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公明

《中国画画刊》提出了一个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议题：“人人都是大师的时代什么人才能称大师”，我想起过去曾经在文章中也顺带涉及过这个议题。一是在评论翁贝托·艾柯的《倒退的年代》（翁德明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5月）的时候，我说“不太喜欢中译本加上的副标题‘跟着大师艾柯看世界’—— 在‘大师’满地走的中国，艾柯可以不被‘大师’吗？”看起来与《中国画画刊》编辑部提出这个议题的想法有点接近，都是对这个“人人都是大师的时代”的一种真实感受；另一次是在讨论今日的大学与大师关系的一篇文章中，我认为“在今天，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的名言似乎已经人所共知，在大楼林立的校园中可以面无愧色地在各种校庆致辞中翻飞。但是，当‘何谓大师’的标准和共识本身成了问题的时候，‘大师’很容易就与‘大楼’一样成为世俗功利考量的指标，而不是精神上、学术上的高标。在这样的情境中，我认为应该让大学之‘大’的真谛体现在它所培养的人的身上——所谓大学者，培养出大写的现代公民之谓也。”在这里，似乎更像是对编辑部提出议题中的“什么人才能称大师”的一种回应：要有精神上、学术上的“高标”。

翁贝托·艾柯

富勒

涂尔干

罗纳德·德沃金

说到这里，想到一个问题：“大师”一词实有不同的使用语境，其中包含有相当复杂的因素。首先要检讨的是自己曾经在何种语境中使用过这个概念。比如，我曾在文章中称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年）为“英国军事理论和军事史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