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山东男子目睹母亲因欠债遭11人凌辱，刺死一人被判无期”的新闻，使得“正当防卫”议题再次成为上周末国内舆论的焦点，网络上的相关议论文章可谓连篇累牍，蔚为壮观。值此各路大能大显神通之际，笔者这里偏不说“正当防卫”，而是尝试探讨事件的另一面：有关血亲复仇，以及其来自遥远古代的“历史意见”--“为母报仇”到底该不该宽免？

山东的这起案件之所以如此热，除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有关“正当防卫”认定的现实困境，显然还涉及到中国人的另一种朴素情感：孝道。毋需讳言，虽然传统儒家思想历经几千年的起落和近现代的式微，但无疑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认知，。“辱母之仇不共戴天”，“母亲不救枉为人”，这些充斥中文网络的慷慨陈词，东亚文化圈以外的人多半是说不出口的，而有关“孝道”与“律法”的激烈碰撞，远非一时一日了。

两汉泛滥，屈法伸情

因“血亲复仇”问题而造成社会较大舆论震荡，始于汉代。此前的先秦，国家制度发育尚未完备，包括“报仇”在内的私力救济是一种普遍采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认可的争端处理方式。《周礼·地官》里甚至有为报仇专门设置的官员“调人”，其作用主要是对“民间复仇”加以规范，使这项民间事业得以健康有序的开展：让有仇债者可以避居他乡，审查报仇是否合乎于义，报仇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等。

到了大一统的秦代，由于統治者信奉法家学说，规定民众必须“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私人斗殴自由被剥夺，违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先秦民间复仇之风因此大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