学会这门手艺后，我常常想起当年我背的那只鼓，如果还在的话，我想我会把它修好，让它咚咚响起来，而不是噗噗，哈哈！

关于母亲和铁鞋周的交往在乡中流言四起时，母亲根本就不去理会，她依然大大方方租着摩托车提着东西去看他。她早已打定主意，这辈子她要给周老师一个家，都是黄土埋了半截的人，所剩的日子不多，不可摇摆不定，更不可犹豫不决。但是周老师为难了，他没有房子。当初随养子去美国，真没想着回来，把自己的房子卖了，那点钱全给了儿子。在美国待了近十年，才知道叶落归根这四个字在炎黄子孙心中的分量。在他国日日思念母国，饮食不习惯、水土不习惯、语言不习惯，一切一切都不习惯。儿子的事业也是毫无起色，娶了个中国农村的媳妇，没两年离了。后来养子同国内一个大学同学做起了代购生意，隔一天他的合伙人就会发一份物品采买的清单给他，周老师就和他上街去一一买回来，保存好发票，一起打包邮寄给他同学，赚取中间的差价。

呵呵，跋山涉水横跨太平洋到美国，却娶了个中国农村的姑娘做媳妇，待在美国，赚的却还是中国人的钱，想起来也好笑。周老师跟母亲说起这事，一脸笑容。

周老师说，每天过这样的日子，我感到压抑，快要活不下去了。到了美国装的这条义肢已经到期了，磨损严重，每天拖着这条腿走路逛街，没有一点儿乐趣。我最后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便回来了。寄宿在城里亲戚家，没几天，刚好逢我插队的这户人家定居广州，途经省城，通过我以前的住所辗转打听到我，看到我的情况，可怜我没个安身之处，刚好他的房子又空着，无人照管，便作了这样的安排，这自然是再好不过了。这里我待了十年，有很多人都认识，也算是我半个家乡。

母亲说，住我那儿，我有现成的房子，我们老了，何必讲这些客套呢。

周老师心动了。

但是文家和高家都反对这件事，母亲虽说主意已定，但也因为亲戚们俱不同意，母亲与周老师便一直没能住在一起。

夜已深，母親在极度疲惫中睡去。而我却难以成眠。

9

次日里天刚亮，我下厨煮好面条等母亲醒来。吃完便开车带她去县城把她塞进一家美容美发店，硬给她盘了个头发，又选了一套大红色的棉衣和一双布鞋，到男装部又挑了一套毛料西装和皮鞋。

我说，我要把周老师风风光光接到家里来。

母亲说，那我们就不要耽误时间了，快点吧。

我们抄近道，像救火一般赶往周老师的住处。在一条公路旁有一排堆满沙石的房子，里面散发着一股猪粪臭。母亲说这就是她当年就读的小学，宣传队排练节目就是在这个操场上。现在改成养猪场了。

在一个下坡的地儿，有一座小小的水泥房子，破庙似的。母亲说，这就是当年革委会主任唐忠华的屋。

我问，他人呢？

母亲说，早死了，骨头都能敲鼓了。一把年纪了不自重，经常跟女同志开玩笑，伸手动脚，被人着实教训了一番，腿打残了，脑子也打坏了，到最后神志不清，疯了一样的，到处捉别人的鸡子吃，吃生的。

我说，他当年是跟周老师有仇么？这么往死里整人家。

母亲说，嗯，还是有点过节，这也是不久前老周才跟我说的。说是有一次放了学，老周把口琴忘记在办公室里了，都走到家了突然想要吹，便折回去拿。发现办公室门没锁但推又推不开。搭了几块砖头趴窗户上一瞧，姓唐的赤身裸体，身下还压着一个小女孩。那女孩是四年级的一个女学生，无父无母。老周哪里能看得过去，就去拍门，问，屋里有没有人？姓唐的说，是周老师吧，你出去转转再来。老周一脚就把门踹开了，然后又一脚把姓唐的踹倒在地上，姓唐的脑壳撞在火盆架上，撞了好大一个包。老周说，你禽兽不如，这还是个伢，阴阳都没分，你自己的姑娘跟她差不多大，你也能下得去手？你太他妈的不要脸了，下流货。

姓唐的跪在地上求饶，叫他不要声张，许周老师下半年当校长。老周说，呸，我稀罕你这破校长，你这个畜生，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老周本来是打算不作声的，因为一张扬，姓唐的无所谓，关键是对那个小姑娘不好，本来是孤儿已经够可怜的了。但转念一想，不揭发，还不知有多少人被害。于是就写了份材料递到区里，可怕的是，没几天，这份材料居然握在了姓唐的手上。老周当时就知道这事瞎了。没两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破师道尊严的文章。这正好犯在姓唐的手里，拿着鸡毛当令箭，不得好好摆摆威风。

污泥浊水的往事总带着一股难闻的腥味，听起来让人一阵难受。我打开车窗，试图让冬季田野的风钻进来，换换车内的空气。

我说，只吃斋供的狮子发起飙来也蛮厉害的。

母亲说，那是。毕竟是狮子嘛。

我从后视镜看着母亲脸上泛起的红光，蓦地笑了笑。

我终于见到了周老师，这头高大威猛又文质彬彬的“狮子”。他的目光像两枚图钉，看人总是那么定定的，像是要用这目光将你摁住。这个满头白发却又红光满面的老头气场很是强大。他跟我打招呼，嗨，你就是传说中的高洁？

我说，你就是传说中不吃人只吃斋的狮子？

哈哈。他笑着说，嗯，我是。

我说，狮子请上车，我要我的母亲把你给收了。

周老师哈哈大笑，牵起母亲的手，说，走，就按高洁说的办。

夕阳穿过公路旁的白杨树射进我车内，金色的光芒温暖而明亮，我仿佛满载了一车黄金。这感觉太让人舒服了。打开车载音乐，是一首老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周老师说，文梅同学，咱们也唱起来——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