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祥喜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现代作家演讲稿的独特价值及其整理鉴别
——以徐志摩《海滩上种花》为例

付祥喜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国现代作家演讲稿作为一种口述史料，具有独特价值。文章以徐志摩演讲佚稿《海滩上种花》为例，通过比较分析散文版和演讲稿版《海滩上种花》，发现演讲稿版不仅可解决散文版的版本变化和写作时间、写作经过等问题，而且透露了徐志摩“另类”的思想观念。现代作家演讲稿的特殊性，对整理鉴别提出了不同于一般文献史料的要求。

演讲稿；《海滩上种花》；口述史料

中国现代作家尤其著名作家，留存下来不少演讲稿，有的甚至可以单独成书，如《鲁迅演讲集》《胡适演讲集》等。查现代作家全集、文集，其演讲稿一般被收入散文卷，也就是说，演讲稿的价值、地位，与其他散文并无不同。但是，如果注意到演讲稿属于口述史料的一种，或者说，如果从口述史料角度看待演讲稿，那么演讲稿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及其整理鉴别的特殊性，也就呈现出来。下文以徐志摩演讲佚稿《海滩上种花》为例，试作论析。

一、现代作家演讲稿的独特价值

作为一种口述史料，演讲稿最广为人知的价值，就是可以作为现代作家相关史实的证据或相关作品的补充。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兼具学者身份，有许多是学界名流，常应邀演讲。有不少演讲以新闻报道方式见诸报章，也有的无新闻报道。对于后者，演讲稿起到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比如，1927年鲁迅在香港的演讲，如果没有许广平传译，刘随、黄之栋记录的演讲稿(刊载于《华侨日报》)，恐怕后人就只能凭空臆想鲁迅演讲的内容。再说作家作品，固然历来就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依据，但毕竟很多关涉作家的事件和人物，作品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付诸阙如，也有些只是一面之词，不能反映历史真相。而且，由于社会变迁和历史动乱，大量作品散佚流失，也使得阐释单个或几个作品时承担了出现偏颇的风险。作家的演讲稿，恰恰能弥补这些不足，有时甚至可以依据演讲稿追溯相关作品的创作缘起和经过。徐志摩在1924年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生所做演讲以及事后的演讲记录稿《海滩上种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先从徐志摩的散文《海滩上种花》说起。这篇文章自从收入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徐志摩散文集《落叶》以来，作为现代散文名篇选入多种集子，为世人所熟知。然而，关于此文，有三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其一，据说这是徐志摩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演讲稿，可是该文像徐志摩其他散文一样，辞藻华丽，多用长句，句与句之间语义转折频繁，思维跳跃——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是演讲稿而不是书面化的散文。其二，这么优秀的散文，为何收入《落叶》之前没有发表过？其三，韩石山版和顾永棣版《徐志摩全集》“散文卷”收入此文时均标注“写作时间不详”[1]，究竟这篇文章写于何时？这三个问题困扰笔者多年，直到最近突然想到，既然《海滩上种花》是徐志摩当年在北师大附中的演讲稿，那么，会不会在北师大的刊物上发表过呢？笔者立即查阅1920年代初期的北师大刊物，果然，在1925年2月15日的《北京师大周刊》第250期的“讲演”栏目有一篇《海滩上种花》，“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徐志摩讲演”，“孟广喆、徐宗本合记”。经比照，这篇演讲稿与收入《落叶》的《海滩上种花》的差别比较大，而且为各种徐志摩文集和《徐志摩全集》所未收，属于徐志摩的演讲佚稿。

演讲佚稿《海滩上种花》的发现，基本上解开了上述三个问题：其一，《落叶》中的《海滩上种花》之所以与徐志摩其他散文无异，是因为它原本就是书面化的散文，而不是演讲稿，其演讲记录稿另有其文；其二，不但这篇文章的内容曾经公开演讲过，演讲记录稿也发表过；其三，既然徐志摩的演讲是在“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那么，作为徐志摩事先准备的讲稿，散文《海滩上种花》的写作时间应在1924年12月30日之前几天。

追溯这次演讲经过，就引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学生文学社团曦社。192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蹇先艾、李健吾、朱大枬，“读了鲁迅的《呐喊》自序，有一个地方讲到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要推文艺，所以他提倡文艺运动，在日本东京曾经邀集几个人想办杂志；我们受到了启发，三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居然不知天高地厚(也可以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吧)，约集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文艺团体——曦社”[2](P93)。曦社不仅编辑出版不定期的文学刊物《爝火》，还邀请著名作家和诗人来校演讲。其中，就有王统照和徐志摩。“王统照讲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徐志摩讲题为《海滩上种花》，的确使校中的文艺空气变得活跃起来了。”[2] (P94)

徐志摩演讲《海滩上种花》的时间是1924年12月30日。该校学生孟广喆和徐宗本记录了演讲内容，其记录稿以《海滩上种花》为题，刊载于1925年2月15日出版的《北京师大周刊》第250期。由于《北京师大周刊》是该校内部刊物，流传不广，以至演讲记录稿《海滩上种花》掩埋于历史尘埃，鲜为人知。

演讲稿提供和牵引出相关史实，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这是由演讲稿作为口述史料的性质所决定。演讲稿具有口述史特有的“个人性”。就演讲稿作为史料的价值而言，这一点甚至比作家写下的作品更重要。演讲以口述为表达方式，这是最具“个人性”“随意性”的一种呈现方式。演讲由作家亲述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社会、对人物和事件的记忆、认识，这里所说的“记忆”和“认识”，由于演讲的即时性、口语性而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作家当时的真实感受和体验。这有助于史学家或后世研究者得以从常见的作家作品中摆脱出来，发掘出以往被忽略的侧面，或者为传统作家文献遗忘的史实。徐志摩的演讲佚稿《海滩上种花》，就是这样，可以使人们观察到散文版《海滩上种花》以外的内容和作家思想观念，这正是非演讲稿乃至非口述史料难以企及而演讲稿别具价值之处。为说明这点，我们以演讲稿版和散文版《海滩上种花》试作比较分析。

演讲记录稿《海滩上种花》(以下简称演讲稿版)和收入《落叶》的散文《海滩上种花》(以下简称散文版)，有何异同？二者有无或有何关系？详见表1。

表1 演讲稿版和散文版《海滩上种花》比较

朋友们，你们是将生出来的花蕾，你们的面前虽有大坑横着，你们可不要再陷落了。你们要养成你们的信心，努力前进，宁可去做果实。海岸上的花虽是不能种活，然而那清白的信心是永不泯灭的。所以朋友们，你们都是青年，都是春雷声响不曾停止时破绽出来的鲜花，你们再不可堕落了———虽则陷阱的大口满张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烂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们要保持那一点的信心，这里面连着来的就是精力与勇敢与灵感———你们再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记录者附言：演讲时，最后还有两段，一段关于徐先生家里的事，一段关于德国青年团的事；演讲稿中删去了

通过比较，容易发现：

首先，演讲稿版的篇幅只有散文版的一半。因为演讲的时间不宜过长，而散文的篇幅却可长可短，就此而言，演讲稿版的篇幅只有散文版的二分之一，实为两种文体对篇幅的不同要求所致。经查两个版本，散文版多出来的文字，大多是逻辑性强的分析讨论。关于“朋友是一种奢华”，演讲稿版引用易卜生之言“朋友是一种奢侈品”，而散文版通过假设“你”遇到的多种情境，予以分析论证。关于“海滩上种花”的拜年片，演讲稿版直接指出其寓意，而散文版耗费近一千字来分析讨论“我的朋友”作画的寓意及此画“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想来，演讲注重提出有吸引力的观点，而无意于做枯燥繁琐的论证；散文不然，有说服力的论证往往比观点本身更重要。

其次，语言方面，演讲稿版通俗、随意，散文版高雅、严谨，也就是说，演讲大都用口语，散文用的是书面语。演讲通过口头传播，文章依赖文字流传，前者要求口头表达能力，后者要求案头书写能力。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头表达和案头书写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文字，不见得适合于阅读，反之，亦然。如果抽去演讲版《海滩上种花》的“开场白”，大谈特谈“朋友是一种奢侈”的理由，不仅枯燥乏味，而且很可能听众不知所云。相反，散文版《海滩上种花》虽然是一篇辞藻华丽的文章，但是因为该文用很多篇幅来说理，即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也不见得能够吸引听众。演讲者常常语出惊人，有时不惜故作惊悚之言，这样，才能让现场的听众不断地“拍掌”“大拍掌”。徐志摩在演讲《海滩上种花》时，就多次自贬，以求“语出惊人”的效果。开场先说自己的演讲是“无味的演讲”，讲述泰戈尔在树林里授课使学生“多么快乐”之后，说“今天正是下雪，大家也应当学他们那种举动，不该在这里听我的讲演”，接下来说“我很惭愧，既一无所长，又不会对待朋友”，他甚至坦言，“大家不知我的痛苦，以为我有较高的知识，来请我讲演；我相信我是没有知识可以给大家的”。1924年底的徐志摩，不仅是梁启超的弟子、留学归来的硕士，更是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名声遐迩的“诗哲”。他演讲时多次自贬，非但不会让听众怀疑他的学识，反而因为被理解为自嘲而拉近与听众的距离。作为散文的《海滩上种花》，则无须在意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所以我们在文中几乎找不到作者自贬的话。

再次，内容方面，所举例子基本上相同，但各有缺漏。演讲稿版《海滩上种花》开卷从北京的天气和过年气氛说起，接下来讲泰戈尔在树林子里给学生授课，这都是散文版中没有的。演讲必须“接地气”，即必须切合现场听众状况，调动听众情绪，因而一般要有一个“开场白”(从演讲的氛围说起)，这是营造“现场感”常用的方法，而散文写作并不直接面对读者，故无须“开场白”。演讲稿版和散文版对相同事实或例子的表述，往往各有侧重。例如，演讲稿版对拜年画片的描述比较简单，散文版则内容更详细、语言更精致，整体上更具有徐志摩行文风格。

需要注意到，据演讲稿版末尾“笔记者附言”，“这篇稿子并不完全，最后还有两段，一段关于徐先生家里的事，一段关于德国青年团的”，也就是说，徐志摩在演讲结束前还讲了自己“家里的事”和“德国青年团”，这两个内容，散文版无。“家里的事”究竟是何事？“笔记者附言”：“他说后面的两段他有原稿，不久将在别处发表，在这里不必登了”。据此可知，徐志摩有文章写“家里的事”和“德国青年团”。经查阅1925年初徐志摩发表的文章，无一篇写“家里的事”，故而究竟“家里的事”指什么，待考。“关于德国青年团的事”那篇文章，应当就是发表在1925年3月13日《晨报副刊》的“青年运动”，该文后半部分集中谈德国的青年运动。看得出来，在演讲中，徐志摩通过讲述德国青年运动这个例子，激励在场的青年听众，“要青年人在生命里寻得一个精神的中心(the spiritual center of life)”，因为，“民族的希望就在自觉的青年”[3]。德国青年运动是一个“反抗现代的坠落与物质主义的革命运动”，尽管徐志摩在文中抽取的主要是德国青年运动不甘堕落的精神，但也透露出他反抗物质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另类”的思想观念。德国青年运动及“另类”思想观念，在散文版《海滩上种花》中被删去。

考虑到演讲稿版系两名听众笔录，不禁要问：会不会，演讲稿版与徐志摩的原意相去甚远呢？应该不会。因为，笔录者说：“这稿子请徐先生改过一番”(见“记者附言”)。

综上所述，演讲稿版和散文版《海滩上种花》，除主要内容和部分文字相同之外，二者相异处很多，而演讲稿版不但有不少散文版没有的内容，而且语体风格也显得口语化、词句朴素简洁，这与徐志摩散文常见的欧化语、辞藻华丽不同。通过比较两个版本，可发现，散文版无论篇幅还是内容都比演讲稿版要多许多，而依照徐志摩演讲前要先准备讲稿的习惯，可断定散文版是徐志摩为演讲事先写好的稿子，当然，事后作过删改。既然如此，散文版《海滩上种花》是原生文本，而演讲稿版是由演讲产生的衍生文本。作为原生文本，散文版《海滩上种花》的完整性、真实性毋庸置疑；作为衍生文本，演讲稿版《海滩上种花》对原生文本的补充、对原生文本生成经过的追溯等独特价值，也应该受到重视。

二、现代作家演讲稿的整理鉴别

现代作家演讲稿是否还要进行整理鉴别，即现代作家演讲稿的最终产品应该是原封不动收入作家文集、全集，还是经过一番整理鉴别之后，再酌情收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口述史学界乃至文献史料研究界研讨和重视，但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实在有探讨的必要。

演讲稿的鉴别，也就是判断真伪。面对一份现代作家演讲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质疑其内容的真实性、来源的可靠性。

从理论上说，演讲稿作为一种口述史料，当然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它更多反映的是演讲者或记录者对某种特定环境、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记忆、理解和感受。仔细地辨别演讲稿的真伪，应该是整理者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对待其他文献史料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上述，演讲稿版和散文版《海滩上种花》，存在较多异文。这些异文，究竟是徐志摩没有照念稿子而是在演讲中有所增删和发挥所致，还是演讲的记录者对徐志摩演讲内容的理解或误读？显然，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应该做出整理鉴别。

文献整理以保持原汁原味为准则。关于演讲稿的整理与保存，西方学者更多强调将演讲稿录音作为原始记录，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这些演讲录音的作者，自然是确定无疑的。但在我国，民国作家的演讲基本上没有录音留存下来，因此只能整理和保存文字形态的演讲稿，即将其收入作家文集、全集。为了保持原汁原味，众多演讲稿收入集子时尽量保持原稿状态。例如，有人新近发现1929年3月徐志摩在上海大夏大学所做演讲的记录稿，予以披露时仍保持其全文句读，而不予标点，对其中的错字、脱字、赘词等，也不予指出[4]。如此“整理”，实在有失整理者的责任。演讲稿保留不少口述痕迹，难免出现一些语序颠倒、词不达意、脱字、衍字现象，因此，对其做相应整理是必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鉴别演讲稿真伪。

如何鉴别演讲稿的真伪，在原则上与史家对其他文献的辨伪、校勘是一样的，在此基础上，要注意到演讲稿作为口述史料的特定的一些要求。

首先，要鉴别演讲稿的作者。中国现代作家演讲稿的作者，依据具体情况分作两种：一种是作家本人(一般是演讲前事先写好讲稿)，一种是记录者(一般是现场听众)。对于那些由听众记录的演讲稿，又要分作忠实记录稿和阐发性记录稿。显然，忠实记录作家演讲内容的文献，可以收入作家文集、全集，作为研读作家作品的参考，而阐发性的记录稿，由于夹杂大量记录者个人体会和感受，就不能笼统视为作家本人的作品。

其次，要鉴别演讲的具体情况。作为整理鉴别者，如果不考虑演讲时的特定环境、背景和记录者的状况，不去核对、鉴定，任由这样的材料保存下去，以讹传讹，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为后人制造一系列混乱，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作为整理鉴别者，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弄清楚演讲的具体情况，包括演讲的时间、场所、记录者的状况等。如果这些具体情况当中存在虚假、与相关史实不符合，则演讲稿的真实性就受到了质疑。

再次，要鉴别演讲的内容。演讲中作家往往会有太多或有意或无意的即兴发挥，而记录者也会有有意的、无意的即兴发挥，这样的演讲稿虽然也有研究价值，但是如果整理鉴别者不加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就可能离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尤其要鉴别演讲记录稿对演讲内容的忠实程度。试想，徐志摩在讲台上照念散文版《海滩上种花》时，姑且不说那些繁琐、冗长的论述，对于听众来说是多么枯燥、乏味，我们只说演讲中各种口头语、长时间的停顿、反复的断续、重复，以及前后时序混乱等情况，也使听众失去耐心，甚至根本无法听懂。那么，记录者把演讲内容转录成文字时，有意或无意的增删、缩写甚至改写，就在所难免。因此，演讲记录稿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演讲者的本意，这是整理鉴别演讲稿时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所以，未经整理鉴别的演讲稿，尤其演讲记录稿，未必如实反映演讲者本意，倘若把这样的演讲稿不分青红皂白地收入作家文集和全集，可能会以讹传讹、引起相关研究的混乱。当然，演讲稿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但毕竟是记载、反映演讲的重要文献史料，尤其是保留着诸多口述特性，其独特价值理当受到重视。

正如笔者在上文中那样把演讲稿版和散文版本《海滩上种花》互相参考，这在涉及某个事件或作家相关细节时可以常用。经过这样的多个文本参校，挖掘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这是简单地依据某个作品达不到的效果，也只有这样，演讲稿的独特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

附录

《海滩上种花》

徐志摩讲演，孟广喆、徐宗本合记

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人们都很高兴的预备过年，老天又给我们将世界装饰城银白色。我今天一路来的时候，看见街上那些赶车和苦力们，脸上都带着愉快的气象，发出异样的清光。像这样美好的时光，怎应作这样无味的演讲？

大家知道太戈尔①在印度怎样的教学生吗？他们不在房子里上课，却在树林里。当他们授课的时候，时常你看不见学生，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坐在树上，使用那自然的桌椅来听讲。太戈尔又让他的学生不要穿袜子，要使他们的皮肤常和自然界接触，所以他们同自然是化而为一的。每当变节气下大雨的时候，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发出幽美的声音，他的学生便一哄而散，跑到树林子各处欣赏自然去了。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呵！今天正是下雪，大家也应当学他们那种举动，不该在这里听我的讲演。

易卜生说：“朋友是一种奢侈品，我养不起，所以我没有朋友。”这话是不错的，因为有了朋友，必须有相当的对待。现在大家对于我总抱有过度的希望；但我很惭愧，既一无所长，又不会对待朋友。每次遇见了学界的朋友，便要请我讲演，见着报界的朋友，便向我要稿子。这次我到这里来讲演也，②是这种情形。

我既到这里来便想着要找些适合的材料。我想大家都是小孩子，我也须向大家说孩子话才行。我的小孩子呢，他埋在我心里，像埋在地下的芽头，须有那和暖的东风吹着才能出来。但是东风在哪里？人的回想是痛苦的：有人描写一个瞎眼的女子，她时常想象她从前那美丽的面庞，但是总想不起来；她于是把自己的手用力的按在自己的脸上，希望把以前的美丽印了下来，但这如何能够！这种痛苦——不能回想的痛苦——正和我们不能将从前的小孩子找回来的痛苦是一样的。有一次，我同一个小朋友到公园去，他是一个很天真的小孩子，比大家还要小些，矮些，他那种快活高兴，我实在没法形容，他有时上山，有时在地上打滚，有时脸上露出自然的笑容，他那才是小孩子完全的，天真的笑，这够多么可爱！我记得我也曾经有过小孩子在心里的，现在哪里去了呢？就想要学一学也不能了。我已经是一个成人，一举一动，都要受无形的束缚，带无穷的顾虑，怎好意思去学小孩呢！

你们知道，人的人格的组成不完全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他里面躲着一个野兽，一个小孩子，一个野人，文明是勉强的结果。我既是找不回我的小孩子来，就想把野人找回来罢！我二年前过印度锡兰岛时，③所见的新奇东西很多，但其中最能感动我的，只有当地的土人。那地方位置在赤道下，地土全是金黄色的，阳光一直的射着，如同蒸锅一样。土人居住的是泥土的房子，他们很自然的做他们的工作，并不觉着日光热烈的痛苦；他们的衣服也很简单。我一次看见一个赶牛车的老车夫，在那如火的地上走着，极安然自在；他的皮肤是黑色的，日常总在太阳光线底下过活，一些不觉痛苦难受。我以为这种野人真可算是自然人了：他们不怕风吹，不怕雨打，不怕猛烈的太阳晒，他自己就是自然的一体。这时我的情感痛苦极了，我的野人也要跑出来；但是教育与文明习惯的束缚很紧，怎能够呢？好像埃及的“木乃伊”，外面用绸子束得紧紧的，脸上又涂上很厚的漆，弄得一些也不自由了。这才知道教育不但对我没有好处，并且把我的野人也生生拧住了。所以小朋友们，我实在自愧极了，我的小孩和野人永远不能回来了！我的精神被关在肉体里，我的灵魂好比一个牢囚，只能从小窗户似的一对眼睛里望着据近的世界。大家不知我的痛苦，以为我有较高的知识，来请我讲演；我相信我是没有知识可以给大家的，要想得知识，只可去请教科学家。

我今天既答应了到这里来讲演，不得不找些材料，但是怎么找也找不着。昨天晚上，无意中发现了我的救星。大家请看，那救星就是这张画片。这是我一个朋友替我画的拜年片，④上面画着一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支小花，一面在海滩上掘地，他⑤的意思是，想把那花种在海滩上。你们都知道，花是不能生在沙上的，也许那孩子还没转身，海浪早将那柔弱的小花冲死了。这种情形，同我们在这个孤寂的世界里想找出文艺来，那种呆痴的程度有什么差别？我们知道沙上不能种花，但小孩子知道花是可爱的，沙土和泥土也差不多，只要花能立起，他便足够了。他没想到海滩的沙不能种花的。他这种心意，洁白无瑕，和月光一样的单纯美洁。这里还有一幅小画，是表示自然崇拜的。你们看那小孩子跑在花前，两手相合的向花礼拜，他的心也是真纯而清白的。他不管以后的变更，只愿目前的努力，他这种童真存在到永久，并且是万力所不能敌的。

文化史人类历史上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古人们有的是天生的单纯的信心，他们的灵魂认识永久的位置，虽则有时他也会受他的肉体的野心的诓骗。米尔顿⑥眼瞎了，为什么还作诗？贝德花芬⑦聋了，为什么还尽力于音乐？他们究竟是为什么呢？为的是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们不可摧动的信心，认定有目的的牺牲不是枉费的。但他们也还不是一样的傻气与那种花的小孩一样，在地面上的文化是一般的脆弱，摧残的力量多着哩。从前巴比伦的文化现在哪里去了？庄严灿烂的本贝城(Pompen)⑧现在也埋在地下了。可见人们的努力，终有一天要消灭的。那末我们人类岂不是呆子？科学家为科学牺牲，宗教家为宗教牺牲，又何尝能保持永久？日光风浪的摧残，地球也很有毁灭的可能。我们人都以死人为可怕，我以为活死人比死人尤其可怕。文化也是如此：已经成了过去的文化便罢了，这种苟延残喘的死文化真可怕哩！我们的祖先牺牲了一切，后来不过像彗星扫过地面，一些也不存留。我不知道我们都犯了什么罪？现在世界上哪还能找出清白的男女来。我对这一点抱着莫大的忧心，恐怕将来的东风，带来的不是海水的香味，却是更酷冽⑨冬天，不要说海边的花不能活，就是园中的花木，还不是一样吗？朋友们，你们是将生出来的花蕾，你们的面前虽有大坑横着，你们可不要再陷落了。你们要养成你们的信心，努力前进，宁可去做果实。海岸上的花虽是不能种活，然而那清白的信心是永不泯灭的。

(这篇稿子并不完全，最后还有两段，一段关于徐先生家里的事，一段关于德国青年团的事，⑩都删去了。因为这稿子请徐先生改过一番，他说后面的两段他有原稿，不久将在别处发表，在这里不必登了。笔记者附识)

[注释]

①今作“泰戈尔”。

②此逗号应在“也”字之前。

③“二年”今作“两年”。1922年徐志摩留学回国时，所乘轮船曾途经锡兰。

④此拜年片为凌叔华所作，题为《海滩上种花》。所附图片系笔者所加，原文无。

⑤画中的小孩明显是一个小女孩，故“他”应作“她”，下同。

⑥“米尔顿”今作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六大诗人之一。1652年，弥尔顿眼瞎，之后仍创作文学作品，如《失乐园》《复乐园》。

⑦“贝德花芬”即贝多芬(1770—1827)，杰出的德国音乐家。1818一1827年贝多芬在耳朵失聪、健康情况恶化之后，仍以巨人般的毅力创作了《第九交响曲》。

⑧“本贝城”即庞贝古城，位于意大利南部，公园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爆发。

⑨此处缺“的”字。

⑩这篇“关于德国青年团的事”的文章，即《青年运动》(载1925年3月13日《晨报副刊》)。

[1]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三卷散文(3)[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07.//顾永棣，编.徐志摩全集·散文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联合出版集团，2015：67.

[2]蹇先艾.“五四”琐忆[A]//宋贤邦，王华介，编.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3]徐志摩.青年运动[A]//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二卷散文(2)[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7，19.

[4]金传胜.诗心一颗归何处——关于徐志摩的两篇集外文[J].现代中文学刊，2017(1)：63-64.

On the Unique Value, Clear-up and Identific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Speech Draft: Exemplified byGrowingFlowersontheBeachby Xu Zhimo

FUXiang-xi

(SchoolofHumanities,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006,China)

A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Chinese modern writers' speech drafts are of unique value. TakingGrowingFlowersontheBeachby Xu Zhimo as an example, and by comparing its prose version with the speech version, we find that the speech draft not only solves problems of prose version like version change, writing time, writing process and so on, but also discloses the "alternative" ideas of Xu Zhimo. The particularity of modern writers' speech draft puts forward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rom general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clear-up and identification.

speech draft;GrowingFlowersontheBeach;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2017-05-2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ZW124)

付祥喜(1974-)，男，湖南绥宁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新月派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I209

A

1672-934X(2017)04-0086-08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