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道德建设

2017-06-30双传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7年5期

[摘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为“陌生人社会”所替代，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内涵和边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公共场域不断拓展，公共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良好的公共生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构件和重要特征，它需要公共道德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基于当代中国公共道德建设的现状及成因分析，在新的形势下适应当代中国公共生活的巨大变局，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完善公共道德建构逻辑，把加强公共道德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一项“筑基”工程。

[关键词]社会转型；公共生活；公共道德；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双传学，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前，随着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升级，社会急剧转型、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带来了社会关系、公共领域的巨大变迁，传统乡风礼俗和伦理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变迁的大局。同时，现代社会是流动性社会，公共生活的开放性、异质性、互动性大大提高。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社会的来临使公共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社会在现代公共场域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各种问题更加凸显，公共生活变得更为广阔，更加复杂多变。这些问题给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也对公共道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良好的公共生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构件和重要特征，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好公民”，需要激发公共道德。以怎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公共道德引领现代社会生活，助力社会全面转型，成为现代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为此，特别需要观照社会转型这一突出变量，深入探究公共道德建设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布阵筑基。

一

道德有私域的道德和公域的道德之分。私域的道德即私人道德，是指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公域的道德即公共道德，又称为“公德”“社会公德”，是指存在于社会群体中间的道德，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约定俗成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与“私德”相对，这里的“公德”是指与国家、组织、集体、民族、社会等有关的道德。恩格斯曾说过，公共道德是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列宁也认为，公共道德就是“公共生活规则”，是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要求。可见，公共道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是社会普遍公认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公共道德对维系社会公共生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说私德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独善其身的问题，公共道德则主要确立公共生活的准则与义务，从而奠定了公共生活品质的德性基础。康德认为：“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没有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件。”①不难看出，作为道德之人绝不仅仅应该具有自保自爱的“私德”，更应该具有责任担当的“公德”，后者更能体现人的利他性的道德本质。只有公共道德才能从“类存在物”的角度定义人的价值，树立“社会价值第一”的价值定位。因此，“‘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能代替‘公共的道德品质，因为‘公共的道德品质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具有基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能力，更意味着一个人具备公共精神、公共理性以及公共品质”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三个层次，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道德内容的最科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道德价值十分重要，公共道德价值的地位与作用更为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公共道德均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共道德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用以调节和处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都是为了维护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服务的。两者的许多价值原则是内在相通的、一致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公共道德中的“德目”诸如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内在相通或高度相契。后者处于主导地位，是公共道德建设的价值灵魂和行为标杆，可以起着引导公共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旋律的重要作用，引导人们建立与社会主义本质相适应的公共道德观念。公共道德建设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切入点、载体和依托。公共道德建设能够促进社会大众形成共同的社会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实质上也是认同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两者相互促进、融为一体，两者应该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二

中国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综合国力迅猛增长，大国强国崛起之势已经确立。但是，大国之大，强国之强，不仅在于经济的现代化，更在于人的现代化；不仅体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实力，还体现为文化与文明方面的软实力、巧实力。尤其是要在新常态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大活力，拥有一个和谐有序的发展环境，就必须对公共道德的建设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具体而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推进公共道德建设，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公共道德关乎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效益质量之提升。人是经济发展中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公德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如果脱离了人的公共道德素养，经济生活必定无法正常运转。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事实上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意愿和选择里总是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现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③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其实是根植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上，不能将经济活动从它所发生的社会里抽离出来，和该社会的风俗、道德、习惯分别处理。简言之，经济无法脱离文化的背景。”②改革開放3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国人的公德素养却成为“短板”，各种道德乱象十分严重，引起了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此，亟需加紧提升社会公德的水平以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的人性化”和“商业的道德回归”。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说：“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性上来。”④在全球性竞争的新格局中，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完美转身”，就要从数量、规模的优势向质量、效益的优势的转化，以道德经济涵养常态经济，最大程度地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endprint

第二，公共道德关乎和谐文明的公共秩序和社会氛围之构建。公共道德是调节公共生活、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信仰和行为准则，是公共生活秩序的价值保障。在现代社会，伴随着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公共道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公共道德的良好遵循是对公共秩序和公众利益的重要伦理保障。如果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加强社会公共道德建设是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良好的公共道德遵循已成为一个社会文明风尚的重要“风向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尺度。总之，“好的公共生活能够培育公民良好的公共品质，而具有良好公共品质的公民又能够共同造就好的公共生活，实现好生活与好公民的双向良性互动”⑤。

第三，公共道德关乎公共精神的培育和人的现代化之实现。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⑥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追求，对社会公德的理解也不相同。现代社会要求其成员具有反映时代特色、适应现代社会的精神追求和品質人格。何谓公共精神？在帕特南的“公民共同体”概念中，包含了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以及社团活动情况等内容。所谓“公共精神”就是指在这种共同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平等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公民精神”内涵主要包括信任、宽容、互惠、合作、诚实、团结等公共精神，也包括契约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信用意识、法制观念等现代公民意识。⑦由此看来，公共精神是一种超越一己之利、致力于改善公共生活和建立公共秩序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态度。有学者指出：“公共精神中的自由、独立、开放、进取等品质本身就是人的现代化的品质要求。”⑧然而，这种品质并不会与生俱来。由于受到传统伦理文化的保守性、血缘—亲情的狭隘性以及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公共精神相对不足。基于此，传统文化必须超越宗族血缘和地缘乡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⑨。同时，还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引领，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价值观，以此来为提升公共道德建设铺平道路，正如法国哲学家莫兰所说：“我们的社会的原子化需要新的发自内心的团结共生的精神来弥补”⑩。总之，培育人的公共道德意识，提升人的公共品质，培育勇于开拓创新、独立的个性品质、坚定的自信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自尊和尊重他人的现代人格，有利于培育人的公共精神、公共理性和现代人格，实现人的现代化。

三

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公共道德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道德建设“爬坡”有力，但“实然”与“应然”“存在”与“本质”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具体说，公共道德建设依然存在三个明显的“短板”：一是公共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完全适应。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拓展了更加广阔的公共生活空间，为公共道德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也使公共道德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观念文化变迁慢于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变迁的“文化堕距”现象相对突出，“硬件很好，软件不行”的文化病灶比较明显。二是公共道德建设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开放性、异质性、互动性大大提高，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社会的来临使公共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社会在现代公共场域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各种问题更加凸显。这些都对公共道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三是公共道德建设与人的现代化要求不完全适应。公共道德中蕴含着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缺失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公共精神”，而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当“为自己而活”成为一些人的生存策略乃至道德理想的时候，公共精神的成长通道更为狭窄。此外，公共道德缺位也影响社会关系现代化。公共道德缺位极易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进而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现代人的人格缺陷也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人格的特殊性得到承认和尊重，但因循守旧、相信命运等“传统人”的人格特征在一些人身上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些人格特征驱使人的行为方式偏离现代化方向。{11}具体而言，导致当下公共道德建设中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标杆群体的价值传导效应不够彰显。公共道德在本质上是调节公共关系的行为准则，公共道德行为比一般道德行为更具公共性、社会性、示范性特征。公务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文化名流等是社会公众人物，他们站在社会舞台最前沿，占有更多资源，拥有更大话语权，是社会大众高度关注的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大众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必然成为公共道德生活领域极具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的标杆群体。注重发挥标杆群体的道德引领功能与价值传导效应，强化对他们的道德约束，对他们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是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共同经验。在当下中国，社会标杆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严于律己，自觉地践行公共道德，但仍有一小部分人忽视自己的道德责任担当，甚至起到极坏的负面道德作用，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例如，公务员群体中的公权力道德，它“发生在掌权者行使公共权力、服务社会公众的过程中，是一种公共性的、公务性的和公权性的伦理道德”{12}。公权力道德在公共道德领域具有重要的社会引导作用，可以说，公共权力道德是引领公共道德的风向标，公权力的道德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和支柱。官德与社会风尚的耦合，进一步放大了官员道德公共效应。当前，一小部分官员腐败现象成为社会公众的关注热点，对社会公共道德生活造成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伴随网络时代的传播效应，一个小范围的官德污点事件往往在极短时间内诱发成现象级的公共道德大事件，给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带来极大冲击，影响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

第二，社会公共空间的道德教化功能较弱。公共道德的生成离不开道德教化。所谓道德教化，就是运用理想信念、伦理道德、高尚人格等人类文化造就的一系列优秀成果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进而为人们设置意义世界、创立精神家园的一种教育、感化活动，它是人文精神在现实世界的投射与再建构。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谋划”，公共道德同样是以其开放性、商谈性、教化性展现其现代性的向度。但是，从实际来看，主要以公共生活形式呈现出来的公共空间并未能充分突显现代性的取向。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许多传统道德逐渐失去效力，而现代道德特别是公共道德尚未完全确立，出现了所谓的公共道德“真空”或乱象。例如，一些人缺乏公共空间意识，甚至刻意模糊公域与私域边界，对公共道德没有敬畏之心；一些人把市场经济原则简单理解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误读财富的道德真理与伦理本性，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原则。近年来，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安全等领域爆发的一些事件既是个人道德缺失的表现，更充分暴露公共道德失范所诱发的社会风险。长期以来，个体德性的道德教育一直是我们强调的重点，实际上这种道德教育模式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认识到，任何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都是在特定的伦理场域中活动的，公共空间的道德教化理应成为也必须成为公共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endprint

第三，制度化约束与非制度化涵育协力机制偏软。德性始于教化，成于规范。德法并用是推进公共道德进步的基本原则和有效手段，也是国际上的普遍经验。公共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通行的公共规范与行为准则，本质上与制度所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与公平性自洽相融，公共道德建设除了要发挥道德理性、个体自律外，更加需要以制度理性推动公共道德沿着相对明确和固定的方向稳步前进，从而实现教育和管理、自律和他律的有机结合。但是，客观上讲，在公共道德建设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失之于宽、失之于短、失之于软的现象比较突出。所谓失之于宽，就是泛泛而谈，对象不明，职责不清。所谓失之于短，就是缺少相应的道德规范，形成制度空白。很典型的就是对网络空间的公共道德规约问题。互联网的兴起既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共享，同时也为舆论狂欢盛宴拉开了序幕，任何不满都可以以或真实或虚拟的身份在网络上发泄，使压抑的情绪得到极大释放，但是，如果没有道德层面的规范与约束，网络空间很有可能就成为侵犯公共道德的“跑马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网络事件极大地触犯了公共道德，在真相不停翻转的背后是对公共道德戏谑与随意，往往不仅穿越了个人道德的底线，更挑战与考验公共道德的底线。在这里，就不仅需要个人的道德自律，更需要以规范約束为人们的网上道德行为划定制度红线，进而通过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化因素的同向发力，共同构建一个清朗的网上公德空间。所谓失之于软，主要是制度约束缺乏刚性，缺乏力度。制度化约束与非制度化涵育协力机制偏软，从大的方面来看，与我国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水平还不高有关系；从具体方面来看，也与公共道德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道德都适合制度化，这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具体分析。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等等讲话，都反映了我们党对道德对兴国立人重要战略意义的肯定和重视。与此同时，我们党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注意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3}。推进公共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意义重大，需要在后者的引领下，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体而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共道德建设的“路线图”主要关涉三点。

第一，树立价值标杆，在引领价值传播中为公共道德建设“铸魂”。当代中国的公共道德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灵魂和圭臬，树立价值标杆，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分清善恶良莠，否则，公共道德建设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共道德密切关联，前者是后者的灵魂和指针，后者是前者的体现与载体，加强公共道德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可靠的载体和实践依托。在引领价值传播中涵养公共道德需要做到两点：一方面，应把公共道德涵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公共道德、公民美德、公民品格教育，涵养人的“公共心”，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公共道德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本质上它是理性化的道德品质，因而它的培养需要自觉的意识，需要教育熏陶。公民道德教育可以引导公民总结公共生活经验，确立和形成公共理念和公共良知，也可以引导、推动与激发公民将公共知识转化为公共情感、一致的公共信念以及公共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另一方面，通过“生活逻辑”的实践转化、发挥标杆群体先导作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出场”以及实施立体化传播等方式，实现公共道德涵养的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人的公共道德品质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同时，它也不是单纯的教育和知识学习就能获取，从根本上说，它是在公共生活实践中通过学习标杆群体以及涵养培育等途径逐步习得的。特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一定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4}。

第二，建构文明家园，不断优化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涵养公共道德离不开良好的公共空间和社会氛围，因此，加强公共道德建设，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打造文明家园，在优化公共空间过程中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实际上，公共空间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优化公共空间更应关注进入公共空间的人及其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公共空间中的讨论、协商，有利于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的演化形成。毫无疑问，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应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牵引力，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始终重视社会效益，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丢，阵地不能丢。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是人们关联互动的重要场合与纽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对于优化公共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应积极为人们平等参与各类公共事务创造平台、条件和机会，尤其应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公民参与，不断增强他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归属感、认同感。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对于涵养公共道德越来越重要，要把网络空间建设有效纳入公共空间建设工作体系，不断加大投入，让网络空间成为公共道德建设的坚强阵地。

第三，推进制度创新，为公共道德提升提供制度保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来铸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的制度，构建涵盖宏观和微观的制度体系，以此为公共道德建设保驾护航。制度是培育公共道德的重要保障，在公共道德的涵养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作用。建立科学的积极的制度，能降低道德风险、促进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有序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5}因此，“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16}，应完善有助于涵养公共道德的制度体系，发挥其公共道德引导与社会行为约束作用，更好促进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和公共空间的有序化。对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败德行为，应善于从制度层面从严治理，让思想教育的软约束与制度规范的硬杠杠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刚柔并济，以双轮驱动为涵养公共道德提供持久动力。要加强和完善法律制度，“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17}。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要强化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的法规制度意识，“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18}，在全社会开展关于公共生活的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公民牢固树立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公共意识，形成尊崇、遵守和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endprint

注释：

①[德]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代序”第7页.

②叶飞.公共交往与公民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

③[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王彤译.资本主义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8.

②[美]弗兰西斯·福山著，李宛蓉译.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20.

④[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孙瑜译.伦理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59-260.

⑤冯建军.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78.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

⑦参阅[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0-104.

⑧刘鑫淼.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0.

⑨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⑩[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思想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0.