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辉

摘 要：共享发展作为必须牢固树立的新发展理念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并且通过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来达至的理想状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不仅契合共享发展的根本价值诉求，而且也内蕴着“共享”的演进逻辑，即它强调通过“共享”权力从而“共享”发展成果。与此同时，协商民主的运行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共享，并为实现共享发展进程中矛盾的化解提供重要支撑。

关键词：共享发展；协商民主；公平正义；渐进共享；精准脱贫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17-06

引言

在党中央提出的“必须牢固树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如果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是工具性理念的话，那么，共享就是一种目的性的理念，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众所周知，在我国，共享的理念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的一个美好理想，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早在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495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364这里的“共同的富，共同的强”或者“共同富裕”实质上体现的都是共享发展的理念。

可以说，“共享发展”这种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它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其他几个理念一样，它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必将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指明思路、方向和着力点。从当前学术界关于共享发展理念研究的现状看，已经取得不少的成果，主要包括关于共享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研究，关于共享发展的内涵、层次和路径研究，关于共享发展的实现障碍或困境研究等。然而，客观地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和研究共享发展的成果十分匮乏，根据笔者的梳理，主要有马光选（2015）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研究了共享发展的问题，并且提到“政治扶贫”和公众参与决策的内容，[3]郭建（2016）等研究了“民主型共享” 也即“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实然民主，为共享的实现提供政治保障”。[4]曾盛聪（2016）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正通过顶层设计与系列制度安排转化成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实践理性与行动遵循，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5]马唯杰（2016）研究了“共享发展”的政治战略即人民性等。[6]而我们知道，“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7]而“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8]257“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9]因此，很有必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审视共享发展，强化共享发展的政治学研究。鉴此，本文拟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角度来深入思考和研究共享发展，从而拓展共享发展的研究视角，为创新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提供参鉴。

一、根本价值：协商民主与共享发展具有高度契合性

之所以首先探讨协商民主与共享发展在根本价值上的高度契合性，这是因为我们把协商民主与共享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在于用民主的手段解决民生问题（这是第二步要讨论的问题——笔者注），而在于民主建设中也能充分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原则，从而使民主建设和民生建设都共同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并由此产生相互促进作用。”[10]116进一步来说，这里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原则在协商民主与共享发展中又具体体现为什么样的根本价值诉求呢？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么，这一发展理念的根本价值诉求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在阐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时指出，“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7]如果综合共享发展的这几个方面的内涵，不难发现，“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换句话来说，共享發展的根本价值诉求指向的是“人的发展”，并且，它指向的不是人的某一方面的发展，而是“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恰恰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自由发展”还意味着要把人作为一种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就指出，“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的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11]198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恰恰是对传统的发展方式的反思和超越——传统的发展方式存在的最大问题其实是误解了经济增长的意义，把经济增长作为目的而把人作为工具，实际上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正如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指出的，“我们的经济遭到批评之一就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金融部门是让经济更加富有成效的手段，而它本身并非目的”，而“太多时候，我们混淆了目的和手段”。[12]15误解了经济增长的目的，就会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的全部，而忽略人的教育、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更宽广的领域。因而，这也就不难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困扰了：“为什么世界第二的GDP规模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经济强国的感觉”[13]，进一步来说，我们不能仅仅“从发展的有效性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要从发展的共享性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10]117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生俱来的民主形式……内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命之中”，[10]124-125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可以说，群众路线本身的特点和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也就塑造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态和价值取向。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在哲学上，如果说群众路线算是一种在实践中的方法论的话，那么，这种方法论的世界观或价值取向其实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观点，在刘少奇看来，可以凝练地概括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14]354这些群众观点，简单地来说，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目的，“一切依靠人民群众”——隐含的逻辑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实现自己解放的工具。不难看出，群众观点实际上与马克思的人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理论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共享发展在根本价值诉求上是完全契合的。具体来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的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样的一种民主形态，它本身“对于人类发展有其内在价值”，[15]51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与此同时，协商民主也有助于拓展人的自由，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言，“政治自由和参与构成人类发展的一部分，就其自身性质而言，它们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16]42

二、基本目标：“共享”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追求

如上所述，共享发展和协商民主在根本价值诉求上都肯定“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相统一”，二者具有深刻的内在契合关系，不仅如此，“共享”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的目标追求，正如林尚立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逐步确立了三个基本价值：平等、共享和正义。这构成今天中国人民民主的价值基础。”[10]62进一步来说，既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特有形式或者说与生俱来的形式，那么，“共享”自然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追求。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运行的基本前提是实现政治平等。政治平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民主理论大师达尔就明确指出，“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成年人有权在政治上被平等對待这个诉求，已经被许多人广泛地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18世纪以来的民主理念与信仰的传播，已经差不多将这个诉求“变成一个常识了”，[17]1也可以说，“政治平等的存在是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17]Ⅵ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最低程度上，理想的民主至少需要具备的条件或特征中，都离不开政治平等，诸如平等而有效的参与机会、平等的投票权、平等而有效的知晓相关政策及其可能的结果以及平等基础上的参与控制最后议程的权利等。[17]6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也意味着人民实现了政治平等并且有了坚实而可靠的政治保障。作为谋划新中国各项建设的指导性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总纲中曾指出，“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这种主人地位不仅表现为人民有了平等的公民权利，而且男女性别实现平等，“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各民族也一律平等，“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等。这些政治平等的规定，其实提供了一种协商的“公民身份”和“基本资格”，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运行的基础和前提。

而政治平等又内在地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追求“共享”的目标。这里的“共享”，一方面是对国家权力的共享，其规范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如果再聚焦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身，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张的就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18]具体来说，“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18]需要指出的是，“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19]而协商的渠道，包括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还有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不难看出，这个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商量”的过程，与各种代议民主相比，就是一种充分的“共享权力”的过程，这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显著特点。正如巴伯在谈到协商民主（巴伯把它称为“强势民主”）所指出的，“如果所有人民都能够在某一时间参与分享某些统治的责任，那么强势民主就会实现它的抱负。”[20]311相反，仅仅“‘由投票箱构成的抽象民主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平等”，“由普选权所反映的公民之间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它掩盖了政治权力实际上不平等分配的事实。”[21]36也即没有真正共享权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追求的“共享”不仅仅是“共享权力”这种政治权利，还包括“共享国家的进步与发展”，[10]65其规范的表述是“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即全面共享。之所以强调共享权力之外的更广泛的领域，就在于“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平等，政治权力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理论上的民主主义者，忽视了财富和地位重大的不平等导致了教育、权力和对环境的控制方面的不平等的事实，这一事实对于任何真正的民主体系而言都是非常致命的，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任何其他领域。”[21]36这一点，与西方的逻辑不同，比如“美国政府倾向于把免于国家权力专断的自由看作是最为重要的人权，而相应地并不很看重经济、社会与文化诸权利在人权事业中的重要性”。[22]2中国不仅重视人民的政治权利，也尤其重视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权利，比如《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就指出，“中国的减贫行动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显著标志”，并且“中国的减贫行动更加扎实有效，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世界人权发展新奇迹”。[23]可见，协商民主对“共享”目标的追求，使得人民从“政治权利”的平等拓展到“具体利益”的平等即“共享发展（成果）”。当然，如果说“共享权力”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自身的内在追求的话，那么，“共享发展”就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种内在要求的延续，前者为后者的实现创造条件。

三、应然功能：协商民主为公平正义的“共享”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把“共享”作为其基本目标，不仅强调“共享权力”，而且还追求“共享发展”。应当指出的是，从应然功能来看，“共享权力”有助于为科学合理的“共享发展”创造条件。质言之，共享发展并不意味着“绝对平均主义”地去分享发展成果，而要求“公平正义”地去分享发展成果，使“共享从整体延伸到个人”，[10]69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共享不只是理想，而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这就是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24]这是因为“‘共享状态显然不是平均主义，它一定是整体协调性与个体差异性协调统一的结果，因而，其内在的精神和原则必须是正义，即公平正义”。[10]67

对于公平正义的内涵，学者的探讨可谓汗牛充栋，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和“最大最小原则”、诺奇克的“应得”理论、德沃金的“机会均等”理论、阿玛蒂亚·森的“基本能力”理论都是著名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指出，“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25]151-152进而言之，如何才是“平等”的或“均等”的观念呢？在他看来，这是十分难以把握的，因为“个人各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论断，而大多数的人如果要他们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实际上都是不良的判官”， “正义的（合法的）分配以应该付出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相应的收受人。”[26]139这一点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表述为按合适的比例进行分配或把握一种“适度”，他说“既然平等的事是一种适度，公正的事也就是一种适度。然而平等又至少是两个东西之间的平等。所以，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并且与某些事物相关的）。作为适度，它涉及两个极端（过多与过少）；作为平等，它涉及两份事物；作为公正，它涉及某些特定的人。所以，公正至少包括四个项目。相关于公正的人是两个，相关的事物是两份。而且这两个人之间以及这两份事物之间，要有相同的平等。因为，两个人相互是怎样的比例，两份事物之间就要有怎样的比例。如果两个人不平等，他们不会要分享平等的份额。只有当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不平等的份额，或不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平等的份额时，才会发生争吵和抱怨”。[27]134-135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指出，“共享与公平正义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沒有共享，谈不上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更不可能共享。”[24]习近平同志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28]553可见，公平正义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具体利益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分好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的公正分配问题。

如果说共享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公平正义”的“共享”，它反映的是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呢？从宏观上来说，“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权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分配角色，社会已经不是面对要不要政府的问题，而是如何让政府的决策更好地反映民意、伸张社会价值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任何现有分配正义理论都无法单独胜任公共分配的指导任务，现实中的分配最终只能留给政治过程来决定。”[29]可见，这里的公共权力主要指的是国家权力。但是，国家权力不一定与社会利益（人民的利益）完全重合，甚至有时候“又避免不了私利化”，甚至“利用公共权力来服务官僚部门和官员自身的利益，形成部门利益和官员私利，公共理性变成了自利理性”。[30]这就很难保证权力对利益的公平正义分配了。而如果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让人民共享权力，则有助于遏制国家权力异化和公共理性的丧失，也有助于永葆权力的公共性，实现利益公平正义分配。其内在逻辑可以简单概括为：通过共享权力实现共享发展。那么，协商民主何以能通过共享权力来共享发展呢？其核心与关键就是影响政府决策，因为权力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实际上是通过公共决策来实现的。习近平就指出，“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31]82具体来说，要实现共享发展，“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8]553就要求“政府当然应当调整发展战略，使之更加重视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进一步说，“要确保新的发展战略得以通过并实施，创造一种制度上的环境非常重要，在这种环境中，国家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种持殊利益。要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社会集团都必须获得充分的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这样，“如果能够允许社会广泛参与，决策机制将会创造一种能够最有力地抵制来自强权的压力的环境。当所有人的声音在权力的走廊里都能被听到的时候，政府就会更加负责，更加透明。其制定的政策可能就很少会发生突然而急剧的变化。”[15]82且政策的实施自然也就更能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从而实现共享发展。阿玛蒂亚·森也论证了这样的逻辑，在他看来，公平正义的分配“应该经由政治过程的讨论和决策来定义”，[29]而“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公开的讨论、辩论、批评以及持有不同意见有关的权利，对于产生知情的、反映民意的政策选择过程，具有中心意义。”换言之，“人民表达并论证他们的要求（包括经济需要方面的要求）以引起政治上的关注”，就有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以及可接受性，[16]152-154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使发展成果合理公正地为人们所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周光辉先生考察中国的现实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我国的社会不公，是政治领域利益表达不平衡造成的”，因此，“实现社会不同群体利益表达平衡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32]这些其实就都揭示了协商民主之于公平正义地共享发展成果的意义和作用。

四、动态过程：协商民主为破解共享发展中的矛盾提供支撑

协商民主虽然可以为公平正义的共享发展创造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现共享发展进程中就不会遇到矛盾和问题，恰恰相反，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從而“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进一步来说，“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33]

一是渐进实现共享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化解。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7]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党带领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创造了堪称奇迹的成就，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9]不可能一步到位就实现很高水平的“共享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特别是，西方国家是用了两三百年来化解矛盾，而我们的矛盾则是急剧释放的，因而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危及社会政治稳定。再加上人们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并伴有焦躁、焦虑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更是加剧了这个矛盾，使矛盾趋于复杂。正如赵鼎新先生所指出的，“目前在中国，除少数社会阶层外，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阶层为社会付出甚多，远远大于其收益。”[34]195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必须引入协商民主，通过协商民主的发展来化解共享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矛盾。那么，协商民主是如何来化解这样的矛盾呢？一是通过提供一种通畅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充当了社会冲突缓解的安全阀。任何矛盾冲突的爆发总有一个过程，它总是在矛盾不断累积到一定程度而最终爆发的。协商民主通过提供通畅的公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来及时化解矛盾，避免可能出现的矛盾累积或者矛盾存量，在过程中把可能爆发的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二是通过培育理性、成熟的公民来化解矛盾冲突。这是因为“个人参与越是深入，他们就越具有参与能力”，[35]39他们就越有政治效能感而“享有各种机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35]103他们也就越倾向于采取理性、宽容的方式去解决冲突而不是相反。此外，协商民主提供了人民群众之间充分协商、交流和竞争的平台，通过“这种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自己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有了更深的理解”，更深的理解会增强人们的“政治现实感”，推动“利益表达的多元化和理性化”，[34]194-195从而化解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

二是有效实施精准脱贫工程中的矛盾化解。关于扶贫与共享发展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已经作出了精炼的概括，他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换句话来说，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程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共享发展的要求。而要提高脱贫攻坚的成效，就“要打牢精准扶贫基础，通过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底数，做实做细，实现动态调整”。也即“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36]要解决好“帮扶谁”的问题，尤其是把真正的贫困人口以及他们的贫困程度和致贫原因等弄清楚，这就需要政府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到群众去，倾听群众的疾苦和诉求，在与群众的不断沟通互动中不断把情况摸透，把问题研究清楚，找到问题症结，并对症下药，才能顺利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显然，协商民主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它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通畅的、经常的和深入的沟通互动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协商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中，能够发挥很多其他的民主形式无法拥有的优势。例如“甘肃农妇杀四子案”中折射出来的扶贫问题，根据现有的报道，“2013年定低保资格时，由村里组成了一个评定小组，挨家走访后，根据家庭情况决定低保户。当时评定小组到杨家，‘看到家里房子很差，看着确实困难，就定了他家为低保户”。但是，到了2014年，评定低保户的政策改变了。新政策需要全村集体提名、商议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再上报乡镇，经乡镇审核公示后确定名单。根据村主任的介绍，那就是“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召开商议低保资格的会议时，30多名参会者关于低保资格的提议中没有杨改兰家，因此，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资格”。进而，在同年开展的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行动中，杨家同样没有进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之列。此外，还有不少建档立卡的是由“村民集体评选推出”。[37]显然，这里2013年的挨家挨户走访并定低保资格，就体现出协商民主的意味，因为它有一个与群众接触互动从而了解群众实际情况的过程。而新政策实施之后对低保资格的确定就不是一种“协商”了，而是“选举”（由代表提议，或者由村民评选推出，其实就是投票选举的过程）。然而，“选举”往往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它必然会带来如何兼顾少数人利益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扶贫，更是关系到群众尤其是贫困户的切身利益，由“投票选举”来赋予或者剥夺贫困户的利益，就显得方式方法流于简单化了。这一点，康乐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后来发布的通报恰恰也印证了这一点，通报总结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对扶贫政策的落实不完全到位”。也就是“基层在贫困户识别和退出过程中有简单化操作的问题，仅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用村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享受低保，没有综合考虑杨家的实际情况，方法简单粗糙，缺少对杨家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38]作为对这种“投票”方法的超越，协商民主重视细致的沟通交流，无疑可以为有效实施精准脱贫工程中的矛盾的化解提供支撑。

三是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过程中的矛盾化解。关于我们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习近平在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强调指出，“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之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多次重申了这种理念。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也明确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则在强调“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的理念的同时，还对如何贯彻这种理念作出了具体部署。2014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再次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取人问题”。这其实也说明我们现行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这样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固然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为实现共享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那就是地方各级政府围绕经济增长而竞争，并把经济增长当作目的而相对忽略了诸如民生、环保等发展的更广泛的领域和维度，忽略了人作为目的性一面，从而也就影响和制约了共享发展的实现。其中的逻辑，也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地方官员会把大部分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和财税增长的项目上，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区建设、城市改造和对企业的各项支持。而教育、医疗和廉租房方面的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只会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对于官员有限任期内的经济绩效贡献不大，而且还占用稀缺的投资资源，所以地方官员不愿意投入，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经济适用房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39]116而实际上，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和共享发展，“政府政策应该放弃对效率的单一追求，转而同时推进多项价值”，也即在“平等和效率的取舍问题上，两者完全可以携手并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携手并进”呢？姚洋认为，“公众讨论必不可少”或者说“公众讨论的结果就会是建设性的”。[29]这里强调的其实就是协商民主的作用和价值。协商民主的发展就意味着把群众参与的影响力纳入到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去，从而规制政府的行为，使政府获得为人民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而不懈奋斗的动力。进一步来说，如果群众参与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的影响力增加，也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的满意等方面将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重要参考，而人民群众在诸如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民生改善状况以及环境质量等方面的期待，也将不断塑造出更加科学、合理、完善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从而促进共享发展。还要看到，权力滥用是影响共享发展的重要障碍，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阻碍‘共享实现的最大阻力，一是来自分配制度中按资分配逻辑的存在，二是来自于权力失去监督而导致的权力腐败。因此，实现‘共享，就必须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实然民主，对资本和权力加以节制。”[4]面对地方政府因“GDP崇拜”的驱动而滥用权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力发展协商民主，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影响决策过程，无疑有助于对权力的滥用进行限制，从而推动和保证共享发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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