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弓淼

摘要：从丝路传入的异域文明，不但丰富了唐人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唐人的起居习性乃至伦理文化等诸方面，同时也照射到唐人的情感中，与唐人的情感共振显示了唐人对生命意识的外在表达。异域文明之花与悠久的汉文化融成了大唐文明的营养，展现出唐人审美中的无限生命感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关键词：唐代；壁画；异域文明

1987年，在中国陕西西安长安区南里王村发现了一座中唐墓葬，当考古人员打开墓门，立刻被墓道内完整的壁画所震撼，特别是墓室东壁所绘得一幅宴饮场面，使所有人感到兴奋。这幅壁画描绘了贵族野聚的场面，画面中天空彩云朵朵，风和日丽，9位主人围坐在一张方桌前，有人在闲聊，有人在饮酒，有人举目四望，有人击掌叫好，还有人静坐冥思。旁边的小童，手捧酒具，恭敬的站立一旁，餐桌上菜肴丰盛，桌下酒具精美，这么一场露天的聚餐，吸引了诸多路人为之侧目。

唐代游宴蔚为风尚，每值春暖花开，大地复绿，唐人结伴郊游[1]。这幅《野宴图》壁画，为我们展现了唐代游春宴乐的场景，是唐人闲适生活的典型写照。

壁画中的9位主人，闲散而坐，不修边幅，5位端着酒杯，似乎是被酒的香气所迷醉。他们喝的什么酒，如此醉人，桌下的莲花状酒具，似乎在告诉我们，杯中的琼浆玉液，或许就是传说中的葡萄美酒。

唐代之前，葡萄在中原是极其罕见之物，汉魏时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而作为葡萄的副产品，葡萄酒几乎都是从西域运输过来[2]。

在国力逐步壮大的太宗时期，这种极度稀缺的西域美酒，极大的挑动了唐人的欲望。酷爱饮酒的长安人开始尝试，用长安附近的本地葡萄品种，作为原料来酿酒，但却一直无法达到西域葡萄酒的口感。经过了不断的尝试，唐朝人发现，问题不仅出在葡萄的品种上，酿造的方式也是葡萄酒成败的关键，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制酒技术相对发达的高昌国。

太宗初期是唐帝国走入鼎盛的开端，对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控制和影响远远超过前代。强大的唐王朝对少数民族形成了强大的武力，改变了秦汉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的局面。并且唐帝国在不改他们传统习惯的同时将这些少数民族国家纳入自己版图，成立了多达800多个的羁縻府州，高昌国即为唐朝附属国之一[3]

。高昌位于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地理位置处于西域的较东一端。高昌有着悠久的葡萄种植经验，高昌的马奶子葡萄粒大饱满，鲜食味美，酿出来的葡萄酒甘美醇厚。

贞观十三年（639年）高昌王麹文泰断绝西域朝贡，扣押人质。太宗皇帝即遣侯君集率领军突袭高昌国，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大胜。[4]当侯君集返回长安在观德殿拜见皇帝时，朝中大摆宴席，三日不散。其间有一个人对侯君集带回的高昌美酒和马奶子葡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就是大唐的皇帝—唐太宗。

唐太宗对于侯君集从高昌国带回来的葡萄种子非常感兴趣，当拿到马奶子葡萄种子后，旋即在“渭城”皇家葡园中（今陕西张裕瑞那城堡酒庄所在地）种下了马奶子葡萄，他还亲自与高昌国的酿酒师一起，研讨制造葡萄酒的方法。并对西域的葡萄酒进行了口味创新，酿制出了八种不同口味的葡萄酒[5]。

帝國上下对于这种魔幻饮品的渴望，加上大唐皇帝亲力亲为的感召作用，长安开始大范围的种植葡萄，当时大唐十道竟有九道种植葡萄，竞相研发不同口感的葡萄酒，在1300年前的大唐疆域内，蔚然成风。

《全唐诗》共收录48900多首诗作，据统计，其中和酒相关的诗歌就有5000多首，大约占《全唐诗》总数的十分之一，可见唐人对酒的嗜好。从熙熙攘攘的长安西市到曲江池畔，酒肆林立，门前的酒旗在唐朝的暖风里轻摇、舒卷。恍然间我们似乎看见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们饮酒作诗，猜拳行令。又仿佛看到了罗马人、大食人以及西域回鹘人，他们豪爽而饮，一杯，又一杯；一坛，又一坛。打扮入时、长相甜美的胡姬簇拥而来，她们服饰艳丽，吹着排箫，声音空灵飘逸；这位怀抱琵琶，弹完一曲《霓裳》，再来一曲《六幺》，舞姬和着乐曲，拧动腰肢翩翩起舞。

长安城夜晚迷幻而漫长，宴乐的欢笑，从宫廷到民间从未间断。唐代宴乐主要分为三种，礼乐、燕乐和俗乐。礼乐主要继承了秦汉以来的雅乐体系，燕乐是唐代最重要的音乐类型，主要是在官宴、家宴和客宴中使用的音乐，其中吸纳了大量的“北狄乐”表现形式。唐代宴乐舞蹈亦多以西域传入的“胡璇舞”为基础。

唐人对胡乐舞的广泛接受是对另一种来源于发达地区（古印度和波斯）文明的呼应和理解。异域文明的光芒借助乐舞照射到唐人的情感中，胡乐与唐人的情感共振显示了唐人对生命意识的外在表达，表现出唐人审美中的无限生命感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斑驳的壁画中，存放着历史记忆的碎片，1300多年的时光，渐渐苏醒，如同带着大唐的呼吸和体温，充盈在我们面前。千年前的壁画，似乎在向我们诉说那个黄金年代的故事。

郊外的聚餐还在继续，两边站立的小童，手捧着托盘，盛着3个精致酒杯。

唐朝人多嗜酒，对造型奇特的酒具更有着极致的追求。酒具，在很多时候，已经不单纯是一种盛酒的器皿，唐人赋予了精美酒具更多想象空间。

永泰公主墓前室东壁壁画中的这位侍女手中捧着一个奇特的器具，呈圆倒口马蹄形，从器具的材质来观察，和其他的手持器具完全不同，形状是一个杯子，甚至透过杯子，还能依稀看到后面另一位侍女的石榴裙，显然这是一只唐代贵族宴饮流行的玻璃杯。

长安向西一千多公里，帝国的西北边陲，当年弥漫了整个京城的欢歌笑语，从中原一直传到了遥远的边关。诗人王翰在塞外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此诗的吟咏之地，正是盛产葡萄美酒的凉州城（甘肃武威）。王翰所说的夜光杯，虽不是玻璃制成，但对唐人而言，所有玲珑剔透的材料，都会令他们如痴的迷恋。原本用来乘酒的器皿，被唐朝人赋予了太多的想象，早已超出了人们最初制造它的初衷，而这种想象，也召唤者帝国疆域之外的人们。

当时玻璃酒具，大多只能在皇宫中看到，而大多数普通官员，无法使用玻璃制品，只能使用金属酒具来代替。在昭陵壁画中，这位着男装的女侍，左手提着一个酒壶，这款壶，壶嘴尖锐细长，壶颈自然收窄，壶肚浑圆，上刻卷枝图案，壶柄如一美妙的弧线，与壶身完美的贴合在一起。在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也出现了这类金属酒壶的造型，[6]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则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物证。

中国使用金银器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的人，似乎一直沉迷在青铜器的光芒之中，对金银的使用，大多只局限在青铜器装饰之上。

这些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壁画中的图像资料，做工精致，远非汉人的铸造工艺能够完成，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工艺呢，它们的出现，似乎为我们揭示这一些隐藏已久的秘密。

曲江池畔的夜晚灯火辉煌，红男绿女交相掺杂，其中的一个小酒坊则相对安静地进行着一场小型谢师宴，宴会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杨存实的金银器工匠，他即将完成四年的學习成为一名官作匠师。

唐代的官作金银器制作具有相当规范的制度，唐早期即在少府监中尚署下辖金银作坊院，中晚期改设文思院，专门负责金银器制造，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相当规范的系统性。杨存实由一个民间工匠通过选拔后进入少府监中尚署下辖的金银作坊院学习，经过四年的学徒期才能独立工作成为官作工匠，他的主要工作是服务于皇家和上层贵族。出师后的工匠即成为具有官职的公务人员，在社会开放的唐代，这些通过官作坊培养的匠师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甚或高于一般普通地方官员。作为官作匠师的杨存实，他所制作每一件作品都会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是一般普通匠人不能企及的荣耀。西安南郊出土的银铤和西郊出土的“宣徽酒坊”壶上都刻有“臣杨存实造”字样，[7]匠师的名字出现在贵重器物上，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制作管理需要，同时也彰显了高级别匠师的社会地位。

唐代早期金银器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随着皇室的重视而迅速本土化，从而使金银器从铸造工艺中剥离出来，形成了典型的长安风格。锤碟錾刻工艺制作的金银器一般为皇家独有，是彰显皇权的象征。1988年在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大量金银器物，即是皇帝指派文思院匠师为供奉真身舍利而专门制造。唐朝上层社会对胡物的需求刺激了珍贵器具制造业的发展，为了生产出符合高层消费者追求新奇与奢侈需要的产品，大唐工匠与许多进入内地的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从客观上促进了异域文化本土化的过程。

壁画是我们今天认识唐代帝国最为最为直观的方式之一，在1000多年前，他们被画师赋予了鲜活的生命，显示了另一个世界里璀璨的色彩。穿过砖石和墙壁，让我们感受到，唐人那份美好的愿望。

对于历史的过往，往往使人产生种种挥之不去的联想，古籍里的记载，文物残片中若隐若现的端倪，透过壁画逐渐清晰的显现出那份人们期盼的真实。

野外聚餐中，正中放置着一个长方形的桌案，案几的三边各置一榻，每个榻上坐着三位，有的盘腿而坐，有的垂腿而坐，享受着春意的清爽。

这种坐姿，看起来非常随意、自在，然而，这与我们熟知的汉族坐姿，相去甚远。

这是一幅东汉墓室的壁画，壁画中描写了一场盛大的宫廷宴会。主人坐在左侧大厅中央，两旁分列着客人，画中可以看到，每位客人都以跪坐的姿势，分列两侧，面前各置一份食物。唐朝以前，人们还普遍保持跪坐，这是古时汉人唯一正式的坐姿。这种坐姿，看起来优雅，却不舒服。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携带着异域的风俗文化陆续进入中原，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胡床、胡食的引入对中原的传统文化形成冲击，人们由跪坐发展为垂脚高坐。[8]“席不正不坐”[9]的传统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坐具的出现，影响了中国从用具到生活习性乃至伦理文化等诸方面，特别是生活习性的改变，解放了对腿部的压迫，从而又带来了环境卫生身体健康及遗传方面的优势，[10]这些未尝不可归功于“胡床”的传入和接受。一种新型坐姿的出现了，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高桌大椅的出现不但丰富了汉人居室文化，同时改变了古代的分餐制制式，人们由独立分食改为围席聚餐的合食，伴随着传入的胡食，不但改变了传统的生活习惯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唐代胡食除酒类外主要分为四类，一是胡饼类，多为夹馅食饼；[11]二是调料类，例如引进印度制糖法所造的“石蜜”，[12]源自西域的胡椒；[13]三是蔬果类，例如康国的金、银桃，波斯的马乳蒲桃、蜜枣、西域诸国的葡萄、菠菜、芹菜；[14]四是饮品类，例如甘甜微涩的“三勒浆”[15]和用冰奶酪调制的“苏山”。异域胡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唐人的饮食习惯，并在汉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开放性的背景下，最终将这些外来文明化为己有。

唐帝国强盛的国力和富足的生活，让唐人开始追求更加奢华的享受，人们的注意力不仅在于葡萄酒的口感，对于酒的色泽和香味儿，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李白在诗词中，对葡萄酒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里所说的“琥珀光”，是一种高贵而凝重的橘黄色，这种稀有的颜色，是通过郁金香花朵提炼出来的。郁金香是古代稀有且名贵的花之一，也是专供贵族享用的花，这种花朵芬芳馥郁，具有浓重而明快的淡黄红色，从中世纪开始自波斯和印度西北地区传入中国[16]。

在普林尼时代，生长在西西里和希腊附近的郁金香被罗马人调入酒中，作为调酒剂。我们无法断言李白诗中所言的兰陵美酒是否也如同罗马人一样，将郁金香调入了其中。但与被罗马人作为喷雾剂，喷洒在剧场里相同的是，唐代皇帝出巡时也要在行道上喷洒郁金香水。[17]使得我们对这种浓郁的味道充满遐想。

盛夏来临，长安城变得酷热。午后，贵妃用西域贡献的茵挥香煮成香汤沐浴后，侍女们将剩余的香汁引入渠中，在华清宫中形成一条条流香渠，使得皇城的空气中充斥着淡淡的幽香。侍女们为贵妃的华服，挂上香囊，随着贵妃款款的步履，华清宫内香气荡漾。

凉亭下，玄宗跟亲王弈棋，杨贵妃在一旁观赏。乐工贺怀智在一旁轻弹琵琶，一阵微风吹过，贵妃的手巾飘落在了怀智的身旁，他悄悄将手巾藏了起来，回到家中，觉满身香气异常，甚至多年之后，仍然香气悠然，弥久不散。手巾上的香气来源与交趾供奉的瑞龙脑薰香，[18]龙脑香气持久，如蝉蚕形，非常珍贵，即便是杨贵妃也只得赐十枚。

熏衣的香笼、[19]身配的香囊、沐浴的香汤、点燃的檀香，无不借助于异域香料的芬芳而显现。香料在中唐之后已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作为进口大宗贸易的香料，在唐代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香料不仅丰富了唐人的物质生活，作为文化载体，也丰富了唐人的精神生活。同时香料还使用在佛教、道教、祭祀等宗教活动，唐代皇室尤为重视国忌日和降诞日在寺院行香设斋，道观也会在这些特殊日子举行斋酿法事为皇帝焚香祈福，这些都大大推动了佛教、道教行香的兴盛。

唐代社会嗜香风气盛行，随着唐朝香料、香材的消费市场逐渐壮大，仅靠外邦朝贡无法满足，更多的是依靠从事香料经营的胡商贩运到中国。当时的广州、扬州是香料的主要集散地。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在广州看到江中的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的商船，不知其数，所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20]同时，唐代中国也将大量香料输往大食等阿拉伯地区，[21]仅在《海药本草》中就记载了多达50余种的香药返销至大食。

进入中唐，人们对香料的喜爱逐渐发展到了痴迷的程度，富足的唐人竟然开始用香料建造亭台楼阁。唐玄宗为取悦杨贵妃，在兴庆宫内以林邑进口的沉香为原料建造了“沉香亭”。李白的著名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即作于沉香亭畔。

壁画，被大唐工匠们赋予了生命的记忆，给了我们追寻大唐盛世的一个通道，而在它的背后却是更多畅想遐思。

时间布满创痕，一面壁画的印记，记录着一个民族生息、变迁的生命历程。海纳百川，和平繁盛，这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想象空间。

漫漫丝路的驼铃为大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异域文明之花在大唐绽放的更加灿烂，与悠久的汉文化融成了大唐文明的营养。

大唐，以其稳定的政治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包容开放的精神力量成就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巅峰。

参考文献：

[1]（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

[2]史记.大宛列传.

[3]钟银梅.唐代羁縻州府制度评议[J].宁夏大学学报.2006，（1）.

[4]资治通鉴.一百九十五卷.

[5]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四卷.

[6]唐代社会流行的胡瓶多为西域诸国进贡的宝器，在《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唐代史料中，关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其他国家与唐朝交往的内容中屡有记载。有些也被用于皇室赏赐大臣和各国使节，如唐太宗赏赐李大亮金胡瓶和金碗《旧唐书·李大亮传》，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赏赐名悉猎胡瓶，《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天宝九年（950）唐玄宗赐安禄山“金靸花大银胡饼四”，安禄山则献“金窑细胡瓶二”（《安禄山事迹·卷上》）。又如《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和《全唐文·赐突厥书》都记载景龙五年七月己亥，突厥遣使献马，唐王赏赐银胡瓶盘及杂彩七十匹。《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全唐文·赐突厥书·17卷》。唐诗中也有很多关于“胡瓶”的描述，如“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等，《全唐诗·卷277·卢纶：送张郎中还蜀歌》。说明胡瓶在当时上流社会流行之广，是壁画中出现胡瓶图像的社会基础.

[7]197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鱼化寨南二府庄。高26厘米，小口，高领，凸肩，肥腹，平底，圈足。流管从肩部伸出，颈、腹之间置，双系耳，提梁已失，外底錾六十一字铭文。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8]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4）.

[9]论语.卷十，乡党.

[10]刘金柱、田丽娟.坐姿变化与中国人身心的解放——以宋人笔记为核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90～94.

[11]（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M].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

[12]（东汉）张衡.七辨[M].张震译.张衡詩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

[1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零.

[15]（唐）李肇.唐国史补.

[16]（美）谢弗E.H.Schafer.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74.

[17]（唐）花蕊夫人.宫词.全唐诗.卷七九八.中华书局，1960.8975.

[18]（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19]太平御览.七百一十一卷.

[20]（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M].丁如明等校点，上海古籍出本社，1985.

[21]（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M].丁如明等校点，上海古籍出本社，1985.

作者简介：

弓淼，任职于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