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志燕

摘 要：“意识形态趋同论”是西方的一种隐蔽的“改良主义”思潮。这一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它采用"趋同"的手法，抓住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中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借鉴、学习对方长处的现象，抹杀两种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和根本对立。意识形态趋同论的真实意图是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因此，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一元化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全球化；“意识形态趋同论”；本质；危害；意识形态建设

中圖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43-04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全面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和复杂化。目前，西方社会除了一些主流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直接威胁之外，还存在诸如“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诸种调和性的错误思潮。“意识形态趋同论”打着各种意识形态“趋同”的幌子，严重干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分析“意识形态趋同论”的兴起及流派、内涵及本质，澄清这种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危害及影响，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趋同论”的滥觞

从历史渊源来看，所谓的趋同论肇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危机带来的滞涨局面迫使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以前的自由放任主义，纷纷转向凯恩斯主义，求助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宏观调控，并大肆推行国家福利政策。当时，鉴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趋势，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认为很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些调整。

二战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得以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独霸全球的图谋却一直没有改变，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异常激烈和尖锐化。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上台执政之后，抛出了“冷战”政策，企图用价值观念的输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来分化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政权。20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产生了分歧，南斯拉夫率先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之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相应的社会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部分学者结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中的一些相似之处，企图将二者揉合在一起，其中渗透一些“和平演变”因素，先通过在理论上塑造一个“趋同社会”，然后再慢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趋同论”由此而产生。

60年代末，趋同论在西方初具规模，其内部发展成诸多学派，尽管每派观点存在分歧，但是目标都是要把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7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在西方愈加流行，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思潮。“意识形态趋同论”的早期鼓吹者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和美国社会学家P.A·索罗金。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企图创造一种新生产函数，以实现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使得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复苏。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第一版序言中宣称，这本书是他“差不多四十年来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思考、观察和研究的结果”。书中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用资本主义将被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代替的言论来迷惑人心，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熊彼特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而是变相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之相应的观点也是跟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非就是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罢了。索罗金在《俄国与美国》一书当中，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文化、社会、教育、科技、伦理、家庭婚姻、体育等各方面比较了俄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并指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索罗金进一步认为，未来新的社会与文化的主要形式，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二者“一体化”的特殊形式。尽管索罗金还没有正式使用“趋同”这一术语，但相关论述已经包含了趋同论的因素。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进一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意识形态趋同论”的扩散和蔓延。

就目前来看，“意识形态趋同论”主要的流派有：

1.根据意识形态趋同的程度可以划分为完全趋同论和局部趋同论。①完全趋同论。其代表人物是荷兰的经济学家丁伯根。他指出， 历史的发展将会促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逐渐融合，例如，两种制度中都有市场和计划的因素、收入分配体制和差异趋向同一、两种制度都走向“混合所有制”，等等。②局部趋同论。其代表人物是西方学者多尔。他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些方面趋同、在另外一些方面保持差异，趋同是局部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自身有些矛盾，但是可以通过局部改良来消除，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永恒的、完美的制度。

2.根据意识形态趋同的结果可以划分为工业社会趋同论、现代化社会趋同论、技术官僚社会趋同论。①工业社会趋同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和法国学者阿隆。他们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是工业社会中的两种形式。随着后现代和工业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最终会趋向一个没有所有制和阶级之分的“技术社会”。在“技术社会”里，工业化作为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消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由此烟消云散。工业社会趋同论后来被一些未来学家所继承，发展成为“科学技术决定论”。按照“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将最终消除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差异，最终导致社会的趋同。②现代化社会趋同论。持这一观点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布莱克。他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朝向一个终极融合的制度运动，最终趋同为“大同社会”。在“大同社会”中，没有意识形态的隔阂，没有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从本质上说，这种“大同社会”是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③技术官僚社会趋同论。持这一观点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和美国学者迈耶尔等。他们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们都离不开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在管理的过程中都通过行政技术来减少治理成本、提高工作效能。因此，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将来都会趋同为一种高效能、低成本的“技术官僚社会”，这时，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对国家干预会慢慢地淡化，起关键作用的是科学技术影响下的行政改革及行政技术。技术官僚社会趋同论企图通过运用行政技术的手段来使不同国家消除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进一步达到趋同，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

二、“意识形态趋同论”的内涵及本质

意识形态趋同论是西方社会泛起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理论。这种错误理论抓住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中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借鉴、学习对方长处的现象，抹杀了两种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和根本对立。这种貌似中庸的“趋同”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趋同；二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形式或生产形式趋同；三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形式趋同。意识形态趋同论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克服政治、经济危机，采取了一些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借鉴和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吸收和引进了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的某些机制。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在经济、科技层面都发生了相似的变化，这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赖以存在的现象学依据。从经济制度的某些特点如生产结构、增长和发展目标、技术和组织要求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趋同是有可能的。就这一点而言，意识形态趋同论似乎有其合理之处。其实不然，这种趋同论在方法论上犯了把现象当作是本质的错误。

首先，意识形态趋同论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视为趋同，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领域的一些变化（如国有化、计划化、股份均等化等）当作资本主义性质的变化，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化（如股份制、市场经济等）等同于经济制度的变化。这种现象和本质的混淆，势必会导出错误的结论。马克思说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178大家知道，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受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制约。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式的确发生了变化，如少数工人也拥有股票；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进入了“经理阶层”，使得资本家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通过国家税收、利率等有计划地调节财富分配，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使社会底层人员受到“惠顾”等等，然而上述的变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局部范围内的枝端末节的“修补”和“调整”，根本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进一步说，无论是股份制、国有化还是有计划的国家调节，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占有的事实。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优点，如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国有资产的股份化，由市场来优化生产资料在各个领域的分配，实行生产要素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等等，但是这些变化始终改变不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局部调整总是要受到它自身的经济关系的制约，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则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趋同论混淆了两种不同制度在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模式上的某些“相似点”，抹杀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差别，所以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意识形态趋同论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形式或生产形式视为趋同，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看作是两种制度的趋同点，这种观念错误在于它没有看到两种制度的经济形式或生产形式的本质差别。一方面，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计划调节，但是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每一经济个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综合平衡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体系，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协调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计划调节是出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减轻经济危机震荡的权宜之计，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个体利益是对立的，各个资本家为了达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对经济进行全面的、持续的计划调节，也不可能建立起全民的计划经济调节体系，无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总目标进行行之有效的调控，因此，资本主义的计划调节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不是“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来说，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劳动人民处于主人翁的地位、自己当家作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以私有制为基础，劳动人民处于受雇佣受剥削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攫取剩余价值，促进资本利润最大化。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在全社会规模上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实现价值最大化；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很容易造成“滞涨”和诱发经济危机。所以，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将计划和市场看作是经济调节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所有制的不同，二者存在着本质性区别，两种制度的经济形式或生产形式也不存在本质上的“趋同”。

第三，意识形态趋同论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形式上的“均等化”看作是兩种制度趋同的标志，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近些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之所以向部分收入低的劳动者阶层倾斜，主要是迫于劳动人民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再者，社会福利费用和社会保障费用都是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并不是资本家的仁慈和宽容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别并不是在逐渐均等化，而是差距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人均收入是39959美元，但50%以上的就业人口年收入不到26364美元，人均收入的中位值仅仅是平均收入的66%，而1980年这一比例却是72%；2010年美国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贫困率上升到15.1%，创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2]17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仍然无法改变劳动阶层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贫困、失业、饥荒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兼顾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和现实需求。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并不发达，社会财富并不十分丰裕，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存在着差别，所以在收入分配上也存在部分差别，国家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的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当然，在分配方式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允许某些生产因素如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参与劳动分配，主要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充分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流动，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与共同富裕并不相悖。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形式的均等化并不能违背“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论断，意识形态趋同论并不成立。

总之，“意识形态趋同论”企图通过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上的趋同来否认两种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同；通过形式上的趋同来抹杀两种社会制度的界限，以此来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极端荒谬的错误理论。

三、“意识形态趋同论”的危害及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意识形态趋同论无疑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尽管意识形态趋同论也披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矛盾，如贝尔对经济现象的细致分析，托夫勒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以及奈斯比特对发展趋势的一些细节描绘等，在不同角度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我们的新思考，但是，意识形态趋同论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是宣扬资本主义的“永恒论”，其政治目的无外乎是用资本主义“同化”社会主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注意。

意识形态趋同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对历史发展趋势做出了错误的解释。意识形态趋同论掩盖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基本矛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痼疾，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意识形态趋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主要有如下原因：从制度层面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在阶级基础、社会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经济运作方式上都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这就决定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也有着本质性区别。只要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从经济层面来看，意识形态趋同论仅仅看到了不同国家在经济、科技发展上的共性，却忽视它们在世界范围发展的不均衡性。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和科技发展尽管超越了国界和地域的限制，但是在不同国家乃至不同地区还是具有很大的差距；并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都相互吸收和借鉴了对方的一些经济政策、管理模式，但是并未改变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所有制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并未因为生活和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趋同”仅仅是表面现象，其阶级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从文化层面来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这些因素会形成风格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国度的文化差异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使在同一国度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有差异那么就必然有摩擦和冲突，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就是引起这种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意识形态趋同论是不能成立的，它之所以被西方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捧，无非是迎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强权政治和霸主地位的需要，通过否定不同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把经济、科技的趋同化说成是意识形态的趋同化，亦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化。

意识形态趋同论是一种隐蔽的“改良主义”，它采用 “趋同”的手法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差别，其真实意图是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趋同论企图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形式、生产关系和分配形式的一些“相同”来论证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用“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忽视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其真正目的在于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以“和平演变”的方式使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模糊了阶级意识，消除了无產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无异于主张取消阶级斗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众所周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劳动阶层的待遇有所改善，但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仍然不会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并不会消除而且还可能随时激化。这种“腐朽的、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权的，无产阶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只有彻底地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因此，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趋同论，我们一方面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密切关注意识形态趋同论的变化及发展，并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另一方面，打铁还要自身硬，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切实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8.

[2] 张德勇.从贫富差距看“占领华尔街”运动[J].理论参考，2011，（12）.

【责任编辑：宇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