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晗

5月30日，香港尖沙咀海港城附近郵轮码头闸口一黑衣女放置炸弹物。警方接报后封锁现场部分区域，疏散600人，最后证实并不是炸弹物。虚惊一场。

6月3日，阿富汗首都发生连环爆炸袭击，警察在爆炸现场警戒……

每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上述类似事件在各地上演着。无论哪一次爆炸或者袭击，都牵扯着人们的心——到底最后有多少人受伤，能救回多少人？但极少人知道，每次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群极少为人所知的群体——拆弹专家。他们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把爆炸物拆除了。他们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经济》记者走近拆弹专家，了解他们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性情：冷静、低调

“只要外面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要去现场待命。”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闫群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般情况下，闫群和他的同事们两天值一次班，遇到像APEC、“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活动，“从筹备活动开始就要一直处于备勤的状态，一两个月不回家，都习惯了。”

在他们的生活中，从不考虑周几的问题，“因为知道周几也没什么用，还是按值班来过日子比较合适。”闫群很随意地说。

闫群所在的排爆队伍是1985年成立的，那时候全队只有七八个人，主要工作是对非法制造的爆炸物进行处置。

1996年，闫群参加工作，先做了一年多的天安门巡警。“那时候巡警的住所和排爆队伍的在一起。”闫群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从前，“心里就想着，要是自己能去拆弹就好了”。

那时候年龄还小，也还没对象，闫群就天天泡在单位，偷偷地学怎么拆弹。后来有机会可以调去排爆队伍，闫群就向领导请示，领导认为闫群还年轻，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迟迟未能答应。“最开始对排爆的危险性没有多大的认识。”记者问及闫群是否考虑过这项工作的危险性时，闫群脱口而出。

“磨了领导十多天，他们经过各项考察，才答应我进入排爆队伍，并由师傅带着。”闫群笑着说，“现在有时候他们还调侃我，这个排爆的工作是磨来的。”

实际上，闫群小时候就埋下了这颗种子，他特别热衷在家拆各种电器，总觉得有无穷的乐趣。“刚好有这样一个拆东西的机会，把兴趣和工作融为一体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闫群那时单纯地以为。

入队之后的很长时间，闫群才意识到工作的危险性。但是既然选择了，还是要继续坚持。

但闫群并未将这件事第一时间告诉父母。9年后，一次家庭聚会，当时他恰好从外面出勤回来，亲戚一问，闫群说漏了嘴。“父母当时倒没说什么，回家后就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从未说过。自那以后，每次我去上班，父母都叮嘱一遍，注意安全。”说到这，闫群心里酸酸的，毕竟隐瞒并不是他本意，“只是一个大男人，还让父母操心实在不应该，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

这么多年过去了，闫群父母和妻子都很支持。

和闫群聊天的过程中，多数时候，闫群话并不多，但总是能很准确地表达他的意思。他多次强调：“我们这行不愿意被曝光太多。”而工作的性质，也使他们多数情况下都能趋于冷静。

态度：与生命对赌

从世界领域来看，拆弹这项工作主要出现在军队、公安系统和维和部队中。在最初，拆弹人员主要对付的不是像电影中演出的恐怖分子安置的炸弹，而是敌军部署的地雷。二战后，有很多遗留地雷不仅未能引爆，也不能发掘，造成了巨大的隐患。这才有了拆弹人员来挖地雷。

我国的军事拆弹，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那时候主要用第一代的拆弹机，很多环节是人工作业，会出现一些伤亡事故。近些年，自动化程度提高，我国专业拆弹部队的设备机械，已经走在国际前列。如今，拆毁危险炮弹时，尤其是那些带引信、弹力引信的炮弹，已经实现了人机完全隔离。

相比而言，日常生活中的拆弹更为危险。

在一支排爆队伍中，一般三分之一的人员是主排手，其他是副排手。无论什么情况，主排手是要冲锋向前的，也就是万一有牺牲，也是主排手率先牺牲。

因此，做他们这行的，有个传统，每当主排手穿上防爆服走向可疑爆炸物前，他们都要拍一张集体照片，以防不测。也有一个禁忌，就是从不谈论死亡。“这会无形增加排爆人员的压力，对心理造成影响。”闫群解释说。

《经济》记者先后采访了北京排爆工作人员、深圳排爆工作人员和吉林排爆工作人员。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每次的排爆任务，都是孤独地走向死亡的过程。

在拆弹现场，主排人员需要在2分钟内把70多斤重的排爆服穿好。然后其他人员留在弹药的安全距离之外。主排人员一个人走向弹药中心。“特别是这几十米的距离，我们的心里非常复杂，既希望快点走完，也希望永远都不要走完。”吉林排爆人员朱建民说，弹药的时间需要争分夺秒，拆弹人员的生命也在争分夺秒。

穿上排爆服，心里就有千斤重，压抑感和紧张感也随之而来。第一次穿上排爆服，他们都几乎迈不开步子。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清楚。排爆服并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顶多是给自己留个全尸。闫群解释说，排爆服的材料和防弹背心一样，层数多、比较重，但并不是穿上就绝对安全。“假设1公斤纯炸药，距离3米远的情况下发生爆炸，排爆服能起到防热防碎片作用，但近距离下不能完全抵抗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像自制爆炸装置中的钢珠、玻璃渣、铁钉等伤害特别大。”

21年了，闫群一天最忙的时候要去9个现场，总共排了多少次弹，他也记不清楚了。

但他知道，每一次都是和生命在对赌。

2000年的一次排爆经历，让闫群与死亡只有3分钟之隔。

那是在北京崇文区的一个洗浴中心，前一天晚上，肇事者告诉店员会送来一份礼物。店员并未在意。第二天，闫群接到群众报警，店员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当闫群等人赶到时，第一时间把全场人员进行疏散，然后做好一切检查。之后闫群一个人走向了弹药所在地——更衣室的衣柜。闫群说那是一个发膜盒子大小的物体，他走近一看，发现上面的指针并未走动。这让他原本紧张的心情舒缓了些。“指针未动表明危险系数稍微低一点，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炸弹保留，一个是销毁。”闫群说，他选择了保留，谁知一碰炸弹，指针竟然开始走了。这让闫群捏了一把冷汗。

他迅速地把工具箱打开，对这个炸弹进行拆除。当时看了看，拆除的时间是4点57分，而定的引爆时间是5点整。

“3分钟，稍有犹豫，后果不堪设想。”闫群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

现实情况是，大部分爆炸物是一些人为了恐吓别人，自己做的简易炸弹，但由于技术不成熟，线与线之间的连接不顺畅，导致指针时走时不走的不稳定情况出现。有时到最终会发现仅仅是一场恶作剧，但每一次闫群他们出勤任务时都非常认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

愿望：早点退休

有时候朱建民会想，如果没有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也许他会走上另外一条安逸的路。但有时候想想，自己的手中系着一个城市千千万万人的安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每次剪断一根定时器导线，指针不动了，朱建民都会长舒一口气。

生命拴在裤腰带上的生活，闫群、朱建民他们过够了。他们都感觉，做这行时间越长越胆小。时常患得患失。但作为拆弹老手，又必须以身作则。

实际上，做拆弹这行并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闫群看来，重要的是临危不乱和懂得思考。很多时候，在现场，抉择就在一瞬间，稍微思绪混乱，就把命搭进去了。现在闫群除了冲在拆弹的一线外，还做一些训练和教学工作。

閆群说，他们就像外科医生，到底技能有多大，更多还是要在实践中锻炼。一天看一个病人和一天看50个病人，最终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闫群有自己拆弹的诀窍。他多次提到人物画像的构建，拆弹的次数多了，每次接近一个炸弹，他首先会根据炸弹的形状来进行反向分析。比如，不懂设计的人，做出来的炸弹类型可能会比较单一；极其专业的人，其设计出来的炸弹可能会更加细致和精美。“制作方法能判断出其心理和想法，是针对谁？为什么这样做？能得到这些基本的判断。”

现在做拆弹的年轻人并不多。一是工作危险，二是拆弹专家很难培养，一般四五年才能出一个合格的排爆手。

每往前走一步，似乎就会向死亡靠近一步。这样没有确定性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所以现在很多排爆手都是从公安系统内部抽调。

当然，如果真的不能适应这个工作，单位也会把人调走。

从全国的排爆手来看，北京是人数最多的，有几十人，其他省份相对较少，每个省份最多5人。现在年龄最大的排爆手是1968年的，最小的也有90后。

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早点退休”，这意味着生命不会再那么“摇摇晃晃”。

谈到薪资待遇，他们还是有些微词，简单来说，他们的待遇和公务员差不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拆弹专家告诉记者：“说实话，在公安系统，薪酬都一样，在哪个岗位都差不多。拆弹不同，做着时刻都会掉脑袋的事。有时候想想有些不值，也不求别的，就希望付出和得到的，能对等。”

关于这一群体的安全保障问题，《经济》记者向保险公司询问，是否能给拆弹专家这种高危人群买保险，保险公司给的回复是“不给保”。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高危人群出事的概率较高，会对保险公司的盈利造成影响，如果不区分高危职业和普通职业的危险级别，而以同样的费率投保，相当于普通职业的客户要为高危职业的客户分担风险，为他们高危职业的高保障成本买单。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保险公司的费率是根据不同职业的危险等级拟订的，这样高危级别的，需要保险公司专门为他们计算一个费率出来，以此来达到平衡。

同时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保险政策顾问郝演苏也向《经济》记者解释说，像这种高危人群的保险不是商业保险，而是特别的劳动保护措施，每个国家的政策不一样，但保障肯定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