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想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融合

2017-06-30金民卿李张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7年7期

金民卿　李张容

[摘要]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是两种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社会理想，二者既有本质性差异又有特殊共通性，它们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共时态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同时受到两种社会理想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理想建构的过程中，把两种社会理想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要义，又融进了大同社会理想的文化元素，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融合的具体路径和特殊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和逻辑依据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它又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融合的当代体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社会理想；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7）01-0023-08

[作者简介]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李张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项目编号：16KFS001）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在这里，“共产主义”和“大同”这两个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奇特地融合在一起，被赋予了相同的社会理想内涵，成为新中国制度设计的目标性建构，形成了强大的目标牵引力量。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不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制度取向，而且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和具体路径。

一、两种社会理想共时态地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社会理想作为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社会制度和合理的人类生存状态，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这两种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社会理想，恰恰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社会背景下共时态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一）社会理想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之际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近代以后，中国人为了实现政治变革和文化再生，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国外“新学”文化中发掘各种资源，提出了各种社会理想，制定了各种变革方案，虽然经历了曲折艰辛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中国社会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不断下滑。

在政治变革和文化复兴的双重努力都遭遇了多次失败后，一批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接过了历史接力棒踏上新征程，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引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大幕。

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包含着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政治实践相结合，以实现政治制度的重建和再生，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生。这两个向度都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即社会理想，也就是说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理想来引领人们，通过合理的制度建构和持续的实践努力，摆脱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命运而实现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并不断走向更加完善的社会建构和人本身的存在状态。

社会理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合理的社会理想建构，能够形成强大的目标引领力量和实践驱动力量，激发人们的历史创造性，形成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政策决策，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展开创造性实践，形成宏大的社会历史运动，实现社会的总体性发展。相反，不科学、不合理的社会理想建构，就会因其违背历史发展趋势，或限于某种认识狭隘性或阶级局限性，而导致社会实践的中途断裂和最终失败，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已經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人走上历史舞台后，就试图以崭新的革命实践来改变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线，这就首先要确立一种新的社会理想来动员和组织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此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呈现了两种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社会理想。

（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理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的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中国社会现实、规划未来社会发展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

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共产主义社会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而提出的未来社会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深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得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在此基础上，他们揭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科学真理，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共产主义是一种个人自由得到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性内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endprint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成分，进一步对共产主义社会做出了相对完整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建立在对人类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之上，建立在先前社会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想象，是科学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不是道德义愤下提出的空想。这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具有三大标志性特征，即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精神境界的高度发达、人的发展自由而全面。

共产主义绝不是简单的理论抽象，而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走向现实的社会理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理想的观点，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它“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但是仍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还需要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6}在发展理论的同时，列宁将共产主义理想推向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蓬勃展开，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走向国际性现实。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严重曲折，但这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共产主义依然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

（三）大同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滋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理想建构。

中华民族是富有理想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和社会的向往，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计其数的社会理想，如孔子的“天下有道”、孟子的“王道”、老子的“小国寡民”、墨子之“尚同”、荀子之“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等等，其中尤以大同社会理想影响最大。

在孔子的“天下有道”、孟子的“仁政”“井田”“王道”等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在秦汉之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大同社会”理想模型。《礼记·礼运篇》描绘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闲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个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大同社会理想是传统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对此孜孜以求。

大同社会理想同中国文化中的“三代治世”理想密切相关。孔子在其思想中就高度推崇尧、舜、禹，把他们作为圣贤的代表，把他们的时代视为“治世”的楷模，这种三代“治世”理想同大同社会理想的所指基本上是相同的。宋代以降，儒家越来越把“三代”塑造为社会理想范式，当然这时候的三代着重是指夏商周时期，但其文化内涵仍然是指理想化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寓兵于民、教民养民、官师合一、圣王合一、天下为公、风俗醇美、人心淳朴、王道政治等。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社会理想的建构模式，即“向后看”的尚古史观模式。

大同社会理想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日益浸透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当中，不仅成为知识精英的文化价值追求，甚至成为社会大众对现实社会的判断标准，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理想牵引力量。尤其是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代表的近代发展形态，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青年毛泽东就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就对康有为大加赞赏，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本大源”。毛泽东在信中讲道，孔子“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人们要达到“共跻圣域”的理想境界，“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盡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7}这些说法同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描述近乎相同。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30多年后，毛泽东在筹划新中国社会制度时还提及康有为及其《大同书》。

二、两种社会理想的异同比较及其差异融合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社会基础和历史时代，存在着本质差异，它们提出的社会理想具有明显区别。但是，同样作为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设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共通性。本质上差异与特殊共通性并存的状况，就有可能使得同时受到两种社会理想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两种社会理想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实现社会理想建构上的差异融合。

（一）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社会理想的本质差异

首先，两种理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两者有着巨大的时间落差和本质区别。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于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19世纪40年代。在工业革命推动下，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根本缺陷，私人占有制同社会大生产之间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日益凸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大同社会理想产生于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建立在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主要是基于社会不公和动荡状态提出的，集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道德伦理追求。endprint

其次，两种理想提出的理论依据根本不同。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上，依据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趋势；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正是通过这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大同社会理想建立在唯心史观之上，依据的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虽然也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缺陷，但只是一种道德和理论上的控诉，虽然也提出了一种天下为公的理想，但只是一种主观上的愿望和心理上的平衡；正是因为缺乏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这种美好的空想愿望往往把人们的希望引向并不存在的“三代治世”。

再次，两种理想的实现路径根本不同。共产主义的核心标志和根本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在此基础上实现精神境界的高度提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标志和根本基础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道德状态，在此基础上实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生活情境。这种区别決定了两种社会理想的实现路径也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共产主义理想首先注重的是客观条件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其根本路径是通过无产阶级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精神文明发展和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进入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大同社会理想首先注重的是主观条件即人的道德水平高度发达，其根本路径是通过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所谓的君子人格，通过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实现物质上的平均主义，人伦关系上的和睦相处，达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境界。

最后，两种理想的依靠力量根本不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后指出，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产生于并不断推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具有其他阶级所没有的特殊先进性；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它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及其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当然，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建立强大的同盟军一起奋斗。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是所谓的“圣贤”“君子”，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上贤”与“下愚”、“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等级差分，“君子德风”而“小人德草”，只有依靠圣贤君子的引领，社会大众才能提升道德境界，整个社会才能共跻圣域而实现大同。

（二）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社会理想的共通性

尽管两种理想在社会基础、理论依据、实现途径、依靠力量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区别，但是二者在建构方式、构成内容、价值指向、社会功能方面，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共通性。

首先，两种理想的建构方式具有共通性。虽然两种理想针对的具体时代现实不同，但都是对自身所面对的现实不足的一种克服和超越，都是立足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建构。大同社会理想针对的是“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礼崩乐坏”、贫富不均、社会动荡的现实，旨在通过圣贤政治、君子引领，消除现实的不足，达到天下为公、人伦和谐的圆满状态。共产主义理想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日益限制人的发展、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陷入普遍性异化的现实，旨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不合理的现存社会状态，建立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

其次，两种理想的社会功能具有共通性。它们都能够让人们在理想的对比下看到现实的不足，奋而展开对现实的批判和斗争，通过打破现实而走向更高阶段，因而具有现实批判功能；都能够给人们确立一个发展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形成强大的理想信仰力量，使人们在对理想的信仰中超越个体性生命而获得永恒化存在，产生主体创造力量，因而具有目标牵引功能；都能够使人们在理想的号召和凝聚下，组织起来形成整体，朝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因而具有社会动员功能。

再次，两种理想的内容构成具有共通性。它们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总体性建构，都包含着物质生产、精神道德、政治治理、人伦关系、人格发展等方面的内涵。大同社会理想在物质方面追求财富充盈使所有人“皆有所养”，在人伦关系上追求和睦相处、互助互爱，在社会关系上追求天下为公而不必为己，在社会治理上追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等。共产主义理想，在经济基础方面追求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关系方面追求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无阶级状态，在人的发展状态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

最后，两种理想的价值追求具有共通性。两者都把立足点和归宿点放在人本身，体现了对人的高度重视和终极关怀。共产主义绝不是一个“人不在场”的物化状态，而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社会化的人类”。正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并依据社会现实运动和历史发展趋势，构想了一个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愿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人本”文化，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标志就是天下为公的人类存在状态，其价值旨归就是实现人际关系的圆满和个人与整体的内在统一。

（三）两种社会理想差异融合的必要与可能

特定历史际遇下共时态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社会理想，虽然有着本质的差异，但也有着特殊的共通性，二者的差异融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endprint

一方面，两种社会理想的差异融合，不论是对于大同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理想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都具有特殊的必要性。首先，大同社会理想落后于时代，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强大的主体力量、有效的实现路径；仅仅依靠这种传统的社会理想，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无法引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变革，近代中国多次政治和文化变革运动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同社会理想必须要获得新的文化要素来改造和丰富自身，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文化体系，能够使得千年社会理想获得新生并释放出强大的文化号召力和凝聚力。其次，共产主义理想虽然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但毕竟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文化，必须要获得本土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认同，才能落地生根；而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已经深入到民族精神结构深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验性知识结构，成为中国社会大众的日常思维。如果强行以外来的社会理想取代长期存在于中国文化系统中的社会理想，必然会引起强烈的文化反抗，使外来社会理想难以立足。再次，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不可能完全切断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他们必然要立足于本国具体实践和本土文化传统来实践和发展共产主义理想。

另一方面，两种社会理想的差异融合也是完全可能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借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早在20世纪初就被梁启超等人介绍到中国文化界，并尝试把它们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他们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要义，没有完整准确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总体性内涵，没有洞悉两种不同社会理想的本质性差异，更没有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主体力量，而只是简单地把二者进行对接和比附，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大同社会、井田制、均贫富等，当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把两种文化结合起来，这个历史教训成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鉴戒。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对二者进行差异融合的理论资质。中国共产党人都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对大同社会理想也有比较精准的把握，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有深刻的理解，对共产主义理想有坚定的信仰，这是把二者差异融合的基本条件。再次，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对二者差异融合的高度理论自觉。他们走上历史舞台就把改造中国作为自己的历史担当，为此一开始就谋求把马克思主义同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三、确立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融合的一条具体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共产主义理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社会理想建构的逻辑结论，是中国先进分子把中国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差异融合的一种特殊方式，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路径。

（一）近代中国社会理想模式的转变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时期。中国人致力于将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同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社会变革需要的社会理想建构，大同社会理想开始向近代社会理想模式过渡，以特定的形式成为社会动员的旗帜。

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中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大同社会理想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平均主义追求、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结合起来而提出的。维新变法的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把大同社会理想同《春秋公羊传》的学说、近代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混合，把社会历史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时期，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9}；他详细列表阐述了“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明确提出“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其特点是“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1913年，他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反映其社会理想设计的《大同书》的甲乙两部，即“入世界观众苦”和“去国界合大地”两个部分，系统阐述其改良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学说，就是把大同社會理想、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杂糅的产物：“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10}；“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11} 。

可以看出，这些社会理想模式都试图把大同社会理想同国外各种社会理想融合起来。但是，因为这些社会理想模式所借鉴的理论资源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先进性，再加上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不准确，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和理想引领力量，都在实践中遭遇了失败的命运。面对这些失败，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新文化运动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在为《青年杂志》创刊号所作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并努力创造一新“社会”。{12}陈独秀眼中的新“社会”既夹杂着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推崇，又包含着对欧美民主社会弊端的超越，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因素。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中国未来社会理想的建构是新文化运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造中国”虽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共识，但在改造中国的思想指导和方式方法以及未来新社会的方向和要求方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则有不同的看法。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信息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始大规模传入，加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屈辱，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摒弃资本主义，倾向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其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最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指南，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也随之确立，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理想建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endprint

（二）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差异融合

从历史进程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共产主义理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理想建构的逻辑和历史的必然结果。从思想内涵上看，中国共产党人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把握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要义，同时也融进了大同社会理想的文化元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建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的，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内涵。1920年，第一个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提出：“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即“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13}1921年7月，中共一大明确提出：党的纲领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14} 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多次谈到未来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例如，“消灭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等等。{15}这些论述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远大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其实现路径就是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建构，也承袭了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的诸多要素，浸润着大同社会理想的文化因子，当然是被加以改造提升后吸收的大同社会理想的文化因子。1925年，毛泽东在批判国民党右派时，就明确讲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国际主义，“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最终“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这里的核心就是“人类平等、世界大同”。{16}1937年，在同史沫特莱谈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主张世界大同运动”{17}，当然这个世界大同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独立的基础之上。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直接把共产主义、阶级的消灭与世界大同相提并论。当然，他也明确指出了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的缺陷，即缺乏理论上的科学性和有效的力量支撑及现实的实现路径，因而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实践才能实现科学的大同理想即共产主义理想。

与此同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融合的具体探索。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确立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持续不断地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正确处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是他们在奔向远大理想道路上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新胜利的重要经验。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直接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宣布要铲除资本制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二大改变了上述主张，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步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18}。这种实现远大理想的路径选择，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把至高理想同现实路径有机结合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倡导理想追求但却不耽于空想主义，强调要把放眼长远与从实际出发、追求理想与从小处着手统一起来，以理想为牵引，以务实为根本，既要达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又要坚持脚踏实地地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了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的结合，既有拯救家国社会天下之宏愿，也有从小事一步步做起的耐心。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融合的当代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一远大目标的指引下，通过设定阶段性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形成了为实现共产主义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不同历史时期设定的阶段性目标也就是这个时期的共同理想。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性目标，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根源和逻辑依据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逻辑依据和思想起点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样整个逻辑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要回到我们的本源上去认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秉持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要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设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義理论的指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远大目标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不能切断的逻辑链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内含着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理想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的“富强”，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特征，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民主”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沟通；“文明”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相一致；“和谐”强调的是构建一个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20}。endprint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特殊阶段和过程，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一种继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我们要不断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不断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2}{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53，43、52.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57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306.

{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35.

{7}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72-78.

{9}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

{10}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55.

{11}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523.

{12}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9-90.

{13}{14}“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